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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港人一直批評北京不斷背棄“一國兩制”下的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加劇干預除國防和外交之外的香港的內部事務。而持續了4個多月反送中運動則是港人對港府和北京不滿的一次激烈的爆發。有香港學者表示,北京對香港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教育界,左右教育界的能力正不斷擴大,教育界能否維持教學自主令人質疑。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的仇國平,曾任澳門大學政府及行政學系副教授。在澳大期間,他以香港人的身份積極參與澳門社會活動,推動民主發展,2014年被校方以“灌輸自己政治觀點”從而“違反職業操守”等“罪名”,進行紀律處罰並最終開除教席。
回到香港後,仇國平一直努力尋找工作。但多年來,擁有博士學位的他,只能在香港一些大學裡找到合約職位,與終身聘用無緣。他表示,很不幸的是,他早年在澳門任教時所說的“香港大學澳門化”總在他身上應驗。
研讀與教授政治的仇國平沒有因為澳門被解聘的遭遇而閉口。他表示,他在澳門大學被學生投訴的情況在香港的一些大學也有發生,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他說,當他在課堂上談到中國政治的一些議題時,有陸生不接受,出來反駁,並向學系領導投訴。結果是,他不再獲得續約聘用。他強調,他沒有教授過任何錯誤的東西。
仇國平說:“通常他們集中(投訴)的東西,不是因為我說錯,而是我說的東西他們不喜歡聽,通常這些說話都是批評中國政府與政治有關。也曾經發生過說完,學生投訴之後,就被學系的負責人召見,要求我在以後上課的時候,授課的時候要平衡一點。投訴後跟著那個學期,也不能續約。”
不過,仇國平堅持己見說,學術自由從來沒有平衡這要求,有關做法混淆視聽,與學術自由是有抵觸的。
他繼續說:“因為根據美國大學校長教授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其實他們對學術與教學自由有定義,包括教師可以基於事實說各種各樣的觀點,不需要觀點平衡,因此對於我的教學提出了批評不平衡,其實是干預了教學自主與學術自由。”
仇國平在教學上“不如意”的遭遇,有時候也會投影到自己的個人臉書上。
他10月22日寫道:“課堂上討論Visa 及Master Card 進入中國市場的困難,即使(便)用上(中國)大陸媒體及親共南華早報的報道, 不少大陸生感到很不爽, 認為Visa 及Master Card 進入中國市場無困難, 報道是假新聞... 我開始懷疑, 在香港的課堂上, 能否實事求事, 就大陸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在10月19日一個星期六的早上,來到香港中文大學親聽他上課,瞭解到他教授內容的敏感性。他主要是講解中國官員如何在國外洗錢,如何會規避國際間的調查,將貪污得來的金錢往外轉。
香港反修例運動自6月爆發以來,仇國平也身體力行,參與其中,希望體現學以致用的精神。
他說:“在今年6月之後,其實我也有參加反送中的運動。我之所以參加是因為在回歸以後,特別是近年香港政府做很多事情,違反了法治與社會公義。所以,我希望透過一些行動去表示我們的不滿,向各個政治勢力表示香港市民對於民主自由,人權與公義是非常的堅持的。”
不過,他強調,威脅香港學術自由與自主的,不只在於包括中國大陸學生在內的投訴,還因為香港眾多大學近年削減經費,多數情況下僱傭合約制教師,過份依賴招收內地學生作為收入來源,從而導致自我審查不斷加劇。
仇國平擔憂地說:“現在很多大學教師,是合約制,不是終身聘用。另一方面,對於大陸學生的一些觀點,大家(大學合約制教師)也可能會有一些需要自我審查。現在很多香港的大學,越來越需要依賴大陸學生的學費收入。因此,不排除有些做行政的人擔心影響未來的收生,於是要求教師在授課的時候,要比較包容大陸學生的觀點,包括支持中國政府的政治觀點。”
此外,10月29日在一個由香港城市大學學生舉辦的有關探討反修例運動前景的公開論壇上,兩名城大的同學非常不滿校方以程序為理由,拒絕他們在校園內舉行這次活動,導致他們被迫走出校園。他們認為,校方此舉是赤裸裸的打壓學術自主與自由。
城大學生組織者A同學表示,城大近來呼籲政治與教育分離,保持教學中立,這只是校方打壓學術自由與教學自主的伎倆,背離了學術自由容許各種不同觀點與知識的存在。
他說:“我認為某程度上學術自由是受到打壓的。以城市大學為例,這幾天已經有一新聞報道說,一個內地教授因為內容涉及政治,而給予同學零分;而且學校也發出通告,說明學校是一個政治中立的地方,希望將教育與政治分離,但我覺得學校其實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地方,為何我們(學生)不可以說政治呢?如果它(校方)將政治與教育分離時候,那麼到底我們讀政治的學生,究竟我正在讀什麼?”
參加活動的B女同學也支持這個觀點,並分享了中國大陸教授在城大謹慎言行的情況。她擔憂,在中國大陸高校“七不講”的規定下,是否會有一天慢慢地蔓延到香港的大學。她說,許多同學也有這個疑問。
她說:“我覺得香港的學術自由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雖然有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教授或Tutor(導師)與學生私下討論的時候,未必會介意說自己的政見或是發表一些政治的看法,但是當在一些正式的場合,如他/她知道有錄音或是錄影的話,便會有少許避忌。所以,我覺得不能說完全沒有這限制,確實是有的。”
記者在訪問兩位城大學生的過程中,兩位中學生主動前來要求分享個人在學校的經歷。
初中的M女同學說,她聽到學校老師最近有一個說法,就是近期香港政府教育局進一步提出,要對初中的中國歷史課程內容提出改革,刪除所有歷代發生過的動亂內容,只談興盛,不說衰敗。
她特別的舉例說,唐代曾經發生“安史之亂”, 教育局就是提出將來不教,唐宋元明清只談好的,興盛的,整個中國歷代發展都只是正面的,這是什麼的教育,是公然的利用中國歷史對初中學生洗腦,有關建議受到很多不同中學的中國歷史教師的反對。
中學生E同學表示,他就讀的學校中有一半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當反修例運動在各個中學鬧得熱哄哄的時候,他學校的管理層反對同學在校內喊口號與戴口罩,私下與支持反修例的學生說,希望他們合作,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得罪校內中國大陸學生的家長。E同學說,這種歪理比正式的打壓還要離譜。
針對有關學術自由是否正在被中國因素負面影響的疑問, 香港中文大學發言人電郵回覆美國之音詢問時表示,香港中文大學一直以來致力創造多元與相容文化的學習環境,促進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職員與學生之間的相互理解,所有香港中文大學的成員都享受著學術自由與表達自由。發言人說,香港中文大學將會繼續堅守及珍惜這些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