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司法部於7月4日在官網發佈聲明，宣佈同意註銷美國威嘉律師事務所(Weil, Gotshal& Manges LLP)駐北京代表處，收回其執業執照。
總部位於紐約的美國威嘉律師事務所是世界上最大、最有聲望的事務所之一，其上海代表處成立於2004年，北京代表處成立於2008年。繼北京代表處關門之後，威嘉在2024年3月也表示開始考慮關閉上海代表處。如果關閉，威嘉在中國將只剩下其香港代表處。
美、英律所紛紛離開中國
近些年來，由於中國不斷惡化的監管環境和低靡的經濟環境再加上美中地緣政治競爭激烈，眾多英美律師事務所不得不離開中國，威嘉只是其中之一。
在香港和北京辦事處有14名合夥人和員工的美國德杰律師代表處(Dechert)也於7月初宣佈，將在今年年底之前完全退出中國市場。
總部位於芝加哥、前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夫婦曾工作過的美國第六大律師事務所--盛德律師事務所(Sidley Austin LLP)5月初發佈一則聲明說，將不再續簽上海代表處的租約。聲明稱該所計劃整合中國業務，搬至其北京和香港的辦公室。盛德上海代表處成立於1999年，負責為中國境內投資、戰略和私募股權買家、併購和監管合規等事宜提供諮詢。
另一家總部也在芝加哥的大型美國律師事務所孖士打 (Mayer Brown)也表示，計劃剝離目前的香港業務，通過專注於公司和其他業務的新合夥關係繼續在香港開展業務。孖士打在中國的客戶包括中信集團、復星集團、雀巢和聯合利華等大型企業。
2024年上半年，關閉或者表示將關閉中國辦公室的美國律所還有安慶國際法律事務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博欽律師事務所(Perkins Coie)、奧睿律師事務所(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以及瑞生國際律師事務所(Lathem & Watkins)。
除了撤離中國之外，繼續留在中國的美國律所也削減了規模。路透社援引跟蹤律師事務所招聘情況的Leopard Solutions公佈的數據稱，在中國最大的73家美國律師事務所中，有32家在過去十年中減少了律師人數。在北京48家最大的美國律師事務所中，有26家自2018年以來減少了律師人數。
數據還顯示，在中國長達數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美國律所爭相搶佔市場份額，但在 2018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間，中國的員工人數僅增長了3%。
2023年8月，全球知名律所德同(Dentons)宣佈剝離其中國業務，與中國分公司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Beijing Dacheng law Offices)完全分離。德同在發給客戶的備忘錄中稱，拆分是因應中國律師事務所不斷變化的監管環境，包括與數據隱私、網絡安全、資本管制和治理相關的新規定和要求。德同在2015年於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併，成為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律所，客戶包括中國石油、中國電信等大型國企。
中國英國商會近期發表的《2024年在華英國企業建議書》指出，在中國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面臨著高度受限的市場。該建議書說，自外國律師事務所首次獲准在中國開展業務以來，在解決這些障礙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中國司法部的數據顯示，2017年至2022 年期間，在華設有代表處的外國律師事務所數量下降了16%。
建議書總結道：“這一趨勢似乎將繼續下去，最近有多家全球律師事務所宣佈關閉或縮減其在華業務。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不確定性的增加、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外國公司商業環境的惡化。”
法治環境讓律師成為高風險職業
美國之音致電一名位於中國的前美國律師邁克·陳(應本人要求使用化名)詢問有關情況，他苦笑說：“你看看北京順義國際學校，都沒什麼外國人了，都是中國孩子。滿大街都不見外國人，普通外國人和老師都找不到，更別說律師這個群體了。”
邁克·陳認為，這麼多人離開中國無非是因為中國包括經濟和政治在內的整體環境發生了變化。他說，在中國的諮詢服務型外企，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和律所等，都會面臨“洩密”而惹禍上身的風險。
“我覺得還是法治環境(令人擔憂)，比如說國安法，比如說抓間諜。律師這個職業非常高風險，這不是錢的問題，是人身安全的問題。因為牽涉到洩密，所以他們就很謹慎。你去一個地方，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證，你還說掙多少錢嗎？而且美國國務院對美國公民一再發警告，總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涉及到他們最終的決定。”
2023年3月，中國警方突擊搜查了美國盡職調查公司明茨集團(Mintz Group)在北京的辦事處，五名員工被拘留。4月，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對管理諮詢公司貝恩(Bain)的上海辦事處進行了突擊檢查。5月，中國執法部門突擊搜查諮詢公司凱盛融英(Capvision)的駐華辦公室，事後中國中央電視台進行了特別報導，指責“海外機構”與國內諮詢公司聯手隱瞞其外國背景以“規避”中國法律法規。
邁克·陳指出，大部分律所並不是斷崖式的撤出，而是分階段的逐步減縮在華業務。
對華投資的大幅下降以及隱私安全的缺乏
美國律所諮詢公司澤格豪澤集團(Zeughauser Group)是一家為全球律師事務所的領導者提供諮詢業務的機構，並且在中國設有辦事處。集團創始人彼得·佐豪澤(Peter Zeughauser)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說，外資律所撤出中國，最大的原因是對華直接投資的大幅下降。他說：“與兩年前相比，投資下降了90%，所以律所要做的工作少了很多。”
其次，佐豪澤認為，與以前相比，中國律所的業務能力和本地化優勢也都大大提高，甚至在有些方面超過了外資律所。
佐豪澤分析的第三個原因是“中國法律和職業行為準則中缺乏‘律師-客戶特權’”。他解釋說：“西方律師事務所習慣於律師-客戶特權，這有助於他們為客戶提供服務並贏得客戶的信任。而這在中國並不存在。政府可以獲取客戶和律師事務所之間的任何通信。”
這種對於喪失“律師-客戶特權”以及數據安全和隱私的擔憂已經讓外資律所覺得嚴重到了要考慮是否在中國運作的地步，佐豪澤補充道。
佐豪澤說，雖然預測將來並非易事，但只要全球貿易格局不發生改變，外資律所撤出中國的大趨勢也不會變。
“我認為，只要中國現任政府還在掌權，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我倒並不是想把責任全部推到他們身上，因為美國也應該為兩國關係的惡化負責。如果兩國關係升溫，再來一次尼克松訪華式的行動，那麼美國公司會捲土重來。”他說。
外國律所在中國的繁榮期
總部位於紐約的管理諮詢公司亞當·史密斯事務所(Adam Smith Esq.)專注為全球律師事務所提供服務。公司總監布魯斯·麥艾文(Bruce MacEwen)向美國之音外國律所大規模進入中國內地的北京和上海應該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2000年左右。此前，在香港回歸前，大部分律所在香港設立事務所。
“香港回歸後，更多的律師事務所，尤其是美國律所，意識到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市場，並決定參與其中。許多律師事務所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也有不少把辦公室開設到了北京和上海。如果從 2000 年左右開始算，大概之後的20年間，到新冠疫情爆發前吧，一切都算順利。似乎每個人都在通過做交易、包括跨境交易等業務賺了很多錢。”麥艾文說。
不過，在華外國律所很少可以從事訴訟業務。他們的主要業務是與外資相關的高端非訴訟服務，包括併購、海外上市、涉外訴訟和仲裁、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等等。他們主要有兩類客戶：跨國企業的分公司或子公司，以及向海外擴張的中國企業。
外國律所很難回歸
麥艾文認為，外資律所近年來撤出中國或減員的趨勢的基本原因，在於可做的業務在減少，以及他們感受到了自己在中國“不受歡迎”。
他說：“眾所周知，經濟增長和衰退具有週期性。例如，如果美國的交易活動出現衰退，這並不意味著律師事務所將離開紐約市，因為交易活動會捲土重來。但根據我對中國經濟形勢變化的觀察，這不是週期性的，不會很快恢復到以前的狀態。”
麥艾文解釋說，在此情況下，外資律所駐華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自然會覺得自己在歐美等別的地區工作回報更高，哪怕只是搬到同在亞洲的新加坡。
根據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德勤的報告，2023年中國併購市場交易規模約為18,989億元，同比下降月22.86%。報告預計2024年中國併購市場整體復甦可能較為緩慢。為金融服務公司提供諮詢服務的平台Dealogic則稱中國整體併購活動（包括對內和對外交易）正處於 2012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中國國內股票市場活動也低於 2009 年以來的任何一年。
麥艾文本人曾多次去過中國。他認為十年前的北京和香港和如今大相徑庭，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鐵腕治理讓不少外國人感到心寒。他說：“十年前的北京和香港的自由度尚可和倫敦、紐約相比，那時候我作為一個西方人覺得很自在。現在如果我再回去，肯定不會有那種感覺了。”
除了現實的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業務量減少，麥艾文強調，情緒因素顯然也不可忽視，哪怕這種情緒不總是理性的。“我和在香港的外國律師談過，我認為他們心中還是存在一些焦慮或不確定性。許多西方律師去香港時，他們以為會在那裡過一輩子。但現在情況並非如此，這種信念沒了。”
麥艾文不認為外資律所會在短時間內重返中國，除非“北京對西方和西方企業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他說：“中國過去幾年在香港和大陸所做的就是打擊異見，我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扭轉這個做法的意願。”
華盛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