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是組建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坊間對新常委會的組成已經有諸多猜測。美國之音記者平凡採訪專家，探討了中共最高領導層提升、選拔的內在秘訣。
Your browser doesn’t support HTML5
中共二十大報導：官場之巔 接班人、政治局常委提拔之路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他的班子在中共二十大會議上齊齊舉手。（2022年10月18日）
習近平選拔庸才
中共“二十大”最後的政治局常委名單即將出爐。關於當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選人標準，在美國的中國知名作家蘇曉康說：“他絕對是武大郎開店啊。只要這個大佬，習近平他就是黑社會大佬嘛，他覺得你沒有按我的路線走，我就換掉你，用跟我走的人，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蘇曉康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蘇曉康認為，習近平基本上走的是“任人唯親”的路線。
蘇曉康說：“第一看你是不是忠誠，是不是站在我線上的，習近平到這個時代已經是非常極端了，他只用他的過去他當政時期用過的那些人。第二位在這個當中他再來挑你有沒有能力。那麼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他挑到中央的什麼蔡琪呀，一個個老實說全都是庸才，根本沒有什麼能力。”
歷代接班人命運多舛
以對最高領導人忠誠的程度劃線，這是1949年以後第一代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選拔接班人的方法。毛澤東先後選擇劉少奇、林彪、王洪文和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結果中共自己也承認都失敗了。杭州師範大學政經學院副院長、浙江省黨史學會常務理事王光銀教授曾經在2007年的文章《論中共三代領導集體關於接班人理論和實踐的演進》中說：“毛澤東在培養接班人的實踐中並未真正徹底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蘇曉康認為，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又紅又專”的標準只不過是一句口號，實際上最重要的還是要忠誠於他。
蘇曉康說：“毛澤東的‘紅’，共產黨講的‘紅’就是跟人、跟路線，這個‘紅’是這個意思，就是忠於一個派系，這叫‘紅’，當然在毛澤東時代就是跟毛澤東嘛，或者跟毛澤東的那個路線。”
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教授傅士卓（照片提供：傅士卓）
到了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時代，鄧小平選擇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作為接班人。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波士頓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說： “鄧小平提拔胡耀邦的時候，我覺得胡耀邦有一個好處，他多年管青年團，所以他跟下一代的領導人非常熟悉，所以我覺得鄧小平是希望胡耀邦可以把這個領導階層穩定下來，也希望可以一個一個提拔，就可以避免毛澤東那個時代的一些鬥爭。當然這個計劃破壞了，泡湯了。”
鄧小平選拔胡耀邦和趙紫陽，是為了推進不同於毛澤東閉關鎖國路線的改革開放，但是最後的結局仍然沒有逃脫中共的政治，就是首先要保障中共的權力。
蘇曉康說：“鄧小平為了改革，他啟用了胡耀邦、趙紫陽這兩個人。不顧陳雲、王震這些黨內老人的反對，啟用胡耀邦和趙紫陽。但是僅僅不到10年，這個改革遭遇阻力，他就無情地拋棄了趙紫陽和胡耀邦。所以六四屠殺以後，鄧小平已經沒有接班人可選了。”
蘇曉康指出，江澤民並不是鄧小平的嫡系，所以他對江澤民並不放心，於是又在臨死前隔代指定了胡錦濤接江澤民的班。
蘇曉康說：“看中胡錦濤，只因為胡錦濤在拉薩當書記的時候開槍鎮壓拉薩，那是1989年3月份，1989年6月份就是北京開槍了。所以胡錦濤是中共省一級書記裡頭最早開槍的一個人。鄧小平就是看中胡錦濤這一點，指定他在江澤民之後接班。”
西藏拉薩公路旁展示的中國領導人宣傳畫。
學歷已成浮雲
鄧小平選中胡錦濤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胡錦濤是“文革”前的大學生，而且在大學時期加入中共，符合選拔鄧小平的幹部標準。當時，中共重提建設“四個現代化”，鄧小平提出了選擇幹部也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在這個指導原則之下，中共最高領導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組成明顯開始向學歷化和知識化轉型。
從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具備大專以上學歷。曾經有一個時期，年輕和正規大學學歷成為選拔人才的硬指標，受到提拔重用的通行證。胡錦濤、溫家寶、王兆國、周永康、李克強等“文革”前和“文革”後的大學生被選拔上來，進入中共最高層。而這些並不具備“紅二代”背景或者派系親信色彩的人形成了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技術官僚”。即使是“紅二代”，例如江澤民、李鵬和薄熙來，也都具備正規大學學歷。
蘇曉康說：“尤其胡錦濤這一屆，常委是9個，9個全部是工程師。”
但是“文革”期間的“工農兵大學生”習近平選拔人的標準似乎並不看重學歷。傅士卓教授說： “肯定他們的學歷也不是那麼重要的，我覺得有一些經驗，比如說當過某一些省的省委書記或者一些部門的部委書記，這個是更重要的。”
蘇曉康也認為，學歷在今天的中國官場上已經不重要，因為他認為高級官員的學歷已經不再反映知識水平。
蘇曉康說：“學歷今天已經不是問題了，不要說中國的高官，任何層級的官員弄個學位幾乎是不非吹灰之力，因為現在中國的任何一所大學，包括名牌的什麼北大、人大在內，清華，都已經是可以混文憑、買文憑，甚至送文憑給你。”
蘇曉康以習近平為例，認為他的博士學位與實際學識並不相符。
蘇曉康說：“習近平有什麼學歷啊？他根本就沒有讀過什麼書啊。雖然他標榜他是清華的什麼博士，結果弄到後來我們當時在海外看的，也是覺得這個傢伙怎麼這麼整天念錯別字啊，好像根本沒有讀過書或者就是一個中學小學的文化程度。結果後來聽到李銳，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在臨死前有人訪問他說，哎呀他算數一句，我沒想到他就是個小學文憑，小學水平，因為習近平就是他選的，就是李銳選的。”
“紅二代”官場消失的迷思
蘇曉康指出，李銳當年作為中組部副部長，負責挑選中共中央的接班梯隊，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要具備“紅二代”的身份。據說當年有一個說法，就是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中共高官，每一家可以有一個子女最後擔任部級幹部。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和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都是在這個時期進入所謂的“第三梯隊”，準備接班。
中共文革前政治局常委的肖像畫，右起：鄧小平、毛澤東、朱德、 周恩來、劉少奇、陳雲。
六四屠殺事件之後，“紅二代”接班問題被中共元老陳雲提上議事日程。
蘇曉康說：“這個‘紅二代’、‘紅三代’的問題的出現是六四屠殺以後，陳雲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較放心。陳雲的這句話開啟了所謂‘紅二代’接班的合法性，而且他是叫整個世代，就是整體接班合法性。陳雲講殺了人了，不能不考慮將來我們後代的安全，所以他提出要整體‘紅二代’接班，就是他們子弟接班。”
但是今天中國的“紅二代”、“紅三代”和“富二代”、“富三代”對於坐江山慾望甚少，其典型就是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的後代都沒有進入政界，而是選擇經商，甚至移居海外。蘇曉康分析說，他們普遍感到在中國沒有法律上的安全，還有環境、大自然被破壞。
另外，分析人士還認為，習近平很忌憚和他具有同等背景的“紅二代”對他形成挑戰，薄熙來被整肅也反映了習近平這種“瑜亮情節”。
濟南中級法院宣判薄熙來案現場(2013年9月22日，濟南中級法院微博圖片)
蘇曉康說：“在今天，特別是到了習近平時代，在選拔高官上還有‘紅二代’、‘紅三代’這回事情嗎？沒有了。因為習近平回到了任人為親的路線。就是說他啟用了自己的‘之江新軍’。還包括另外兩撥人，一撥是他的所謂清華同學幫，另外一個還叫做秘書幫，指的是他在浙江和福建時期使用的秘書。他把這三股力量，‘之江新軍’、清華同學幫、秘書幫調到中央來擔任要職。”
中國事務專家、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傅士卓說：“當然如果你在黨內沒有什麼關係，沒有一個關係網，那你被提拔的希望當然減少了。所以我覺得，比如說你說到常委，我們現在就知道‘二十大’常委是最重要的，習近平一定要選拔一些他認為可靠的人，也可以說是一些習近平的，也可以說是他的牌，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傅士卓也指出，習近平不可能在所有位置上都安排自己的人，他必須把一些位置分給“團派”和其他派系，以便保持毛澤東曾經說過的“五湖四海”的平衡。
傅士卓教授指出，習近平至今不挑選接班人，會給未來的中國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同時習近平只選拔聽話的人，政策上難免偏頗。
傅士卓說：“習近平到現在為止是避免這個問題，因為他沒有提拔一個繼承人。所以我們還不知道他是怎麼考慮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對中國的未來的政治穩定應該是不太理想。”
傅士卓教授認為，習近平只提拔自己的親信，選擇範圍越來越小，聽不進應該聽到的意見。他說，最高領導人不喜歡聽別人的話，那向他提供意見的人就越來越少，提供的意見就越來越窄。
傅士卓說：“這個使他們早晚會犯一些錯誤，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也許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打破的不止是接班人選拔的方式，而是中共的領導方式。杭州師範大學教授王光銀在《論中共三代領導集體關於接班人理論和實踐的演進》一文中說，“鄧小平明確中央最高層領導者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鄧小平指出：‘中國的未來，要靠新的領導集體。’從而把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的前途和社會主義的大業交給了一個集體，而不是某一個人。”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召開，這個中共不成文的慣例，這個曾經被中共標榜了幾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已經被習近平和中共自己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