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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恆鈞案閉門庭審 澳中關係如履薄冰
中國法院日前在北京閉門審理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被控間諜案。澳大利亞駐中國大使提出旁聽，卻遭中國當局拒絕。本案對澳中關係的影響成為專家們的討論焦點。
中方被指違反協議任意抓捕
前中共國安僱員、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被中國當局拘押兩年多之後，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5月27日在北京閉門開庭審理了他被指控的間諜案。澳大利亞駐中大使要求進入法庭旁聽審理，被中國當局以疫情為由拒絕。
庭審前，澳大利亞外長佩恩(Hon Marise Payne)發布聲明，要求中國履行澳中雙邊領事協議中的義務，讓澳大利亞官員參加庭審。聲明表示，楊恆均2019年1月被拘捕後的兩年之間，澳大利亞政府反复要求中方提出拘捕與指控罪名的證據，但對方始終拒絕提供。
開庭當日，澳大利亞駐中國大使傅關漢( Graham Fletcher)提出進入法庭旁聽被中國當局以疫情為由加以拒絕。他對記者表示：“中國外交部告訴我們，這是一樁國安案件。”中國官方認為，楊恆均一案屬於“國家機密”，批評澳大利亞不該干涉中國司法權。
佩恩表示，審訊過程封閉且不透明，已構成對澳大利亞公民的“任意拘留”。無論發生何事，澳大利亞都將繼續維護楊恆鈞的權益。
澳大利亞聯邦參議員暨前澳大利亞聯邦勞動部長埃瑞克·阿貝茨(Eric Abetz)（照片提供: 埃瑞克·阿貝茨國會辦公室）
澳大利亞聯邦參議員暨前澳大利亞聯邦勞動部長埃瑞克·阿貝茨(Eric Abetz)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楊恆鈞案讓我們知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獨裁政權。中國的人權退步到可以無理由抓捕並指控他國公民、拷問刑求、在沒有律師陪同之下接受審訊，以及拒絕我國公使旁聽等法治社會所不容的惡行之地步。這是澳大利亞政府絕對不能坐視不管的。因為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澳大利亞公民的身上。＂
一些專家認為，近兩年持續惡化的澳中關係是楊恆鈞被拘押的重要原因，所以相關審理與判決必然受到這個因素的影響。澳大利亞在處理本案以及澳中關係上，需要非常謹慎、平衡。
評論：中國使用“人質外交”
楊恆鈞的朋友、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學者馮崇義向美國之音透露了楊恆鈞給親友的簡短信息。楊恆鈞表示，法官拒絕了他舉證與傳喚證人的要求，他也在拘押期間中遭到刑訊逼供。而他非常擔心持續惡化的澳中關係將影響他的審訊，他寫道: “我希望澳大利亞能在和睦關係下與中方繼續溝通，以協助讓我盡快獲釋。”
馮崇義表示，楊恆均案體現中國政治和法治的整體倒退，既標誌著中共政權打壓異見的升級，也是中國推行“人質外交”的惡例。中國將楊恆均當成向澳大利亞施壓的政治籌碼。
他說，2018年12月，中國當局為阻止加拿大將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引渡到美國受審，抓捕了康明凱（（Michael Kovrig）、斯帕弗（Michael Spavor)兩位無辜的加拿大公民，打開了新時代人質外交之先河。一個多月後又抓捕了楊恆均。馮崇義表示，這是中國當局針對澳大利亞阻擊華為以及中共滲透所進行的報復。他認為，這也是中國政治倒退中展開對言論自由打壓的升級措施。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教授馮崇義與華裔作家楊恆鈞博士（照片提供: 馮崇義）
馮崇義說: “從習近平上台後，開始從2015年起抓捕維權律師、年輕的公民社會的草根與NGO，要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路。在溫家寶與胡錦濤時代，雖然是維穩時代有很多衝突，但楊恆鈞是被容許的，甚至允許他有很多粉絲。後來習近平公開對普世價值宣戰，他的打壓就打到了楊恆鈞。楊恆鈞就是政治倒退的犧牲品。＂
馮崇義認為，中國是要把一個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不僅對言論自由的打壓不會改變，在國際上還會繼續以人質外交作為談判與報復的籌碼。
如“踩鋼絲”的澳中關係
楊恆鈞被抓捕後，澳大利亞起初的處理傾向於低調，因為澳大利亞在經貿方面對中國的依賴性很高。但是，在堪培拉呼籲對新冠疫情的源頭進行獨立調查後，北京便對澳大利亞的多項商品實施經濟制裁。今年，澳大利亞決定停止維多利亞州的一帶一路協議後，中國宣布正式停止雙方的常規接觸。澳中雙邊關係日趨緊張。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教授馮崇義（照片提供: 馮崇義）
馮崇義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對華外交政策追求兩個充滿張力、甚至於相互矛盾的目標：一個目標是捍衛澳大利亞的基本價值；另一個目標是與中國保持和發展友好的經貿關係，維持對中國的巨額出口，並爭取中國的遊客、留學生和投資。所以，澳大利亞對於中國的關係一直像是“踩鋼絲”一般地謹慎小心並保持平衡。
馮崇義對這種兩面政策表示理解，但強調身為民主國家，不能唯利是圖，以犧牲原則來與魔鬼做交易。他說：“我認為它（澳大利亞）的基本路線並未改變，還是追求兩個充滿張力又相當矛盾的目標，它在捍衛核心價值、立國原則、制度、主權等國家利益的同時，還是不想跟中國脫鉤或是攤牌，所以該強硬的時候會強硬起來，但是還是雙面性的在踩鋼絲。＂
他提出，照理講澳大利亞在面對人質外交時應該制裁中國，可以利用拒絕輸出中國需求量極大的礦產，或是提高中國輸入商品的關稅作為手段，但澳大利亞不會選擇這種撕破臉的方式。
多邊聯合或單邊嚇阻？
澳大利亞面對中國還有哪些反制選項？專家們指出兩個大方向：連結國際社會多邊聯合製中，以及澳大利亞單邊嚇阻。
澳大利亞聯邦參議員阿貝茨表示，中國在許多國家發動侵犯人權和威脅行動。澳大利亞需要與國際社會聯手施以國際壓力，才能影響中國。
他說：“中國在各地侵犯普世價值的行為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單，而楊恆鈞案只是其中一個殘酷審訊與忽視基本人權的案例。世界各地愛好自由的國家必須團結起來反對這些侵權行為，重新考慮經濟上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並認識到中國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積極企圖是對世界各地自由和人權的威脅。在現代世界，國際團結的聲浪對於中國是會感到很大的壓力的。＂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蔡榮峰（照片提供: 蔡榮峰）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與外交學雙碩士蔡榮峰所見亦同。他表示，澳大利亞非常擅長小多邊主義，大可以聯合其他被中國打壓、威脅或違約的國家，對中國發動集體訴訟，將會比各自對抗中國破壞國際秩序更有影響力。
他提及澳大利亞是首先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冠疫情的起源展開獨立調查的國家，可藉此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他說：“例如在疫情的究責部分，因為美國拜登政府已經下令調查新冠病毒實驗室外洩的事情，美國的情報單位應該很快地在三個月之內就會有答案。我認為，這件事情是一個可以'圍魏救趙'的機會。因為對於中國來說，它的人質外交很大一部分是要用來作為籌碼，所以當想要讓中國放手時，這邊的籌碼也要壓得夠重。”
蔡榮峰認為，調查結果若顯示，新冠病毒實驗室外洩的責任與中國有相當大而直接的關係，那麼如何處理信息結果就可以成為人質外交的談判籌碼。
此外，蔡榮峰表示，澳大利亞也有另一個選項，就是透過單邊作為主動建構更多直接而有效率的籌碼，和中共達成恐怖平衡。他說：“例如澳大利亞的反情報能力很強，可以強化情報合作，創造更多籌碼，即使是不能拿到檯面上來講也可以。如果他們（澳大利亞）抓到更多破壞性更強的間諜案或是證據，我相信中國就會考慮把某些人當作籌碼交換。＂
蔡榮峰判斷，雖然楊恆鈞很有可能因澳中關係而遭到重判，但是中國可能會留其性命，以作為後續談判的籌碼。馮崇義同意這個推測，並進一步指出，澳中關係如果改變，勢必影響審判結果，中國本身的政局若發生變化，則可能讓楊恆鈞得以減刑或人道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