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官方認定的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日期前大約4到6個月，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位領導坦誠其高級別病毒實驗室存在著生物安全措施需要加強落實的問題。此外，根據已公開的電郵記錄顯示，這位武漢病毒所領導人早在2016年就向美國提出需要消毒劑和實驗室密閉安全服的請求。
“實驗室生物安全處於危險之中，”在一篇論文中，武漢病毒研究所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簡稱P4實驗室）主任袁志明寫道。他解釋其原因是“投資來源、隸屬關係和管理體係不同，這些實驗室（對條例）的實施在達標和合作工作流程上面臨困難。”
袁志明這篇論文2019年5月、9月經兩次修改後完稿，2019年9月發表在他自己任共同主編的英文期刊《生物安全與生物安保雜誌》（Journal of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上。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的現狀與未來的挑戰》。
袁志明是一位科研人員出身的管理人員。他在歐洲和美國的多家研究機構從事合作研究多年，了解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不僅建設成本高而且維護成本也不菲。
但在武漢病毒研究所，他寫道，“維護成本一般被忽略；一些高級別生物危害安全等級實驗室（BSL）沒有足夠的運營資金用於日常的但確實至關重要的流程中。由於資源有限，一些生物危害等級3（P3實驗室）的實驗室在成本極低的情況下運營，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根本就沒有成本。”
袁志明是中國首個P4實驗室的主要負責人。他在實驗室建設階段就擔任工程項目總經理；項目完成並獲認證驗收後一直擔任實驗室主任至今。
他在同一篇論文中斷言，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的狀況，將使“安全隱患”“很難及早識別”。他寫道：
“目前，大多數實驗室缺乏專業的生物安全管理人員和工程師。在這些設施中，一些熟練的工作人員都由兼職的研究人員組成。這使得很難及早識別和減輕設施和設備運行中的潛在安全隱患。”
但時隔一年後，就在新冠病毒是否源於實驗室的討論不斷升溫時，袁志明卻稱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級別實驗室“同現在運行的歐洲、美國的實驗室都是一個標準。同時還有一支懂得生物安全和技術的科研管理和支持人員隊伍。”
專家：這些是嚴重問題
“這些是嚴重的問題。”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學家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問題可能與新冠病毒源頭有關。”
埃布賴特博士是最早提出要對新冠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洩露或事故的科學家之一。他和其他一些國際知名科學家曾於今年3月給世衛組織聯署了一封公開信，認為世衛組織與中國的聯合病毒溯源調查中存在缺陷，沒有解決病毒來自於實驗室洩露這一假設。
埃布賴特指出，新冠病毒從實驗室洩露的假說不是有沒有可能的問題，而是有著確定的可能性，“因為人們現在第一次意識到，許多人開始看到，在缺乏有效的生物安全法規，缺乏需求評估以確保不需要就不建實驗室，以及在沒有操作維護和人員培訓以確保實驗室在操作時安全運行的情況下，病原體實驗室中存在著的嚴重風險。”
“袁志明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地專家。顯然，他對他所監管的實驗室的生物安全非常關切。” 紐約伊薩卡的非營利科學機構《生物科學資源項目》執行主任、病毒學家拉瑟姆（Jonathan Latham）告訴美國之音。
“實驗室洩漏在世界範圍內屢見不鮮。 鑑於這些聲明，如果武漢的一個病毒學實驗室發生洩漏也是不足為奇的。”拉瑟姆補充。
但埃布賴特博士認為，袁志明指出的問題並不是中國實驗室所獨有的，生物安全問題“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真實存在的，” 其根本原因是，“沒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安全法規，根本沒有。” 他說，即便有些國家有，“它們也非常有限”。
袁志明的求助電郵
上週，位於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司法觀察”（Judicial Watch）發布消息，稱該組織依據“信息自由法”從美國國家衛生院獲得301頁該院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往來的電子郵件，其中包括了2016年時任武漢病毒研究所副所長的袁志明，請求美國國家衛生院官員幫助尋找消毒劑以對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密閉安全服和室內表面進行消毒的郵件。
這些文件揭示了美國國家衛生院下屬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通過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向中國提供了9項資助，用於研究蝙蝠冠狀病毒。
電子郵件顯示，美國方面對袁志明的請求十分重視，袁志明與之聯繫的國家衛生院病毒學家庫恩（Jens Kuhn）在給其上司的電郵中將2016年袁志明的信標上了“高度重要”。而袁志明也向美方表示友好。2020年3月20日的郵件中——此時美國疫情已經爆發，袁志明向美國同行報告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對新冠病毒研究的進展，並表達了對美國疫情的關切：
“我從媒體上看到，病毒在你們國家蔓延，過去數日感染的人越來越多，這讓我很擔心。我相信，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我們最終可以遏制病毒的傳播，我們的生活很快就會恢復正常。我不知道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我希望你能保護你和你的家人。”
進行政治反擊
但是，就在袁志明發表擔憂生物安全的論文後不到一年，在接受中國央視旗下的英文台CGTN採訪時、針對美國政界和媒體對病毒從實驗室洩露的質疑，他卻表達了對武漢病毒實驗室生物安全的充分信心。
“所以我們一早就說，這病毒絕對不可能是從我們這邊出來的，”2020年4月20日，袁志明告訴該台記者馮懿磊。“我們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我們有我們的科研行為準則和相關的一些東西，所以我們對這一點充滿信心。”他補充。
2020年2月16日，阿肯色州聯邦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在接受采訪時暗示病毒可能是從武漢實驗室裡逃逸的，“我們還知道食品市場距離研究人感染疾病的超級P4實驗室僅幾英里之遙。”他表示。
武漢病毒所“是一個開放、公開、透明的一個研究所，實驗室更是這樣。”2020年5月26日袁志明告訴CGTN記者胡超。“我們這個實驗室的物理設施和管理水平同現在運行的歐洲、美國的實驗室都是一個標準。同時還有一支懂得生物安全和技術的科研管理和支持人員隊伍。所以實驗室一直在合法、合規、安全運行。實驗室運行這麼多年來也沒有發生病源的洩露和任何人員感染的情況。”他繼續道。
2020年4月30日，特朗普總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洩露有“高度信心”；當被問到他是否看到了證據時，他說：“是的，我看到了。”
“考慮到風險，袁教授突然對他的實驗室如此確信也就不足為奇了。” 英國《星期日郵報》（the Mail on Sunday）專欄作家伊恩·比雷爾（Ian Birrell）2020年6月寫道——他可能是至今唯一注意到了袁志明這篇論文的英文媒體記者。
“他也是該所最高級別的共產黨員。”比雷爾繼續寫道。“如果這種流行病被證明是由錯誤或安全問題造成的，後果將是巨大的——不僅僅是對他和他的實驗室，它將摧毀公眾對科學的信心……它將加速世界各地不斷湧現的賠償要求。……它也會動搖——甚至可能粉碎——獨裁的中國政權。”
袁志明在2020年12月被提升為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分黨組副書記。
這也許是袁志明出於政治上反擊的需要做出的姿態。不過，他在同年疫苗研製成功後接受采訪中所提供的一些信息卻更可能是真實的。
袁志明的苦悶
2020年7月，袁志明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陸成寬採訪、談6月16日與國藥集團合作的疫苗試製成功時，透露了在他領導P4實驗室研製新冠病毒疫苗的過程中，帶給他“最大壓力不是科研本身，而是科研人員的疫情防控”。
“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武漢P4實驗室曾拉響過3次警報，都是有人發燒、咳嗽。當時，袁志明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把園區封閉，不讓人進出；然後組織核酸檢查。所幸都是虛驚一場。“這篇報導說。
記者引用袁志明自己的話說，“那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那是我最艱難的時候，也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談起這些，袁志明至今都不願多想。”報導說。“為了排解心中的壓抑，袁志明只有寫日記，向屏幕傾訴自己內心的苦悶。疫情期間，他寫的日記足足有50萬字。” 報導寫道。
究竟是什麼事情讓袁志明如此壓抑？袁志明說的“疫情最嚴重“又指的是什麼時候？根據袁志明2020年3月20日給美國同行的信，當時他對中國的疫情已經相當樂觀，“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情況向好的方向發展，這裡過去兩天沒有報告確診病例，也沒有報告疑似病例。”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在袁志明的日記裡。
不透明是中國特色疫情應對方案
不透明是中國政府處理疫情的特色。從2019年底武漢疫情爆發以來，政府一直試圖嚴密封鎖疫情信息，加大力度打壓民間記者、作家對疫情的真實報導和記錄，如方斌、陳秋實、方方、張展等。武漢的眼科醫生李文亮，在疫情最初階段僅因在社交網站上分享可疑病例的信息而被懲戒，他最後死於這個病毒的感染。“一個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是李文亮醫生臨終前對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發出的強烈抗議。
上週，世界衛生組織自大流行以來罕見地呼籲中國必須透明；強調第二階段溯源將包括對實驗室洩露的調查。
週四（7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呼籲中國“透明、開放和合作，”尤其是該組織在大流行初期要求的“信息和原始數據方面。”
“我認為，真正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是我們需要為數百萬受苦難的人和數百萬死去的人做的事，”譚德賽說。
週五（7月16日），譚德塞在一個閉門會議上說，下一階段溯源調查將包括“對在2019 年12 月發現初始人類病例的地方運行的相關實驗室和研究機構的審計。”
中國政府立即拒絕了世衛組織的這一建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週五說，在溯源問題上聯合國的建議和中國的“立場不符”。他繼續強調第一階段調查結論中“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以及“在全球更廣泛範圍內繼續尋找可能的早期病例、進一步了解冷鍊及冷凍食品在病毒傳播過程中的作用”，這些已被科技界視為世衛組織調查團被中國政府利用的可疑結論。
“我不知道如何對看起來如此奇特的東西賦予任何價值，”週一（7月19日），美國國家衛生院（NIH）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 針對中國提出查冷凍食品做出如上回應。“當然，其他人已經專門研究了這個論點。但似乎沒有得到很多支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
柯林斯呼籲對病毒源頭進行徹底調查，“我們需要更有力的由專家推動的調查，中國需要更加合作，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真正知道發生了什麼。”
戰狼與袁志明並存
於此同時，中國“戰狼”小報《環球時報》發表社論痛批譚德塞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將病毒溯源嚴重政治化，“中國社會不會接受華盛頓的這種霸道和流氓做法通過世衛組織的決定加以洗白，更不會允許對我們國家進行侮辱性的、有罪推定調查，那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
《環球時報》還組織了“超過50萬名中國網民”聯署致函世衛組織，“呼籲該組織在下一階段的新冠病毒溯源中對美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進行調查。”
比起戰狼們，袁志明顯得相對理性。2021年3月，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袁志明說，“此次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傳染性強、危害範圍廣、防控難度大、影響深遠等特點，暴露出我國在公共衛生體系和生物安全方面的一些短板，如生物安全實驗室的佈局不夠全面和合理，傳染病防控技術和藥物儲備體系尚未完全建成等。”
他批判美國參議員說病毒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是為了“混淆視聽”，但他同時表示，”只要疫情不完，特別是海外的疫情不完，這種懷疑或者這種不和諧的聲音它永遠不會消失的。”
他也沒有迴避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懷疑：“我也能夠理解，特別是在疫情特別嚴重的時候，當人民群眾希望你能夠發揮作用的時候，而你沒有聲音，所以，他不得不去懷疑病毒所在這一場疫情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