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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藝術家應否為俄烏戰爭埋單？
俄烏戰爭爆發以後，俄羅斯文化精英在文藝界、體育界等多個領域面臨重重壓力和抵制。有藝術家和政治、歷史學者表示，為侵略罪行買單的應該是普京政府和寡頭集團，應該警惕將制裁對象放大到俄羅斯文化及其人民。
從美國肯尼迪中心將俄羅斯休息室（Russian Lounge）改名為歌劇院圈休息室（Opera House Circles Lounge）；到美國非政府組織太空基金會（Space Foundation）將一項籌款活動重新命名，刪去了蘇聯宇航員加加林的名字；再到意大利的米蘭比可卡大學試圖延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課程。
20歲的俄羅斯鋼琴家亞歷山大·馬洛費耶夫（Alexander Malofeev）在臉書上表示，自己在溫哥華的演出，由於政治原因被取消。他說，自己有親人居住在烏克蘭，當前最重要的就是停止流血。 “但是為什麼幾天之內，這個世界倒退回一種每個人只能在恐懼和仇恨之間做選擇的狀態？” 馬洛費耶夫問。
歷史學者：警惕道德狂熱，俄國人不等於普京政府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俄羅斯文化歷史的教授杰弗裡·布魯克斯（Jeffrey Brooks）對美國之音表示，國際社會可以向普京政權以及和政府聯繫緊密的文化寡頭追究責任，但是不應該將目標放大到所有俄羅斯人。
“那些跟俄國政府走得近、由於政治紐帶獲得成就和回報的文化人士，和可鄙的普京政府沆瀣一氣。我們不該跟俄羅斯政府也不應該跟這些人做生意。但追究責任的努力不應該變成針對俄羅斯人的運動，僅僅由於國籍和種族責備別人永遠都不合適。我們可以反對任何為俄國政府增收的事情，但是不要成為一場反對俄羅斯人的運動。”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與價值觀項目主任塞繆爾·戈德曼（Samuel Goldman）則認為，烏克蘭戰爭引發的道德狂熱，可能會將俄羅斯人不加區分地劃為敵人，並且不能有效地結束普京的入侵。
“最寬厚的解釋是，人們對俄國政府過去一個月的行為感到憤怒並且付諸行動。不那麼寬厚的解釋就是，他們處於一種道德狂熱(moral frenzy)，不能區分俄國政府的行動和俄國文化、俄國人。雖然是好心，但我不認為會成功，這和擊退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的目標沒有關係。移除加加林的名字，我看不出這能達到什麼特別的目標。二戰時日裔美國人的遭遇，就是集體愧疚(collective guilt)具備危險性的例子。”
俄裔藝術家：行動即藝術，鼓勵更多俄國文化精英站出來
華盛頓的視覺藝術家、俄裔美國人馬克·凱爾納（Mark Kelner）的祖父母曾經從烏克蘭遷移到莫斯科，父母又在約五十年前作為蘇聯難民來到美國追尋自由。
3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一個慶祝吞併克里米亞8週年的集會中，誓言將會在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中勝利。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在會場上揮動著藍白紅色的國旗，為他的演講拍手歡呼。
“他每次講到去納粹化, 都是在弱化納粹這個詞，並且冒犯在二戰中死去的數百萬猶太人。這是普京的宣傳點，完全錯誤的敘事。”凱爾納說，“我看著這些和我長得一樣的人們的照片，他們擁有和我一樣的表達方式和雄心壯志。這些照片令人難以直視。”
為了表達對烏克蘭人的支持，凱爾納在俄羅斯詩人普希金、愛因斯坦、甘地的雕像上掛上黃藍相間的氣球。他介紹說，2000年樹立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普希金雕像是美俄文化交流的象徵，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塑像在九年後矗立在莫斯科。
“普希金代表著俄語的莎士比亞，他開創的浪漫風格構成俄羅斯人渴望的身份核心。我的意圖就是，不要把你的挑釁和憤怒發洩到俄羅斯人身上。我認識很多俄羅斯人，沒有一個支持這場戰爭。很多我們了解的戰爭信息，並沒有通過媒體在俄國傳播。很多人處於黑暗之中，被完全洗腦。”
凱爾納認為自己在藝術家之外還承擔著公民的行動責任，特別是在遠在俄羅斯的友人被剝奪自由表達和遊行權利的當下。
“行為即藝術——這是我從中國藝術家艾未未那裡學到的。蘇聯的歷史顯示，成千上百的異議分子當時勇敢發聲，作出犧牲，但也鑄就了傳奇。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尋覓的（聲音）。”
3月6日，凱爾納帶著自己製作的普京版皮納塔（pinata）到白宮遊行。蓬頭垢面的”普京”赤裸著上身, 掛著“戰犯”的牌子，吸引數百位示威者上前拍照，並將玩偶發給烏克蘭戰區的士兵。一位遊行者的丈夫正在烏克蘭邊境幫助難民遷移，凱爾納與他進行了視訊通話並表達感謝。
“他們處在戰爭之中，而我只是一個有空把氣球綁在雕像、製作皮納塔的人。但是這是我的表達，這很重要，我不能沉默。我帶著這個皮納塔去遊行，裡面空空蕩盪，就像普京本人一樣空洞。”
文化鐵幕正中普京下懷？
3月16號普京在電視演講中說，西方利用內奸，企圖“毀滅俄羅斯”。與此同時，俄羅斯當局宣布封鎖Instagram、臉書等社媒平台，並推出新法，傳播與戰爭有關的“虛假信息”者，最高可被判處15年監禁。
據獨立抗議監測機構OVD-Info統計，2月24日以來，俄羅斯有超過一萬五千人因參加反戰抗議被拘留。
據《紐約時報》報導，除了嚴酷的政治氛圍，隨著Adobe、Cannon、Visa等西方公司紛紛退出俄國市場，俄羅斯藝術家在創作和交易工具上面臨瓶頸。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詹妮弗·魯賓(Jennifer Rubin) 上週在《俄羅斯運動員和藝術家也負有道德義務》一文中稱，國際社會對俄羅斯文化名人的抵制是正當決定，民主國家需要他們公開譴責普京的戰爭，否則可以放棄西方市場的利益。
凱爾納對此強調，俄羅斯藝術家正面臨著文革一般的言論處境，和西方之間的文化鐵幕不應該就此落下。 “我很希望政治訊息能夠重新回歸俄羅斯的藝術作品，但實在太危險。現在的氣氛有如文革。藝術家有義務反駁這些集會言論，文化名人需要表達觀點。但這不是關於‘取消’，取消俄羅斯文化並不是答案，反而正中普京下懷——讓俄羅斯完全和西方隔絕。”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戈德曼指出，一戰期間，美國存在消除國際對手的現象，德國的酸菜、法蘭克福香腸等食物被命名為自由捲心菜或熱狗，以德國名字命名的城鎮也被改名。但是二戰期間，羅斯福政府敦促公眾不要區別對待歐洲人，特別是德國人和意大利人。 911事件爆發後，布什總統表明，美國不是與穆斯林開戰，而是與攻擊美國的恐怖分子作戰。
“對於烏克蘭戰爭也一樣，區分哪些人是決策人士，哪些人是觀察者，這是非常重要的。身在華盛頓、紐約和倫敦要求這些俄羅斯藝術家和運動員譴責他們的政府很容易，但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很難。我們可以崇敬那些展現道德勇氣和承擔風險的人，而不要譴責沒有這麼做的人，彷彿他們沒有達到什麼普世道德標準。” 戈德曼說。
普京轉瞬即逝，真實的俄羅斯永存
俄羅斯芭蕾舞蹈家米哈伊爾·巴里什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文學家鮑里斯•阿庫寧（Boris Akunin）等人近日聯合發起“真實俄羅斯”（True Russia）運動，為烏克蘭難民募款。
他們在聲明中寫道，獨裁者不僅對烏克蘭，也對俄羅斯本身發起了戰爭，剝奪了它的未來、踐踏和毀滅其中活著的生命、造成腐肉遍地。
“但是真實的俄羅斯比普京的俄羅斯聯邦更為博大、強壯和持久。她還活著，而且會繼續存活。”
《經濟學人》3月19日發文指出，迴避俄羅斯過往的作品意味著放棄了一本幫助人類走出黑暗的指南。
“取消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一所意大利大學所威脅的那樣，人們就會錯過對虛無主義和暴力的無與倫比的洞察力。拉黑柴可夫斯基或肖斯塔科維奇，會使一份從令人窒息的壓抑中掙脫出來的美銷聲。拒絕馬列維奇的畫作，就會棄絕他對一個裂開的開放世界的迫切願景。驅逐托爾斯泰，意味著失去一位永不過時的和平先知。”
著有《火鳥與狐狸：沙皇和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俄羅斯文化》的布魯克斯認為，在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上，俄羅斯文化界的真實聲音仍然被掩埋，俄羅斯有著多元化的歷史，而且存在深層的、倖存下來的、反對政府立場的文化支流。
“俄羅斯文化很多在地下。我認為普京的口徑不能代表俄羅斯主流文化。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文化和普京政權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相比的，這是一種表演性文化。你不得不向斯大林叩頭，但是他們無法掌控你內心深處的想法。普京的政權有著比你想像中更加脆弱的文化根基。”
布魯克斯指出，俄羅斯文化中的“火鳥”象徵著藝術反抗環境的力量，“狐狸”代表藝術家的狡黠和逆流而上的能動性，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沙皇政權的威逼利誘之下，堅守獨立作家的使命；一生都在等待槍決的肖斯塔科維奇，將大清洗下的恐懼作為動力，將諷刺和悲憫嵌入微妙的旋律中流傳後世。
“文化人物要在俄羅斯倖存，必須做一隻狐狸。如果要避開迫害，你得走一條費力的道路，探索極限但是不要越過極限。” 布魯克斯說。
“這是一個苦中作樂的年代。我試圖鼓勵目前身處俄羅斯的朋友不要絕望，因為我感受到，在俄羅斯想像力、思想和文化之中，一種更加深刻、更加人文性的思潮會在不久後浮現於世。我們應該對此心存希望。 俄羅斯文化的奇觀，會比普京政權長命。我的心獻給那些敢於公開抵制普京政權戰爭罪行的俄羅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