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週日晚結束了為期兩天對中國的訪問。儘管美中雙方都表示有必要穩定兩國關係，但分析人士指出，雙方的和平意圖並不能解決兩國之間的根本份歧。有分析認為，美中之間確實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但能否彌合分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管控分歧。也有人認為，鑒於這種“結構性”緊張的存在，美中關係終將進一步惡化。
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布林肯結束訪華，美中就必須穩定關係達成共識，但“重大分歧”難以彌合
美中就必須要穩定關係達成共識
布林肯在兩天的訪問中，與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以及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內的多位高層官員舉行了對話。與訪問前預期的一樣，布林肯的到訪並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進展，不過，雙方就必須要穩定關係達成共識。
布林肯訪問結束後，在北京美國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說：“在北京，我與習近平主席進行了非常重要的對話，也與我的對等官員王毅主任和秦剛國務委員進行了坦率、實質性和建設性的會談。雙方同意有必要穩定關係。”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北京美國中心舉行記者會。（2023年6月19日）
習近平是在最後一刻決定與布林肯會晤的。在兩人會晤前一個小時，媒體才得到通知。
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宏觀地緣政治高級分析師的阿里·韋恩(Ali Wyne)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美國之音，“習主席與國務卿布林肯會面的決定表明，不僅僅是美國，中國也意識到減緩美中關係惡化的重要性。北京不希望被美國的盟友和夥伴認為它拒絕穩定關係的努力，以免他們傾向於與華盛頓進一步結盟以對抗中國的影響力。”
布林肯和習近平只會晤了三十幾分鐘，用中國的話來說，習近平是“禮節性”會見了布林肯。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前國務卿邁克·彭佩奧(Mike Pompeo) 2018年10月再次訪華時，並沒有見到習近平。從彭佩奧最後一次訪華到這一次布林肯的到訪，已經差不多時隔五年。
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在習布會晤後的聲明，習近平希望“希望美方採取理性務實態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堅持我同拜登總統巴釐島會晤達成的共識，把有關積極表態落實到行動上，讓中美關係穩下來、好起來。”
此次會晤有可能會為更多美中高層的會晤打下了基礎。根據雙方的聲明，秦剛可能會在“雙方方便時訪美”。另外，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L. Yellen)、 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以及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都表現出訪問中國的興趣。
更重要的是，布林肯的訪問可能為拜登和習近平11月在美國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國家領導人峰會期間會晤鋪平道路。歐亞集團的韋恩說，他對兩人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以及今年9月在印度的舉行的G20峰會上會晤感到“謹慎樂觀”。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法學研究員莫裡茲·魯道夫(Moritz Rudolf)在布林肯訪華前告訴美國之音，拜登和習近平能否再次會晤對兩國關係至關重要，因為那美中關係重啟的真正起點。
他說：“鑒於中國體制，向前推進的最佳方式就是為拜登和習的會晤鋪平道路，因為如果他們想在某些地方合作，最好現在高層達成，然後，中國的體系才能貫徹下去，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具體的機制才能真正起作用。我認為只有拜登和習近平會晤了才會起作用。因為那才是真正的起點。”
兩軍交流並無進展
雖然布林肯的訪問帶來了一點點小的“令人鼓舞”的成果，包括美中雙方同意增加直飛航班並加強兩國間民眾之間的交流，但是對兩國交流至關重要的兩軍交流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中國沒有接受布林肯提出的建立溝通渠道，管控兩軍風險的建議。
布林肯在記者會上說，他在訪問期間多次向中方提出了危機管控和兩軍交流的事情，但是，“在現階段，中國還沒有答應向前邁進。我們將繼續努力。” 他說，雖然目前還沒有進展，但是這將繼續是美方的重中之重。
保持兩國溝通渠道，包括兩軍交流，以穩定兩國關係是布林肯此行的重要目標。
耶魯大學法學院魯道夫認為，如果雙方高層的交流可以促成軍方的交流，這才是真正的積極的一步。
“如果要達到一定程度的信任，在某些時候，就要進行兩軍之間的交流，這才是一個真正積極的步驟。如果可以重建這一點，這將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具體一步的標誌。”
去年8月，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後，中國宣佈暫停與美國在多個領域的雙邊合作，包括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中美氣候變化商談，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至今，美中在這些領域的合作都沒有恢復。
兩國國防部長今年6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會上僅握過手，有過短暫交談。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的對話提議也遭到中國的拒絕。
6月3日，中國軍艦在台灣海峽差點與正在執行美加聯合任務的美國驅逐艦“鍾雲”號碰撞，當時兩艦相距不足150米。
6月3日，中國的一艘驅逐艦採取了“不安全的”動作，攔截美國鍾雲號驅逐艦 （USSChung-Hoon).
美中關係的重大障礙依然存在：台灣問題和美國的高科技管控
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高級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Craig Singleton)從一開始起就不看好布林肯此次訪華。他認為美中之間目前的僵局是兩國關係惡化的“症狀”，而不是“根源”。他表示，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永遠不變的龐然大物”(immutable juggernaut)”，“採取了一種反常的談判姿態，可能會適得其反地迎合中國甚至將中國的做法常規化。”
他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寫道：“雙方專業人士的和平意圖不能解決兩國之間的根本份歧。結果是，無論本週北京發生什麼，雙邊關係都將進一步惡化。”
他舉例說，美國不太可能放鬆對中國經濟貿易和科技方面的管控，而中國也不會採取有意義的步驟來緩解台灣海峽的局勢。他說，中國在台灣海峽最近的挑釁性舉動與威懾華盛頓無關，更多的是試圖影響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國是想激起（台灣人的）恐懼，即投票給即將離任的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政黨等同於為戰爭投票。辛格爾頓剛剛結束對台灣的訪問。
在訪問結束前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布林肯就辛格爾頓提出的這兩個問題都做出了表述。他說，美國會繼續“去風險”，保護美國的關鍵技術，而這被中國認為是“遏制”中國的技術發展，是“卡脖子”的做法。
“確保某些特定技術（不被中國獲得），中國可能用來推進其非常不透明的核武器計劃，製造高超音速導彈，使用可能具有鎮壓目的的技術—向中國提供這樣的技術這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我跟他們說得很清楚。”
不過，他強調說，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採取的措施“範圍都比較小，是精心設計的，是為了推進和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並非是為了“與中國脫鉤”或是“遏制”中國。
在布林肯訪華前，拜登政府6月12日將43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原因是這些實體參與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和從事其他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去年10月，美國還對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實施了限制。
在台灣問題上，布林肯重申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以及對台六項保證之上的“一中政策”沒有變化。他強調“美國不支持台獨，美國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企圖。”但他也表示：“我們信守台灣關係法規定的義務，包括確保台灣擁有足夠用於自衛的武器。”中國一直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認為美國一直在試圖掏空“一中原則”。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加州里根圖書館會面。（2023年4月6日）
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認為， 美中之間在政治體系、價值觀等方面存在“結構性”的緊張，很難克服。最近幾個月以來，美中在全球角色、外交政策、經濟貿易、台灣以及各自的政治體制等一系列問題上的相互指責就反應了美中之間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而美中在這些方面的衝突可能還會繼續。
不過，歐亞集團的韋恩說，美國和中國的立場雖的確存在某些不可調和的分歧，尤其是在管理兩岸緊張局勢方面，但“問題不在於兩國如何克服這些分歧，而在於他們如何管控這些分歧，使其不要走向戰爭，或者斷送在涉及共同國家利益的跨國挑戰方面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美中如何改善？從小處著手，從交換開始
對於美中之間的分歧，布林肯在記者會上表示，解決問題需要一個過程。美國有經驗，美國經常通過外交努力解決複雜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在冷戰期間，美國與前蘇聯曾經成功的管控了風險，甚至還在天花疫苗方面有過合作。
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認為，美中可以從小處著手，從“低處的果子”著手，建立互信。
“如果雙方能夠真正讓這些工作組以建設性的方式工作，比如，打擊毒品工作組，增加人民與人民之間交流，增加更多的直航，讓美中之間有更多的人員互動，到對方國家去訪問、學習，我認為這是另一個領域。第三個合作領域也可能導致建立更多的信任，那就是糧食安全。所以就像布林肯說的，中國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美國希望長期擴大黑海糧食計劃。因此，這是中國可以真正發揮建設性作用的領域。當然，這也是建立信任的另一個領域。”
布林肯在記者會上也表示，在努力消除分歧的同時，美國準備在對雙方都有利的領域，比如氣候變化、宏觀經濟問題、公共健康、食品安全以及打擊毒品方面合作。
史文(Michael Swaine)是美國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東亞項目的高級研究員。他最近在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的一次有關美中建立危機溝通的研討會上說，美中之間甚至都不需要信任，可以從一系列穩定交流開始。
“我想你可以通過建立穩定的交互流來解決這個問題。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與你的言辭一致。你可以從較小的事情著手，你把它做成，雙方達成協議，如果你做這件事，我也會那樣做，這甚至不一定要取決於深層次的信任。”
美國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孫韻在電子郵件中告訴美國之音，雖然拜登政府目試圖“分格化”(compartmentalization)管理與中國的關係，即“該競爭的時候競爭，能合作的時候合作，”但中國一直以來傾向與美國做“交易”。與中國合作，美國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
“對於競爭戰略，分格化非常有效。它避免了被中國剝削，專注於磨礪我們的優勢。但副作用是合作議程根本不會實現。如果我們想要與中國合作，就必須包括某種類型的交換條件，但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