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國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就青少年網絡沉迷問題提出相關提案，前籃球明星、全國人大代表姚明呼籲開展“息屏24小時行動”，另一位人大代表李君建議實施“遊戲分級制度”，而全國政協委員、影視明星靳東則提議立法限制未成年人觀看短視頻。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這些提案反映出中國政府日益強化的“父愛主義”傾向，透過行政手段嚴格管控青少年行為，但卻忽略了中國青少年真正面臨的問題 - 自由太少、壓力過大，以及缺乏娛樂與喘息空間。
放下3C產品走向運動場
全國人大代表姚明在“兩會”期間，提出“關於動員未成年人開展‘息屏24小時’行動的建議”，希望更多青少年放下3C產品，走向運動場、貼近大自然，走進真正的社交場景，成長為身心和意志品格都健康的下一代。
他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強青少年科學健身和健康干預，讓年輕一代在運動中強身心。青少年的健康不僅是體魄強健，更需要價值觀的塑造，“‘小胖墩’、‘小眼鏡’、‘小豆芽’、‘小焦慮’，這些問題不僅是青少年成長的個體困境，更是關乎民族未來的系統性挑戰。”
同時，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廣元市蒼溪縣白驛鎮尫雲村黨支部書記李君也關注青少年議題。他提交“關於強化網絡遊戲監管，護航青少年成長的建議”，認為網絡遊戲在豐富青少年娛樂生活、鍛煉思維能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過度沉迷將有礙身心，不利學業發展與社交能力，呼籲加強監管，同時設置遊戲分級制度。
此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煤礦文工團團長靳東則表示，未成年人沉迷短片已成為教育領域的突出議題。目前，青少年每天耗費大量時間刷短視頻，其中良莠不齊的內容質量令人擔憂。他建議立法或設置詳盡規則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視頻，以免青少年過度消耗在短視頻上，喪失發展其他能力的機會。
中國網友對於上述提案大多表示支持，認為立意良善，甚至有些人認為成年人也應該強制24小時息屏，但也有不少網友諷刺“管的真寬”、“首先得增加父母的時間才能息屏，父母都沒時間，怎麼才能息屏”、“我要不看手機的話都看不到這個提議”、“全國斷網24小時估計能息屏”。
在遊戲分級的部份，網民認為“比起遊戲，影視劇、漫文也非常需要分級機制，甚至更需要分級”，但也有人認為“沒啥用，啥電影啥遊戲都能下載到”、“遊戲還要分級，但是18歲就可以結婚了”、“天天喊雙減，減掉，減掉後就是沉迷”。
網絡或成紓壓管道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手機、網絡已經跟現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不單單是青少年，即便是成年人也離不開網絡，他在中國內地的老家就曾看過，哪怕是乞丐都是用QR Code在乞討，是用掃碼支付而不是給現金；青少年也一樣，不論是學英文、查單字，或去外地旅行看地圖導航，都必須使用到手機，所以“青少年沈迷網絡”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並不是沉迷，而是網絡跟大眾生活息息相關，事情也沒有嚴重到必須要由國家出手管制的地步。
徐全說：“那準確地講就是這樣的一種建議其實是一種比較假道學、偽道德的一個概念，他並沒有意識到今天的生活其實已經跟這個網路是密不可分了。”
徐全補充，如果今天中國的青少年有一些問題的話，那問題的根源是他們面臨的生活、學習壓力過大，包括課業負擔、家長期待，以及內捲化的生活方式等。“網絡其實反而某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這種壓力，你今天如果真的是讓網絡離他們的生活越來越遙遠，這個反而會對他們的身心靈造成危害。”他說。
徐全強調，不要試圖用官方的行政手段去對青少年僅有的娛樂進行劃分、歸類與分級，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出現一群根本不懂網絡遊戲的所謂專家學者、遺老遺少，憑著自己的想像坐在辦公室裡，將網絡遊戲進行分類，這是很愚蠢的，也扼殺了青少年的創造力。
中國行政趨向父愛主義
中國媒體人阿強對美國之音表示，姚明的這項提案其實顯現了中國政府相關機構在過去十幾年來越來越嚴重的“父愛主義”傾向，用極強的“父愛主義”去約束管理公民的各種行為，姚明只不過在順應這樣一種趨勢，試圖用國家力量來管制青少年。
他也提到，實際上，現在中國青少年的自由已經相當少了，他們被學業、學校等各種管理措施都已經束縛得毫無自由，毫無發展可言，甚至連青春的樂趣都很少，但國家還試圖利用這類提案繼續剝奪青少年僅存的一點點快樂。
但時實際上，中國青少年其實不是沉迷網路的問題，他們是快樂太少的問題；不是自由太多的問題，而是自由太少的問題。
阿強說：“所以若要真展開討論，那麼就能暴露出中國青少年發展的種種問題，也能暴露出這種父愛主義是多麼地氾濫，那麼姚明應該似乎是沒有意識到這種氾濫，他在推波助瀾。”
官方推出各式限制措施
根據中國音數協遊戲工委發布的《2024中國遊戲產業未成年人保護報告》，截至2023年12月，中國18歲以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1.96億人，未成年人網路普及率達97.3%。
為了防止青少年網絡沉迷，中國採取了一系列嚴格的限制措施。 2020年10月，中國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特別增設了“網絡保護”一章，規定網路遊戲業者應針對未成年人使用裝置的時間進行管理，也提出了實行審批制、電子身份認證系統、遊戲產品分類、遊戲時長限制等具體要求。
去年1月1日，中國進一實施《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這是中國第一部專門的未成年人網路保護綜合立法，重點規範網絡訊息內容、保護個人訊息、防治網絡沉迷等。
騰訊遊戲就在今年農曆春節前發表了未成年人的“限玩令”，嚴管遊戲時間，在長達32天的寒假暨春節假期，青少年僅能玩遊戲15小時。但中國傳媒也坦言，由於嚴格的限玩政策，因此也發展出不少應對方案，其中承租帳號的服務在長假前夕總是“蓬勃發展”。
追求成績排擠體育課
曾在中國擔任教師的中國公益人士何培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息屏24小時，他說這個少打遊戲，去做體育運動 ，增強這個體質、體能，就是對於我來說，我當了很多年的老師，我看不到這兩個問題之間有任何邏輯連系。”
她從教育現場分析，中國孩子的體質、體能很差，需要增加更多的鍛造時間，這是一直存在的事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學校、師長以及整個社會對孩子的考核總以分數作為評判標準。首先，在學校裡面，老師為了追求成績好，常常挪用體育課的時間來上主要科目，自然排擠掉學生鍛鍊體能的時間。第二種情況是作業太多了，使得放學後孩子最重要的休閒鍛造時間都拿去寫作業了。
她也指出，更複雜的問題是，中國的教育改革也曾提出在放學以後、家長還未下班的時間裡，可以讓孩子留在學校做一些美術或體育活動，“可是一個問題出現了，誰來付這筆錢？”她說，這必須要有國家資金，或者社區、或大型的商業化具樂部等願意去承擔，也就是要有強大的社會基礎去支持。例如就她所知，日本的青少年在課餘時間可以在社區選擇劍道或是射箭等活動，而且這些活動都是免費的。
她說，另一個問題是家長本身的工作就已經996 (意旨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非常內捲了，他們又哪裡有時間陪孩子到運動場去運動；更不用說，網絡沉迷最大的群體就是“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都不在身邊，沒有人陪他們玩，這些都是社會系統性問題，絕非一個“息屏24小時行動”就能解決的。
表演性質大會
中國媒體人阿強也從兩會的性質分析表示，其實“息屏24小時行動建議”等議案只是兩會眾多無異議題提案之中的一個例子，因為它並不會變成一個真實的法律或政策，最後就是跟其他兩會大多數提案的命運一樣，轉給後台去做一些表面上的討論與回應，這也反映了兩會的一個性質，就是無論是政協還是人大，絕大多數的委員和代表都是在參加一場表演性質的大會，並不具備真正立法效能，提案通常也不會進入到中共的正式討論當中。
“這種明知無意義還提出來，其實恰恰是這些兩會代表和委員在兩會的主要工作，顯示來刷一點點的存在感，都是形式上的。”阿強說。
此外，姚明也提到，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擴大國際交流合作，體育作為人文交流的重要載體，始終是打破隔閡、增進理解的紐帶，“今年年初，美國兒童合唱團在北京天壇演唱中文歌曲《如願》，火爆網絡。從北京冬奧會到杭州亞運會、成都大運會，中國透過體育向世界展示了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 ”他希望未來能夠設立“國際青少年體育交流基金”，並支持更多的民間體育組織參與全球合作，讓中國青少年成為跨文化對話的使者。
不過，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徐全表示，中國或許可以到各個高精尖的大學、中學、小學去找出一群舉止優雅、文明禮貌、英文流利、端莊大方的青少年，讓他們出國去說好中國故事，但這些人絕對不代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青少年。
“刻意去打造完美，其實最後不是完美，而是一種表演，這個其實會扭曲了他原本形象的真實狀況。”徐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