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5週年，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五週年，美國國會將舉行多場紀念活動。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邀請六四歷史學者、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同時也這兩場運動的親歷者何曉清在6月4日當天出席聽證會，討論中國35年來在人權和民主方面的情況。
何曉清從2010年起連續五年在哈佛大學開設 “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 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閱讀六四檔案，獲得許多海外學者讚譽，但她致力講述與保存六四歷史，也被許多“愛國”的憤青和小粉紅們批評為“賣國”。何曉清2019年獲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直到《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2022年底被拒絕簽證、遭校方開除。多年來保持低調的何曉清在六四35週年前夕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分享自己的流亡故事與心路歷程。她並以劉曉波在紀念碑旁砸槍以及方政雙腿被坦克碾斷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六四”究竟是中共官方定性的“反革命暴亂”？還是一場“和平非暴力”的愛國民主運動？
從六四到香港 一代又一代的流亡
何曉清2014年出版《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多年來致力於研究與書寫天安門流亡者。意想不到的是，她自己最終也成為了一名流亡者。
何曉清2019年獲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親眼見證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以及《港版國安法》實施以後，六四紀念館被消失、香港支聯會被解散、維園的燭光被熄滅。2022年底，何曉清被港府拒絕簽證、並遭校方即時解雇。 “當時我只剩兩個箱子，春夏秋冬所有的衣服就在那個箱子裡面，衣服沒有地方可以掛，也不知道明天會在哪裡，每天都在暫時的一個地方，以前我以為我很了解流亡是怎麼一回事，但直到我自己也被趕出校園，失去我最熱愛的教職，真正成為一名流亡者，我才知道這有多難。” 何曉清說。
毛澤東時代曾經有所謂的“大逃港”，1989年的香港也是當時政治異見者的避風港，“黃雀行動”營救出許多學運領袖，但如今的香港卻變成中共打壓政治異見者最多、最嚴重，製造出更多流亡者的地方。從天安門到香港，中國知識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何曉清說：“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悲哀。”
從天安門到中大校園 兩度失去“民主女神”
何曉清說，從天安門到香港，她這一生“兩次失去民主女神”。第一次是1989年看著天安門廣場上被解放軍坦克碾碎的六四民主女神雕像，第二次則是在2021年的聖誕夜，看到香港中大校園裡的民主女神雕像被強拆、拉走。
何曉清說：“我生命裡兩次經歷這種失去，89年我雖然不在天安門廣場，可是我在廣州能看到香港的電視，那個六四民主女神像是代表我們一代人嚮往的、美國的自由的象徵。當時的我們覺得，我們中國人也能有一個我們自己的民主女神；到了2019年，我第一天進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看到香港的民主女神，就好像她是你的一個老朋友，第一次看到她就是那種那麼親近的感覺，每年六四我都會到民女那裡去紀念，每天也都會看到她矗立在校園，一直到2021年的Christmas Eve（聖誕夜）她被拆除……我從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到長大成人當了老師，兩次經歷‘民女’在我的眼前消失，我覺得這種無助是非常的強烈的，覺得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去爭取，但最後卻又一次次的失去……”
1989“被背叛的忠誠”與2019的“攬炒”
何曉清親身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與香港反送中運動，被問到這兩代的年輕抗爭者有何根本上的不同？何曉清教授告訴美國之音，當年六四學生對國家還有愛，香港年輕人對這個政權已經沒有愛，但不論是跪頂請願書還是攬炒，兩代人都錯估了中共最在乎的只有權力。
“2019年跟1989年還是非常不一樣的，89年的時候，我們還覺得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孩子，我們是帶著這種愛、信任和希望，用這種儒家“進諫”的方式，來參與這個運動，後來沒有想到會被坦克無情地被鎮壓，這就是我所說的“被背叛的忠誠。但是到了2019年，我覺得香港的孩子，他們沒有這種愛，他們就是單純希望爭取民主和自由，不要再受到中共政權的壓迫，就是要脫離他們的這個政權。”
何曉清也從政治社會化的理論去分析這兩代抗爭者成長的環境和他們抗爭的方式：“香港2019年我的學生，跟我們89年那一代人，看到的東西是非常的不一樣，我們89年當時心裡覺得，總不至於會動用坦克機槍來鎮壓吧？但香港的孩子他們知道六四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只是他們認為，只要我去破壞了香港，他們叫“攬炒”，那你（中共）就會失去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你們就會擔心，這是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成長起來的同學，因為自己的成長背景，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你肯定不能夠沒有這個，可是到了最後，我覺得我們都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那就是其實中共這個政權最在乎的就是政權的權力，為了維護這個權力，你這個孩子怎麼樣去忠誠、或怎麼樣去破壞，最後都沒有辦法改變。
“白紙運動是我們幾代人的大和解”
何曉清曾經在疫情期間與中國年輕人通過在線上通過視訊會議開課講六四。她說：“我在疫情期間通過Zoom在網上和幾百個內地同學視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普通話來講六四這個課，我那時候甚至害怕到頭一天晚上，我還在問那個組織者我能不能取消？因為我很害怕，都不知道有什麼人來參加，那個時候已經實施了《港版國安法》。結果那天晚上那些內地的同學，他們那麼真誠的像我提問，而且很多同學說：何老師，你要記住我們這些很多內地二線、三線、四線城市的同學，我們沒有機會像你在海外的學生那樣，但是我們沒有覺得你賣國，以前我們沒有機會去了解六四的歷史真相，今天晚上知道之後，這個經驗真的太寶貴了，然後他們還一一告訴我那些令他們感動的地方，他們說：‘你要記住我們’。我真的記住了那個晚上，就像北島說的：‘我絕不交出這個晚上’，我記住了他們這一代年輕人。”
被問到從89六四到香港反送中抗爭者，再到白紙運動這一代，是不是有一個傳承性或感染性？何曉清說：不管是天安門、反送中、白紙還是台灣的太陽花，這個是人類共同的一個東西，就是對自由的嚮往，對民主的渴望、以及對公平和真相的追求。她認為白紙這一代中國年輕人跟她早年看到的不一樣，甚至比香港的同學更加了解如何在中共政權底下生存。
何曉清認為白紙運動就是中國幾代人的一個“大和解”，她說：“因為他們在疫情經歷了很多，比如上海的同學會說：我們終於明白當時香港的同學要什麼了！過去不是總說我們沒有民主，但是我們有飯吃啊，是吧？可是到了Covid（疫情）的時候，沒有民主就沒飯吃了，你被封起來了 ，封城之後，連飯都沒得吃了，甚至可能連命都沒有了。這個聲音就是告訴我們，不要再說什麼這（人權）跟我沒有關係，以前大家總說：人權能夠當飯吃嗎？人權能夠怎麼、怎麼樣嗎？李文亮醫生一個人的人權，最後就變成了對我們世界上每一個人的人權的侵犯。所以你能夠說跟你沒關係嗎？你能夠說我們可以不關心嗎？”
“罵我的人連“六四”這兩個字都不敢說”
何曉清教授從事六四歷史研究以來不斷遭到人身攻擊，甚至連失去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職，也是因為在一篇《文彙報》的報導中，有人舉報她是“散播反中亂港信息、荼毒香港下一代的西方代理人”。面對這些類似文革時期大字報的汙衊，何曉清說：“這些人在攻擊我的時候，他們連‘六四’這兩個字都不敢提，我突然覺得有一點可憐的心態，可能他們真的就是不知道呢？你看他們連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都不了解 。”
除了同情這些自以為愛國的憤青不了解歷史真相，何曉清教授也從民族主義進一步分析：“其實中共利用民族主義洗腦小粉紅的起源，就是因為在89六四之後，這個出動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存鐵學生的政權，害怕他們失去執政的合法性，不斷地扭曲和掩蓋歷史，導致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好像89年是不是中共和學生兩邊都有錯？”
中共將六四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但根據何曉清教授多年來的研究，這是被刻意扭曲過的信息。何曉清在專訪中舉出兩個具體的例子反駁。第一個例子就是方政的雙腿被坦克碾壓，第二個例子就是劉曉波在紀念碑旁砸槍，她說：“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證明學生們沒有使用暴力，這也是35年來我們可以抬起頭直面政權，說我們守住了和平的原則，這是和平非暴力的一場民主愛國運動。”
“大國崛起”的真相是“亡國亡天下”
中共當局也經常說1989年鎮壓六四之後，中國的政治相對穩定、改革開放之後經濟高速發展，試圖用所謂的“大國崛起”來證明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開槍的決定是正確的。何曉清批評大國崛起背後的真相其實是“亡國亡天下”。
何曉清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辦者、國學大師錢穆的話來解釋何謂“亡國亡天下”，她說：“我的老師（餘英時先生）和他的老師們，想逃掉這個‘亡國亡天下’，這個‘天下’指的就是這些價值、這些文化、這些道德，他們不想既失國土又失文化，文化指的就是這些底線，這個政權在49年以後做的事情，一次又一次讓這些最基本的底線都沒了，89年就更加是淪陷了，把這些底線都滅掉。”
何曉清反問：“如果你告訴大家說，我89年鎮壓六四是為了你們好，我如果沒有鎮壓的話，中國哪裡有那麼好的經濟發展？我們國家哪裡有那麼的富強？所以這個鎮壓死一些人，換得（中共）政權穩定，換來這些經濟發展，用這種論述來‘辯證歷史的道德意義’（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在這樣的表述底下你可以看到，那你的意思就是說：人的生命、尊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因為錢、權然後來犧牲掉？”
“是誰令你爺爺沒飯吃、爸爸沒學上？”
何曉清說：“正正因為這些最基本的這些價值，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很多的這些道德價值都沒有了，所以到了後來，孩子們變得沒有一般的常識，很多事情好像都是用計算的，去算我到底有沒有利益？這個政權扭曲、掩蓋歷史的真相，不但使下一代變成了一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使中國傳統的文化與價值徹底淪喪，這和後來中國社會出現毒奶粉等一連串沒有道德底線的事情是相關連的。”
何曉清指出：“中共用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去掩蓋六四歷史真相，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權，無限放大民族主義情緒，強調列強如何欺凌、日本如何侵華、中國人終於可以站起來，只有這個政權才能夠讓國家統一等等……但同時卻又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這個政權應該要負責的事情，全都絕口不提，令下一代成為盲目愛國的憤青。”
何曉清並在專訪中引用一段真實的對話：“我有次被一個小粉紅質疑：我爺爺的那代沒飯吃，我爸爸那代沒得上學，現在我可以在這上學、我有飯吃，我多好。我就反問他：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爺爺沒飯吃？你爸爸不能上學呢？這個不是因為你爺爺他本身很蠢，他就沒飯吃，你的爺爺和爸爸是因為大饑荒、大躍進、反右、文革才沒飯吃、沒學上，這些你全都不知道？因為這個政權掩蓋了這些歷史，掩蓋了六四的歷史，這些歷史你都不知道啊！”
守住記憶、傳承歷史 就是最大的反抗
何曉清教授在專訪中特別感謝她的人生導師、歷史學家餘英時先生，還有其他同樣在研究文革與六四歷史的學者們，以及在香港一些普通的市民給他的鼓勵和溫暖，她說正是因為這些人，讓她能夠在最困難的時刻也能守住原則、堅持下去。她說：“我們沒有權力，但是我們有對歷史的記憶，而記憶和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反抗。因為有一些東西是坦克、機槍、監獄都不能夠奪走的，那就是我們對自由的渴望和對真相的追求。中國知識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出走，但不論是六四一代、香港一代、還是白紙這一代的年輕人，只要能守住我們的記憶和歷史，就是反抗的最大武器。” 美國之音與何曉清教授完整專訪內容敬請收看美國之音《縱深視角》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