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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治國？習近平時代的女性參政(2)
中共高層領導人乃至全球政治由男性主導的現象，學者及關注中國性別議題的倡議者指出，高層政治的性別比例分配只是冰山一角，必須關注更深層的職場、家庭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以及性少數人口。
90後的Will Chen在美國讀研究生，人在美國的Will說自己設想著回國可能遇到的種種狀況：被家人親戚催婚、求職受限制、無法和朋友談論性別平等，以及充斥著性別刻板印象的媒體。Will通過電郵告訴美國之音，從本土的各大平台、公眾號到日韓潮流，“對女性鋪天蓋地的苛刻要求令人頭痛，對‘完美女性’有著不可能的要求。”
多重原因
長期研究現代中國、思想史以及女性和性別議題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柯瑞佳(Rebecca E. Karl) 認為， 中國政治由男性主導的背後因素，源於中國特有以及全球皆然的各種原因。
柯瑞佳教授強調，她不認為文化是完全或主要的單一因素，而是包括以財富積累為導向的經濟和政治結構與文化互相影響加成。
她對美國之音說，“歷史學家、記者和觀察家對於女性為什麼被排除在中國政治之外，大家的見解分歧。我認為則是和人口特徵有關，和文化有關，也和特定經濟結構的出現有關，和很多東西都有關，混和在一起的結果。”
職場歧視
女權觀察人士說，在社會生活層面，種種公開或迂回的歧視限制著女性的公共生活。
蘇子認為：“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反歧視和反暴力。比如更高層的政治領導，怎麼這麼少女性，我們可能可以問一個問題是有可能是職場的性別歧視導致只有幾個女性或沒有女性參與高層的政治決策。”
中國女權活動人士呂頻提到了中國浙江大學一名教授前些日子公開表示不歡迎女研究生的例子。這位教授在微博上發文說女性“讀研後繼續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大多混個文憑準備畢業”。
呂頻告訴美國之音：“今天女人在社會生活的很多領域，都在非常地努力，而且他們所以的努力都是有抗爭性。哪怕你今天想要在一個商業公司裡面，女人想進去一個位置，她的努力都是一種鬥爭。因為市場的體制，商業公司的體制也是一個男權。”
Will Chen則根據聽聞認為，“來自單位的就業歧視可能比較嚴重，比如遇到女性會考慮她幾時生小孩，怕她影響工作進度;還有一些公司只收男性，讓很多女性失去機會。” Will舉例說，“公司總有各種辦法避免帶薪產假，比如一開始就不雇用打算生育的女性，一懷孕就各種刁難，所以法律有時形同虛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中共19大期間的一篇報導還提到，中國的“白酒文化”也不利於女性的升遷。報導提到，如果女性參與喝酒，可能會被認為不檢點，如果不參與喝酒，則難以打進小圈子。
家庭因素
隨著中國社會的對外開放，中國女性、尤其是沿海或城市的女性發展的空間不斷加大，受到的束縛越來越少。但是批評人士指出，國家之外，傳統的家族框架，仍然約束著女性的生育自主。
Will Chen 認為，中國存在著“一種大眾難以察覺的性別歧視”而且是“明目張膽的打壓”。Will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政府前段時間宣傳樹立良好‘家風’，還有幾千年來對孝順的強調，其實就是推卸責任、用道德取代權利的一種手段。把養老責任推給兒女，警察遇到家暴不辦案，反家暴法遲遲才通過......其實就是希望把社會問題留在家裡解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女性往往是受害者。”
柯瑞佳教授說明，中國許多女性被要求應該以家庭為重。她認為，中國生育政策邁向二胎化的改變，同時並沒有提供女性社會安全網幫助女性自主決定生育事項的情況下，更加影響了女性參與政治的可能性。
她強調，這也有階級、城鄉和財富的區別。中產或上層階級城市家庭的女性，相比其他在二線城市等等的其他人，通常受有良好教育以及憑藉努力有很好的事業發展。但是，其他女性很多仍然深受性別規範和家庭打壓。而從歷史來看，“女性在家族的生育並非獨立自主的，而且家族傾向於對女性身體冠以巨大的控制。家族還是控制了女性生育的決定。”
柯瑞佳教授說， “我覺得總體而言，歷史上女性被家族逼迫生產男寶寶。所以我認為取消生育控制意味著，女性生育不再是國家政策一部分了，但重新被家庭控制。”
蘇子提及自己說中文的時候，“時常不能把國和家分開的frustration (挫折感),這就說明了國和家如何地聯合在一起。”她因此認為，文化上的改變也是重要的。
男女之外
蘇子說：“中文這個詞國和家是寫在一起的。至少在看中國的這個政治女性公共參與或性別平等方面是不能離開家。比如只討論女性和參政卻不討論中國很多單身女性面臨被逼婚的問題，或者是很多酷兒(Queer)無法生存，性少數人口的生活並不得到支援，這些情況都是現象的整體。”
性別權益人士說，“齊家治國”的觀念以及家族和國家對個人的要求，也是性別不平等的源頭之一。他們還提到，受到歧視的還不僅僅是“女性”，還有性少數人口。
蘇子說明自己對“酷兒”的定義是一個人挑戰了她所說的“正統順性別主義(cisgender normativity)還有正統異性戀主義(heterosexual normativity)的規制”，去反思與挑戰“在國與家這兩條路之外的第三條路是什麼？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而不是去走別人畫好的路。”
“異性戀正統和順性別正統”指的是把異性戀、順性別奉為圭臬,認為那是一切的標準。“順性別”指的是出生時被認定的性別(sex assigned at birth)與自身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一致。“異性戀”(heterosexual)則為一種性取向。順性別異性戀者占社會的多數。社會上性少數人口還包括像是出生時被認定的性別(sex assigned at birth)與自身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不一致的人，例如跨性別者，以及性取向為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等等群體。
Will Chen也認為，中國社會鮮少見到有關中性人、性別酷兒和跨性別的討論，"即使有也大多專注于顏值而不是文化和群體"。
出路何在?
在社會結構與多重因素的層層影響下，人們可以怎麼樣找到性別平等的出路呢？
在政治參與的脈絡下，蘇子希望更多的人能意識到自己可能通過更加系統性且體系內的方式，代表女性或多元性別，去參與政權。她說：“比如說像是公民社會的參與也許是更重要的一個衡量標準在看一個國家是否為性別多元為性別平等做推進。”
呂頻希望大家能認識女權主義的重要性。她認為，“女權主義對中國的重要性遠遠沒有被認識”，同時，她覺得動機很重要，也就是不想忍耐眼前所見的痛苦，希望對這些痛苦有所幫助，想要讓社會變得更好。
Will Chen期待社會增加男女兩性之外的性別討論，並且減少使用異性戀正統規範的標準來定義女性的社會行為和穿著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