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十年”：專家解讀華盛頓為何未能充分回應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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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十年”：專家解讀華盛頓為何未能充分回應中國崛起

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其共和黨競選對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進行歷史性總統大選辯論之際，辯論會否以及如何觸及美國對華政策與美中關係成為焦點。

美國外交界兩位重量級專家最近在一本新書中表示，華盛頓在2010年代未能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做出充分的回應，可能是自1945年以來美國最嚴重的政策失誤。作者認為，美國在2011年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後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因為美國並未真正的轉向亞太，而這樣做至關重要。

布萊克威爾大使(Robert D.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剛出版的《失去的十年：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實力的崛起》(英文名：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以下簡稱“失去的十年”)一書中表示，從2011年奧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洲”，到2021年左右拜登政府開始部分地將重心轉向亞洲的這個十年是失去的十年。

這兩位作者認為，華盛頓在2010年代未能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做出充分的回應，這可能是自1945年以來美國最嚴重的政策失誤。在此期間，中國的實力和自信大幅擴張，美國國內分歧加深，世界對美國的意圖、持久力和能力的懷疑日益加深，如今美國在亞太所處的位置比宣布'轉向亞太'時更弱。

在這本書出版之際，在川普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長文，呼籲美國與中國在經濟上完全脫鉤，加大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對手的強硬態度，以維持世界和平，其中包括把美國所有的海軍陸戰隊派駐到亞洲。

不過，奧布萊恩23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面向全國》的電視節目採訪時從這一立場上有所後退。他說，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只派出“戰鬥部隊”，而不是“整個海軍陸戰隊”。

「重返亞洲」為何成敗筆？

2011年10月，正值美國史上最大的恐怖攻擊事件「9.11」發生十週年之際。美國各界充滿了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厭倦感。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ary Clinton)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宣布：「隨著伊拉克戰爭接近尾聲，美國開始從阿富汗撤軍，美國正處於一個轉折點上。在過去10年裡，我們為這兩個戰區分配了大量資源。價值觀。

這就是美國的“亞洲戰略轉向”政策(Pivot to Asia)，又被稱為“亞太再平衡戰略”，或者是大家更熟悉的“重返亞太”。

《失去的十年》作者認為，這個策略失敗了。作者之一布萊克威爾用一句話概括了它失敗的原因：「任務太艱鉅，要足夠快地完成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難了。」

書中提到，在宣布「重返亞太」政策的前一天，歐巴馬政府宣布美國在進入伊拉克7年後撤軍。但是撤軍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以至於不得不又重新進入。到2011年底，美國在阿富汗駐軍人數增加了近3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地的軍事開支也增加至巔峰數字。美國似乎陷入了一個死循環：大量的物力財力人力被消耗，卻毫無回報。同時，太平洋地區的巨大活力尚未充分開發，中國正在不斷發展。

書中總結了「重返亞太」戰略失敗的幾大原因：第一，美國長期低估了中國帶來的挑戰；第二，其他地區衝突不斷，分散了美國的精力：舊的衝突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敘利亞、伊斯蘭國等問題，新的衝突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再度爆發的中東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第三，美國歷屆政府對「重返亞洲」的具體目標、財政開支、政策細節一直存在分歧；第四，此議題在美國國內關注度過低，導致沒有一任總統給與足夠重視；第五，亞太地區沒有發生類似珍珠港偷襲或「911」那樣的爆炸性事件引起足夠關注。

「失去的十年」這樣總結：無論如何，目前和可預見的未來，中美之間都不存在任何可以達成的「大交易」。美國和中國有著不同的歷史、政治文化、價值觀、國家利益、長期外交政策目標以及對國內和國際秩序的看法。鑑於兩國政府目前都在爭奪印度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地位，雙方都需要高品質的外交，以避免災難。

美國需要重新轉向亞太

書作者強調了亞洲的重要性：亞洲擁有世界60%的人口，有前五大經濟體中的三個，佔全球40%的GDP，全球總出口量的41%和進口量的37%，有全球一半的現役軍人，前十大軍事力量中的六個，九個擁核國家中的五個，以及世界前十大碳排放量國家中的六個。

他們認為，考慮到亞洲在經濟和外交上的關鍵重要性，以及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持續威脅，即使經歷了失去的十年，「重返亞太」戰略仍是美國正確的戰略取向，也應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

「將美國的注意力、時間和資源大幅轉向（亞洲）將增加美國在本世代決定性競爭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們寫道。

本書作者之一，84歲的羅伯特‧布萊克威爾是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亨利‧基辛格美國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擔任過小布希總統負責戰略規劃的副國家安全顧問，2001-2003年出任駐印度大使，曾在哈佛大學執教多年。理查德·方丹是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首席執行官，國防部國防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旨在促進日本、西歐與北美之間更密切合作的非政府國際組織三邊委員會的執行董事。他曾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任過職，也擔任美國已故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外交政策顧問。

美國之音就此書採訪了理查方丹。

問：你們寫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

答：我和我的合著者羅伯特‧布萊克威爾大使最初在外交關係協會的一個計畫中開始研究轉向亞洲的問題。這個問題引發了一系列有關美國如何以及應該如何確定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的非常有趣的問題。美國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國。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歐洲和中東都有重大危機，但它卻將亞洲視為其優先地區，並把中國視為其頭號的長期挑戰。因此，這個問題依然是，你如何平衡這些事情？當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如此多的事情時，你如何將我們的外交政策重點集中在一個地區？這促使我們回顧重返亞洲這一概念的演變，並試圖從這個經歷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以指導美國如何向亞洲轉向。

問：美國政界在對華政策的態度上，從提出「轉向亞太」到現在，有什麼樣的改變？

答：它變化很大。當時，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政府，實行的政策都是「接觸但有防範」。與中國接觸的前提是，透過貿易、資訊流動以及外交接觸，將中國拉入或至少歡迎中國加入國際機構和組織，那麼你會看到中國自身的轉變：要麼是國內自由化，也許甚至是民主化；或至少中國會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個更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它會接受現有的規則、制度和秩序，而不是顛覆它們等等。這就是當時的想法。但一直有“防範”，因為沒有人能確定這是否會奏效。所以一直存在防範，本質上透過增加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加強美國的聯盟、貿易政策等來平衡。但如果快進到現在,幾乎沒有人還相信接觸會導致中國的轉變。中國在過去幾年裡實際上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中國不是變得更自由、更民主，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不自由了。中國的國際行為，至少可以說變得更具進攻性，而不是更少。所以現在我認為，人們的共識是，接觸政策沒有奏效，美國和中國處於一種根本性的競爭關係中，這種關係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問：回顧歷史，美國的亞太政策哪裡做得不對？哪些錯誤本不該犯？

答：正如我們在書中試圖論證的那樣，即使美國按照計劃轉向亞洲，坦白說，我們也希望如此，我們仍然會面臨來自中國的重大挑戰。這不是什麼能讓我們擺脫挑戰的靈丹妙藥，但美國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來應對挑戰。

例如，美國試圖增加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資源，發現這非常具有挑戰性，但如果它這樣做了，它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來阻止與中國的戰爭。現在你看到，美國在這方面正迅速迎頭趕上。當然，在那段時間裡，你看到了中國軍事力量的巨大增長。美國試圖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貿易協定，但最終未能成為其中的一員。如果我們能做到了這一點，它將帶來經濟利益，包括亞洲一些主要國家擺脫對與中國貿易的依賴，而實現多元化。所以再說一遍，這些都無法消除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但現在你可以看到，美國正在努力彌補失去的十年所失去的時間，並在外交和軍事上採取類似行動，但在經濟上還沒有真正採取行動，以便使自己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處於更好的位置。

問：有些中國人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我們中國不能按照自己的思路來發展？為什麼一個經濟、軍事上強大的中國就一定要成為美國的對手？

答：首先要注意的是，我們所看到的挑戰並非來自中國人民。我認為，美國其實非常欣賞、熱愛中國人民。事實上，我們為什麼關心中國的人權議題？因為我們關心中國人民的人權。當談到中國是否希望建立一個不同的世界秩序時，我們最終感到關切的還是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能力。

看看習近平和普丁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發表的聲明。他們在聯合宣言中闡述了他們所希望的世界秩序的方式。它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所謂的普世價值，民主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決定民主的涵義。因此，民主並不一定意味著你可以選舉你的領導人。它意味著，中國式民主、俄羅斯式民主、伊朗式民主、美國式民主，它們都只是同一件事物的不同變體。但中國已朝著這項目標採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中國宣稱對整個南海擁有主權。中國曾經承諾不會在那裡建立軍事化島嶼，可是他們食言了。

中國領導人繼續談論中華民族的大復興需要統一台灣，他們不會排除使用武力統一台灣，即使台灣人民不想與中國統一。那將改變領土秩序。中國的經濟行為，無論是國家或企業、補貼或其他東西，肯定是對現行經濟秩序的改變。所以把所有這些事情放在一起，這就是與美國所追求的世界秩序不同的願景。

問：很多學者有這麼一個看法：當初美國天真的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了，政治也會跟著走向民主化。但是我們都知道，事與願違。美國政界現在算是「醒來」了嗎？

答：是的，美國已經覺醒了。正如你所說，有時我們的中國朋友會說，你認為你們透過更直接地將中國拉入世界並與中國進行貿易和接觸，我們就會變得民主。好吧，是誰告訴你的？ ！當然，部分原因是我們看到東歐、台灣、韓國和其他地方所發生的情況，即隨著它們的經濟更加繁榮、更加融入世界，它們也變得民主了。但這顯然並不意味著中國也會如此，而且中國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我想，是的，大概五、六、七年或四年前，取決於你談論的是誰，我認為人們認識到我們必須認清現實，那就是中國的未來最終是由中國人自己決定的。

因此，我們不應該制定旨在使中國轉型的政策，而是我們對中國製定的某些政策只是對這些政策作出反應，而中國所做的選擇是對美國想要生活的世界的直接挑戰。因此，你們面臨一個無限期的競爭時期，我們必須參與的就是這種競爭，而不是希望中國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不應該制定要改變中國的政策，我們只是要訂定應對政策。中國所做的選擇是對美國想要生活的世界的直接挑戰，所以兩國有一個無限期的競爭。我們必須參與這個競爭，而不是希望在未來的某個時候，中國會改變。

問：你的書中也提到，美國歷屆總統和政府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政策，這往往導致某些政策很難貫徹到底，例如「重返亞太」。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是不是常常如很多人所言，導致效率低落？

答：一人專制確實效率高，但是，如果你的領導人做了錯誤的決定怎麼辦？在美國，我們的決策者最終要對法律、國會和美國人民負責。美國人民可以每四年改變他們的政府，如果他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話。在中國，這些都不可能。所以如果你的領導人做了一個你認為是好的決定也就罷了。如果他做出了一個你認為是糟糕的決定，那麼你就倒楣了，你沒有反對這個決定或這位領導人的自由。如果這位領導人做得不好，你就沒有機會更換他。

民主有它的缺點。它可能在政治上出現兩極化。它可能很慢，它可能很難。當然，更難的是，如果你有一個獨裁者，他會做決定，然後每個人都必須服從。民主不是這樣運作的。但是民主的優點遠大於缺點：基本權利和自由；糾錯機制；如果決策者走錯了路，可以更換他們；允許自由社會中的人們追求他們認為美好生活的不同想法，但能夠做到這一切，而不需要政府告訴他們必須如何做。

從整體來看，民主是否比高效率的中國專制制度更好？人們用他們的腳投票。有很多人從中國來到美國，包括當他們不能合法入境時從南邊境非法入境，因為他們想在美國生活。我沒有看到任何美國人越過蒙古邊境進入中國，因為他們渴望在那裡生活。所以我認為人們總體上知道什麼對人類繁榮更有利，畢竟這也是這整個計畫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