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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不該與北大合作？康奈爾校方和教授們陷入分歧
美國康奈爾大學計劃與北京大學聯合建立一個雙學位項目。這個提議目前受到了部分教授的反對，他們對中國當局打壓學術自由，以及在新疆關押大量維吾爾人的行為感到擔憂，認為當前不應該與中國高校開展任何新項目。
在康奈爾人類學系授課的馬思中(Magnus Fiskesjo)長期研究中國並關注新疆狀況。他告訴美國之音，在中國的人權問題沒有改善前，康奈爾不應該繼續和中國的院校合作。
“我們不能讓一切照舊，” 他說，“但如果實在不行的話，我們最起碼不應該在現在的情況下和中國開展新的項目。”
合作項目的雙方是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School of Hotel Administration)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提案去年3月已經由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投票通過，但在今年2月全校教授評議會(Faculty Senate)會議上引發爭議。
校方原來打算在2月24日向教授評議會介紹這一項目，並讓評議會成員投票表態。公開的會議聊天記錄顯示，70多位參與投票的教授當中，絕大多數人認為現在表決過於草率，決定擇日再議。
截至目前為止，教授評議會依然沒有就此表決。不過，評議會成員之一、康奈爾政治系的里查德·本賽爾(Richard Bensel)教授告訴美國之音，雖然根據規則，校方必須在評議會表決後再做決定，但評議會的表決並沒有約束力。
他表示已經和十幾位教授組成了工作小組，就這個議題進行緊鑼密鼓的討論，希望能在3月底的會議上正式表決，但他也擔憂校方會在接下來的兩週內直接宣布。
“在這樣的項目上，我們只能提建議，” 本賽爾教授說，“我們不能阻止他們。雖然我們能事後譴責，但我們不能提前阻止它發生。這只是我的猜測，但看起來，越來越可能的是，無論教授們怎麼想，校方依然會開辦這個(項目)。”
項目的提案顯示，項目計劃在2022年秋季開學，第一年預計招收60名學生，其中絕大多數會是來自中國的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平均年齡在31歲左右，有大約7年的工作經驗。每一屆學生將在兩年的時間內完成所有兼讀課程，上課地點在北京和紐約州之間交替，康奈爾大學的教授也會去北京授課。第一年的學費為51000美元，以後招生逐年遞增。畢業時，學生會同時獲得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的碩士文憑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MBA文憑。
提案寫道，“通過只和聲望最高的大學合作，這個項目可以幫助酒店管理學院同時達到擴展全球教育足跡、建立頂級聲譽和品牌的目標。”
經濟收益與學術自由、捍衛人權間的衝突
康奈爾大學的教授們認為，酒店管理學院與北大的項目把經濟收益當作首要任務，而不是學術交流或研究，
“他們強調說這是一個雙學位碩士項目，並且它會幫學校賺錢，” 本賽爾教授說，“他們不斷強調賺錢的部分。這個項目裡沒有多少知識交流或是合作研究部分，它主要用來賺錢。”
項目的提案寫道，項目會在第一年給學校帶來46.9萬美元的淨收入，並逐年增長。
在康奈爾大學教職工議會的公開記錄中，酒店管理學院副主任亞力克斯·薩斯金(Alex Susskind)在2月24日的會議上否認收益起到了主導作用。
他說：“這不是一份賺錢的協議。(賺錢)是結果之一，我們不會在虧損的情況下做這件事。我們也希望在未來，沒有新項目會虧損經營。(賺錢)不是全部原因，不過，增加收入和資金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薩斯金教授沒有回复美國之音的採訪請求。
除了經濟收益外，多位教授尤其擔憂的是中國的學術自由和人權現狀。
人類學的馬思中教授表示，中國當局近年來加強了對高等教育的控制，所有學府必須聽從來自當局的命令。
“在中國，沒有一個實體可以對政府說不，他們必須按照政府說的做，” 他說。
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教授肯·博曼(Ken Birman)也是教授評議會的成員之一。在一封寫給美國之音的郵件中，博曼教授表示，他支持在中國的美國教授和學生遵守當地法律法規，但他同時希望康奈爾大學制定相關政策，保證其中國項目的學術自由可以受到保護。
“這必須包括提供與學術領域有關的視角的自由，就算這些視角不被主辦國家認可，但在其他國際場合會被認真考量。創建合作項目的前提就是為了了解不同的觀點，” 他補充說。
中國近年來在新疆對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關押是教授們反對與中國成立新項目的重要原因，估計有超過100萬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人士被中國當局強制放進“再教育營”中。
中國當局稱“再教育營”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學員學習找工作需要的專業知識，並去除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極端思想。不過，不斷有媒體和人權團體曝光在“再教育營”中出現的虐待現象，也有許多被關押者的家人公開表示他們從未接觸過“極端思想”，與中國當局說法矛盾。美國國務院最近正式將中國在新疆的行為定義為“種族滅絕”。
根據記錄，在2月24日的會議上，酒店學院的薩斯金教授表示，他意識到在新疆等地有人權侵犯問題，但“限制學術交流不是答案”。
“是的，世界的那個地方有不少問題，” 他在會上說，“但在那裡的經濟當中，旅遊業和酒店管理是最大的部分之一，正在增長的部分。我們在酒店管理的教育領域佔有主導地位，所以我們想要成為(那塊經濟)的一部分。”
他還表示，中國的問題不是康奈爾大學能夠解決的。
他說：“我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嚴重，我的意思是，這些問題在我們提出這個項目前就存在了，項目結束後它們依然會存在。”
他的發言引起了部分教授的不滿。
記錄顯示，康奈爾英文系副教授尼爾·薩卡曼諾(Neil Saccamano)在會上說：“我對這個和北京大學的項目很擔憂，但我更擔憂的是這種認為種族滅絕與我們無關的說法。”
本賽爾教授也持有類似看法。
他在會上說：“這些不是小事，這些是重大議題。就因為你忽視它或者掩蓋它等等，不代表它就消失了。”
本賽爾教授對美國之音說，他和其他一些教授認為，新疆的人權現狀“極其惡劣”，在“道德上無法支持”。
“(中國)在新疆推行的政策已經受到了大部分，甚至是全體文明世界的譴責，” 他說。
另外，也有教授對北大的性侵醜聞感到不安，比如康奈爾大學工業和勞工關係學院(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教授瑞莎·利博韋茲(Risa Libertitz)。
根據記錄，她在會上說道：“一些公佈的事件顯示，報告性侵的學生受到了騷擾和威脅，這相當嚴重。”
利博韋茲沒有進一步解釋她所指的是哪些事件。她沒有回复美國之音的採訪請求。
2018年，多名北大校友實名舉報前北大副教授瀋陽20年前性侵一名本科學生，該學生最後自殺身亡。瀋陽稱這是“惡意誹謗”，否認指控。當年年底，中國教育部稱，已因師德問題，撤銷了瀋陽的“長江學者”稱號。
參與實名舉報的北大外國語學院學生岳昕撰文稱，自己因為瀋陽事件，不斷受到北大施壓，被迫留在家中無法返校。文章發出後不久被屏蔽。
在一份提供給美國之音的聲明當中，康奈爾大學教務長邁克爾·科特利科夫(Michael Kotlikoff)表示，他歡迎教授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但他希望教授評議會不要專注於討論某一個具體項目是否應當開展，而應該提供能應用於所有海外交流項目的指導意見。
他還表示，學校行政機構的多個辦公室正在審閱該項目，判定其是否給予了學術自由足夠的保護。
對華交流的未來
這並非康奈爾大學的教授們對與中國的合作項目第一次感到不愉快。
2018年，康奈爾大學工業和勞工關係學院教授伊萊·弗里德曼(Eli Friedman)終止了與中國人民大學長達6年的合作項目，理由是人民大學對支持勞工運動的學生的騷擾和懲罰。
當時，人大的幾名學生前往深圳，支持當地的佳士科技公司部分員工要求建立工會的維權運動。這些學生因此受到了校方懲罰，登上了校方制定的黑名單，並被國安人員監視。
研究國際勞工議題的弗里德曼當時對美國之音說：“當我看到人民大學採取行動不讓他們的學生去深圳時，我就開始想這可能是一個學術自由問題，也是我必須關注的事情。”
他表示，暫停合作是為了幫助中國的學生和學者行使學術自由，他還提醒外界需要重新審視與中國的合作。
“我認為跟中國接觸的外國機構必須認識到我們面臨的新現實、仔細考慮怎麼回應。停止合作不適合於所有人，但我認為思考如何回應正在發生的變化很重要。”
他當時對《高等教育界》(Inside Higher Ed)網站表示，在康奈爾與人大的這個項目剛開始時，還可以討論工人罷工和協商等問題。
“那種政治敏感話題似乎已經不能在中國公開討論了，” 他說。
弗里德曼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不願就康奈爾與北大的新合作項目接受采訪。
“我想，那次事件依然還在每個人的腦子裡，” 人類學教授馬思中說，解釋了為什麼部分教授會反對與北大合作的提議。
康奈爾目前與中國有23個學術交流項目。馬思中認為，在新疆目前的人權狀況之下，康奈爾應該暫停所有這些項目。
2019年，他在由學生獨立運營的校報《康奈爾太陽日報》(The Cornell Daily Sun)上寫道：“康奈爾應該暫停和中國高校有關的所有項目，並進行一場透明的審閱，決定是否應該終止其中一些可能為(新疆)出現的暴行提供了支持的項目。”
“種族滅絕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應該站出來譴責它，而不是開展酒店管理交流項目，好像一切正常。這幫助正當化和合法化了造成這件事發生的政權和國度。”
不過，馬思中並不反對招收來自中國的學生，他最擔心的是這些學生如何能在康奈爾獲得一個自由說話的安全環境。
“他們來到像我們學校這樣的地方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們想要享受探究的自由，嘗試不同事物的自由，聽到他們在家鄉聽不到的新的想法，” 他說。
中國當局通過社交軟件等平台監視海外國民的手段讓他很不安。因為新冠疫情，一些學校採取的網上教學也讓數字監視變得更方便。疫情期間，包括哈佛大學和雪城大學在內的美國高校呼籲讓在中國和香港上課的學生採用匿名的方式加入討論，避免言論被當局記錄。
“他們來自的威權國家追踪自己的國民，監視他們的言論和想法，並懲罰對不恰當事情的思考。” 馬思中說，“如何能支持這些學生，我們還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