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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要向中國“直接傳達”對台海安全的立場。專家認為八月初中共對台軍演是岸田這項發言最重要的原因。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國對台欲加強主導權,即使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法中有關安全許可的部分不指名防範中國,日中關係也難改善。
環台軍演使危機迫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7日在國會的預算委員會接受質詢時重申,台海和平穩定很重要,盼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問題。他強調“必須確實將這項方針'直接傳達'給中國”。
執政的自民黨幹事長代理執行梶山弘志在記者會說:“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對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國際社會的穩定來說相當重要”。
在野黨共產黨書記局長小池晃在記者會上批評表示,非和平手段應該堅決被排除。
此前岸田文雄就多次公開表達日本維護台海安全的立場,並強調未來會繼續向中國表達這一態度。
日中關係專家,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教授林泉忠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岸田在今年7、8月就已經開始試探與中國領導人會晤的可能性,現在更強調直接溝通,這與岸田內閣在國內的支持度持續下滑有相當的關係。
他說:“一方面,8月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北京舉行了對台的環島軍演,而且有五枚飛彈落入日本防空識別區;另一方面,9月是中日邦交50週年。但是他(岸田)拋出與習近平見面的構想之後,並沒有獲得黨內以及輿論的普遍支持,這其中一個新的原因是認為他在五枚飛彈事件上的反應太過軟弱,對他不滿的聲浪持續升高。”
林泉忠認為,迄今為止,岸田要直接與習近平見面溝通的想法並沒有改變,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週年的慶祝活動在9月29日已經舉行,習近平並未訪日,“岸習會”未能實現。。因此,岸田希望11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利島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G20)期間能夠與習近平直接溝通。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長王宏仁認為,關於維持台海穩定與和平的立場,岸田不希望以“戰略模糊”的方式響應。王宏仁表示,除了佩洛西訪台後中共的對台軍演時,中方發射的彈道彈頭落入日本經濟專屬經濟海域(EEZ)使日本感到相當迫切的威脅之外,還有其他原因迫使岸田積極地要直接與中國溝通。
他對美國之音說:“俄烏戰爭和習近平二十大連任,給日本最重要的啟示是,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是隨時可以發生的。另一方面,我認為,岸田文雄現在執政狀況不佳,國內支持度又低,以及統一教的問題,根本無暇去考慮之前想要修改的日本憲法第九條自衛權問題。就算現在真的開始要修這個憲法,也緩不濟急,所以只能用向中國傳達更強的政治訊息來預防戰事的發生。”
二十大之後日中關係仍難改善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0月16日在中共二十大做政治報告時聲稱,為實現“國家統一”,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對此,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10月17日在記者會中表明,寄望藉由對話以和平解決台灣相關問題,是日本一貫的立場。
台灣成功大學學者王宏仁認為,習近平在二十大的報告書中提出和平統一台灣仍是長期目標,以及中共不放棄用武力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等等,這些都不是新的內容,根本不令人意外,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對於在台海局勢上握有主導權的強調。
王宏仁說:“習近平報告書這次的重點是在於將來的台海問題,中國要掌握主導權,要掌握主導權的話,首要的工作就是處理外部勢力干涉的問題。在外部勢力當中,最主要的敵人是美國,這就會影響到日本的態度。目前日本在外交和軍事上,我認為自主的空間並不高,完全受制於美國,以至於短期之內,日中關係是被限制在美日中三邊關係的框架下發展,導致日中關係暫時無法朝正向、正面發展,甚至沒有太多的對話空間。”
針對涉及台海的日中關係問題,香港科技大學學者林泉忠指出,習近平在二十大的報告書中並未提及中日關係,也沒有提及美國、歐洲,卻讓非洲佔有不少篇幅,顯示出中國的對日政策並沒有太大的政策變化。
林泉忠說:“二十大之後中國主動改善與西方的關係之跡象並不明顯,可以說二十大後的未來五年,中國與西方關係包括日本在內難以樂觀。但是我認為,在中美新冷戰氛圍持續的情勢下,中國'分斷美日'的戰略不會放棄。'既打且拉'會是未來中國對日本的基本政策方向。”
岸田令經濟安保大臣避提中國
日媒《產經新聞》10月14日關於機密信息接觸人員之安全許可的報導中提到,日本正在著手製定高科技產業情報的接觸人員之安全許可製度化的相關法律,負責該法律制定的經濟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希望在法律條文中點名中國,卻遭到岸田的反對,認為應該避免與中國之間產生不必要的爭端。
高市在“BS富士Prime News”的節目中論及“安全許可”的話題,她說:“在我就任部長的那一天,我就被告知不要提到'中國'這個詞,也被告知在明年的國會上提交內容包括'安全許可'的經濟安保促進法案上,要避免提到'中國'”。
岸田政府8月10日進行第二次內閣改組,岸田在官邸與新內閣成員個別會談,其中包括接任經濟安保大臣的高市。
信息安全專家,澳大利亞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 犯罪學教授張耀中(Lennon Chang)表示,安全許可審查機制是經濟安全保障的核心,這是一個限制某些私人研究人員、工程師和政府僱員訪問機密信息的系統,可以審查接觸到人工智能(AI)和量子技術等尖端技術機密信息之相關人員的資格,亦可以防止可轉用於軍事用途的技術之相關信息以及私營部門的國際競爭力洩漏到國外。
張耀中認為,現在的國際趨勢已經形成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明顯對峙的格局,這兩個陣營彼此無法信任對方,推動保障國家機密信息的相關法律自然更加重要,但是他認為並沒有在立法時指名中國的必要性。
張耀中告訴美國之音:“保障國家機密信息的法律制定與實行應該具有全面性的規劃,如果針對特定國家製定,那隻會是依照目前的局勢對於特定的國家進行規範,這樣很容易造成的風險就是掛一漏萬,特別是未來國際局勢很有可能會改變的。如果指名中國是一種政治表態,我認為不必寫在法律條文中,其實在媒體的運用上,或是在宣傳這部法律時,就可以讓大家比較明確地知道這個法律是針對極權國家製定的,例如說是'特定國家'。”
張耀中指出,其實澳大利亞在執行安全許可審查的時候都會依照現在的狀況對某些國家與人員背景特別調查,這些屬於執行的細節,在審查機構的內部就有決定權,不必制定在法律條文中。因此不指名任何一個國家,反而在執行安全許可的調查時更有變通的空間。
關於高市提及岸田反對提及中國,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長王宏仁認為,這屬於岸田內閣溝通的問題。他指出,在台海問題上,日本表達的方式從來就不是直接指稱中國是唯一的問題,而是提出日方關切的是現狀可能被改變的問題,以及是否能繼續以和平的方式來溝通。
王宏仁說:“日本和美國還是不同的,美國可以直接在芯片法案的推動中公開把中國當作制裁的對象,但是日本要在高科技產業上面對中國做出限制,目前只能在實務上暗地裡來做,不太可能會大張旗鼓,這其實也反映美國跟日本雙方政治文化的差異性。”
日中關係專家林泉忠表示,高市與岸田在對於中國的態度方面本來就有很大的差異,身為經濟安保大臣,又是“對中鷹派”的高市自然會有較為直接的主張。
他說:“高市早苗是自民黨內與安倍晉三前首相在意識形態上比較接近的'右派'乃至於'右翼'的政治人物。出生在廣島的岸田首相以及他的'宏池會'( 岸田文雄領導的派系)則是比較溫和的,傾向主張與鄰國和平相處,且也向來重視與中國的關係,所以雙方在日中關係議題上存在溫差其實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林泉忠認為,高市的表達方式比較直接甚至高調,而當下日本政界以及輿論普遍對中國有比較強烈的不滿,岸田面對著持續下滑的支持率,即使想要避免與中國起衝突,進而改善日中關係,恐怕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很難推出積極拉近日中關係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