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戰事已經持續一個月,未見有終結跡象。全球各地都關注當地情況,包括香港記者亦有到烏克蘭及鄰近的波蘭採訪,近距離觀察戰事的發展及難民的狀況。在烏克蘭採訪的香港記者陳子煜談到當地的危險和守望相助,而在波蘭的胡戩則看到難民的苦況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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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近距離觀察烏克蘭戰事 報導苦況與希望
身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大約一個星期的香港記者陳子煜,在接受訪問期間,忽然說要暫停一會,原來是旁邊的日本紀錄片記者提醒他,已經是晚上七時,要把燈光調暗,以防有狙擊手對他們開火,或有任何危險。
他說:“晚上八時宵禁之後,政府強烈建議要關燈,舉例說,如果你跟我做FaceTime訪問,這裏的八時之後你根本不會見到我,因為我會關燈了。”
他說,他之前身處烏克蘭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Lviv),當地聚集過千名記者,但很多不會再向東邊進發。雖然當地也時常有空襲警報,會令人有恐懼感,但不少人生活如常,可以買咖啡和去餐廳吃飯。
但當他轉到基輔,見到市內的商業活動近乎是零,只有超級市場在運作。在每天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七點的宵禁令下,超市五點就會關門。據他觀察,基輔是大城市,在戰火下,接近一半人口已經離開逃難,街上很少小孩。市面不至於嚴重炸爛,但到處都是受震波影響碎裂的玻璃。
他在基輔見到最多的,是由當地部隊設立的路障,駕車每五分鐘左右就會遇到一個,要檢查他的證件。因為有不少所謂的“破壞者”(saboteurs)偷偷進入市內,拍攝路障位置,或者偷運武器。
基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實施軍事宵禁,時間由24到36小時不等。陳子煜住身處基輔外圍的伊爾平 (Irpin),之前戰況甚為激烈。他說,他持有國際記者聯盟的證件,又有烏克蘭國防部的記者認證,雖然在軍事宵禁期間可以出外,但路上的軍人都會勸告他回到安全地方。
他說:“你可以說這裏整個氣氛都比較緊張,宵禁期間整個城市實在太靜了,間中會聽到零星槍聲。”
陳子煜說,開戰初期市民在地鐵站暫避的情景已經不復再。留下來的人都會在不同形式上幫忙,比如是幫助軍隊,為他們煮食。現時烏克蘭西邊到基輔的鐵路仍在運作,貨品仍然能夠運入基輔,雖然很多東西缺貨,但超市還可以買到煙肉。
他說:“因為開戰的第一個星期,市民是比較恐懼。但是現在還留下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準備。”
“在這邊待得久了,如果你過來住兩天,你就會分得清是哪邊開火,是烏克蘭軍或是俄軍開火,是開甚麼火,認真想起來都頗荒謬,這裏的人懂得是步槍聲、手槍聲還是炮火聲,哪一方開炮,有沒有擊中甚麼都聽得出。”
炮火容易分辨,懷疑是俄羅斯放出的“假新聞”反而是難題。陳子煜說,經常會有傳言說,俄軍今天會攻進基輔,明天會使用核武器,導致人心惶惶。戰事已經持續一個月,不少人相當厭戰,希望丈夫、男朋友、兒子、孫子早日回家。
除了烏克蘭人保衛國家,也有外國人入境參軍。陳子煜坐通宵火車入境,車上有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荷蘭人希望幫忙作戰,兩人都有接受過軍事訓練,但感到資訊混亂,不清楚應該申請甚麼文件,或去哪裏報到。陳子煜說,荷蘭人終於到基輔軍營報到後,被問到有沒有實戰經驗,他答沒有。
他說:“那名長官就跟他說,你可以回家了,我們不需要你。”
而西班牙人有在伊拉克服役的經驗,於是就被接受。 陳子煜說,把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納入指揮體制是一件難事,同時不少烏克蘭人想參軍,也不是所有人都會被接受。
進入烏克蘭的人少,逃離烏克蘭的則有高達300萬人,當中有200多萬到了鄰近的波蘭。香港記者胡戩從台灣出發,在3月18日到達波蘭。他有一次在樂斯拉夫(Wrocław)的車站見到一個烏克蘭難民,看似是終於到達了他要到的目的地,看到了希望。
胡戩說:“他走到義工的旁邊,義工叫他來喝點東西。他立刻崩潰了,哭了出來。”
胡戩說,通常難民來到華沙後,數日後等到相關文件就會離開,轉到下一個地方。他聽過當地教會人士說,現在離開烏克蘭的,都有一定經濟能力,比如一些難民,有親人在外地,清楚自己要去哪裏。也有些是一群難民,當中有處事成熟的人,清楚要申請甚麼文件,問題不大。
但他也見到,有一家難民,包括媽媽、12 歲的女兒和 4 歲的弟弟,在華沙中央車站住了八天,是一件頗罕有的事。因為想留在波蘭的人,應該不太難找到熱心的波蘭人接待他們回家。
他也見過兩個個烏克蘭少女,身上沒有護照,想轉到加拿大,因為有親人在那裏,但又沒有他們的聯絡方法。在難民營,有西班牙義工建議少女去西班牙,結果她們接受了。但胡戩擔心,她們不懂西班牙語,連西班牙首都在哪的基本知識也沒有。
令胡戩感到慶幸地的是,他訪問了幾位烏克蘭母親,都說到了波蘭幾天,小孩子已經安排到幼稚園上課。
胡戩曾經採訪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形容華沙中央車站仿如香港理工大學被圍困時的情況,車站內全都是人,有一陣酸醙味道。他指的是,一群人被逼暫時在一個地方逗留,衛生情況不太好,四處都是外界捐贈,給難民使用的物資。
他說:“我覺得是有一種香港理大的既視感,尤其是看到那些物資站。我有去不少難民營,看着那些物資站,完全是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的樣子。”
“人家要打仗才會出現這樣的資源站,這樣的規模,我們2019年的時候,究竟是經歷了甚麼,才出現類似的場面呢?”
他又說,他跟難民介紹自己時,會說自己是來自台灣的記者,慢慢跟對方談了一會,才會透露自己本來是住在香港,後來才因安全原因搬到台灣。
他說:“我覺得烏克蘭難民是知道台灣的事的,談起台灣他們都會有反應,談到香港,他們都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我問問題時,少不免要談一談我自己的經歷,所以其實他們對於香港的事是有認知的。”
胡戩回想到,他自己很在意問關於烏克蘭人身份的問題,為甚麼他們覺得自己跟俄羅斯人是有分別的。 有些人會答,是因為小時候看過的一本小說,或是聽過的歌。
他說:“昨天有一個人跟我說,因為他媽媽是說烏克蘭語的,但他從小看的電視都是傳播俄羅斯的刻板印象,會灌輸講烏克蘭語就是賤種、講烏克蘭語就是垃圾、講烏克蘭語就是沒有文化,他就覺得,沒有理由,我媽媽自小就講烏克蘭語,為甚麼我媽媽說的語言就是沒有文化,就是賤種和垃圾呢?這引起他做研究,慢慢發覺原來不是這樣的,原來這是刻板印象,他們是想令我們覺得自己不是烏克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