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局推出了對網民進行網絡身份認證的草案之後,在美國的中國民運活動人士8月11日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門前舉行了主題為“拒絕數字牢籠,反對網絡集中營”的抗議活動。參加抗議的人士表示,“網絡身份證”實際上是中國當局對中國網民安裝的“數字牢籠”,以便進行言論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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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在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組織下,大約有150人聚集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管的門前,抗議中國當局推出“網絡身份認證”。這些活動人士認為,“網絡身份證”是“數字牢籠”和“電子鐐銬”。參與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在現場高喊口號,呼籲大家對中國當局的這個做法說“不”。
主辦方表示,“一個國家若將國民置於全面監控之下,便無法成為有活力和創造力的現代化國家。真正的現代化國家應給予民眾充分的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而非通過監控來限制思想和言論。”
中國公安部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司(網信辦)7月26日發佈《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管理辦法》,並向公眾徵求意見,截至8月25日。
根據草案條文,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證件的自然人,可通過國家網絡身份認證App“自願申領”並使用“網號”、“網證”,無需向互聯網平台提供個人身份信息,“最大限度減少互聯網平台以落實實名制為由超範圍採集、留存公民個人信息”,具有“方便人民群眾使用、保護個人信息安全、推進網絡可信身份戰略的目標。”
不過,參加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士對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網絡身份證”將大大提高中共執法效率
來自新疆的李光芒曾在中國大陸從事互聯網軟件開發行業。他說,從專業角度來看,“網絡身份證”實際上是中共對中國網民裝了一個監視器。
“中共一直強調‘網絡身份證’是對中國網民隱私的保護,我並不認可。中國大部分互聯網信息洩露事件是通過中國公安內部系統流出來的,所謂的網證網號是在互聯網內容提供商和用戶之間做了一個截斷,其目的是監控,並不能阻止中國網民隱私的洩露,”李光芒說。
他說,從技術上來說,“網絡身份證”對於普通網民的言論刪除、封禁等可以做到一鍵化,執法成本會大大降低,而執法效率會大大提高。
“過去互聯網實名認證的時候,普通司法機關要刪除用戶言論或封禁用戶賬號需要通過廠商,比如刪除微博需要聯繫微博管理員,但現在可以直接在後台實現,大大提高了網絡執法的效率,除了收集個人姓名、身份信息、人臉識別,還能監控住址、銀行賬戶、交通路線、開房等非常私密的個人行為,”李光芒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李光芒提到,最近推特很火的一個詞叫“開盒”(指在網絡上公開曝光他人隱私),比如“李老師”和一些反共“大V”都已經被“開盒”。
“他們之所以被開盒原理就是通過買通基層公安人員,對其檔案進行比對查詢,成本是非常低的。個人信息大到你的姓名、身份證、房產、資產等,小到你日常的生活軌跡、開房記錄、學籍信息,這些都能查到,”他說。
李光芒強調,中共之所以這麼做,其執法邏輯是必須把執法權放到基層,這樣才能大大提高執法空間和力度。如果是普通民警,執法權限沒有那麼高,對於網絡維穩來說,是一種極其不利的狀況,這就是為什麼基層人員有這麼大權限查詢老百姓的隱私。
“網絡身份證”是最高級別的言論控制
來自重慶的周雲龍也認為,“網絡身份證”只不過是把上網資格管控起來,其真實用意並不是保護個人信息,而是對個人網絡行為進行嚴格審查與管控,是最高級別的言論控制。
“中國12年前的網絡實名制,超過十億的網民被要求包括手機號、微信號、抖音號、微博號、遊戲號等賬號都必須實名,還要求裝國家反詐中心APP(應用),要求個人授權高達29項權限,包括人臉識別信息,結果從經常收到的騷擾電話和垃圾短信可以看出,其真實目的並不是保護個人信息,”周雲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相當於網絡領域的“健康碼”
張鵬展來自河北省,出生於2000年,2024年2月份走線進入美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在疫情封控期間,一張紅碼讓人寸步難行,而“網絡身份證”就是中國當局在網絡領域裡的健康碼。
“以前在軟件上說了不該說的話,最多把賬號封掉。可是‘網絡身份證’實施以後,你說了不該說的話,中共會認定你思想不健康,所有綁定你身份證信息的社交軟件都有可能被封掉,”張鵬展告訴美國之音。
張鵬展提到,近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黃裕生因在網上發表反對網證網號的文章,不久其微博賬號被永久禁言,由此可見一個國家對異見者的容忍態度幾乎為零。
反對中國當局“統一思想”
親歷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六月四日清晨最後一批離開天安門的學生之一唐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反對中國政府這種通過網絡“統一思想”的做法。
唐凱說:“我曾親眼看到坦克部隊槍殺學生和市民。我是2019年來的美國,目前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之所以參加今天的活動,是因為中共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現在還試圖在思想上造一座監獄,‘統一思想’。這種專制及對個人的控制遠遠超過了古代的任何一個政府,我堅決反對中國政府的這種行為”。
活動組織者:“網絡身份證”是“思想集中營”
活動組織者王中偉說,中國政府在新疆設立集中營,拘禁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以及部分基督徒和外國公民(特別是哈薩克公民);新冠疫情期間,政府通過健康碼獲取了近九億公民的個人信息,以此控制人員流動,達到管控的目的;如今推出的“網絡身份證”,更是試圖全面鉗制人民的思想,建立全國性的“思想集中營”。
“在新冠期間,中共將每個中國人關在家中,缺乏食物和醫療資源,現在他們企圖通過網絡集中營禁錮人民的思想。每一個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人,都將成為中共的‘囚徒’,”王中偉說。
拆除數字監獄需結束中共專政
人權律師陳闖創表示,中共從建立防火牆到現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人民被防火牆與世界隔離,而“網絡身份證”更是可以讓一個人一鍵消失。
“過去十多年已經有了強制推行全民實名制,現在又來一個‘網絡身份證’制度,這無疑是在中國人民的數字腳鐐上再加一步。如果一個人在網絡上被發現有問題,就可以讓他一鍵在全網消失,這樣控制起來更容易、更落地,”陳闖創告訴美國之音。
他認為,僅僅是反對“網絡身份證”制度遠遠不夠,要拆除數字監獄,就必須結束中共專政。
陳闖創說:“集權統治和數字監獄其實是合為一體的,當中國實現了信息自由流動,當人民有了言論自由,那麼中共的集權統治制度也會轟然倒台”。
美國之音向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發送了郵件,希望了解中國推出“網絡身份證”的目的以及對人們對這個做法的批評與質疑有什麼回應。然而,截至發稿時,尚未收到任何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