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大學一向與中國有緊密的科技研發合作，但近兩年，這類合作越來越受到特別的關注和質疑。
上個星期，加拿大全國發行的《環球郵報》獨家報導，西部阿爾伯塔大學繼續與中國進行廣泛的科學研究合作，項目中包括了“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領域”。
而其中的一些項目，加拿大的教授、研究人員已經和中國方面合作成立了公司，以便使加拿大開發的技術商業化。
新聞曝光後，阿爾伯塔省的高等教育部部長尼古拉里德斯(Demetrios Nicolaides)隨即發表聲明稱，要就此與阿爾伯達大學管理層交換意見。
在發給美國之音的聲明中，尼古拉里德斯表示，他“對於加拿大知識產權可能被盜感到擔心。同時，他更加擔心，與中國的合作研究成果可能會用於中國的軍事以及情報機構”。他還表示，歡迎“聯邦針對這些嚴重緊迫的問題制定全面的框架政策”。
目前，包括加拿大公共安全、創新科技、衛生部、以及安全情報等多個部門代表組成的大學工作小組“科研衛士”正緊鑼密鼓，收集意見信息，有望在六月底出台聯邦層面的大學與外國政府合作風險指導綱領。
而同樣在上個星期，聯邦議會加中關係委員會(CACN)舉辦的聽證會上，阿爾伯塔大學中國學院榮譽院長侯秉東教授(Gorden Houlden)表示，自己擔心政府這些做法會破壞加拿大學術自由的悠久傳統。
侯秉東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我不認為政府應該對大學進行具體的管理，大學的獨立性或者說自主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政府開始對大學每個細節進行管理，這種控制就會越來越多，學術自由面臨威脅。
學術界缺乏對外國竊取知識產權的警惕
米歇爾·朱諾-卡蘇亞(Michel Juneau-Katsuya)曾擔任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亞太地區主任。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面對中國多年竊取知識產權行為，加拿大的學界、政界缺乏應有的警惕。
他說：“加拿大學術界人士通常對接受情報安全部門的警告極度猶豫，無論這警告是來自安全情報局，還是來自皇家騎警，或是政府部門。”
他介紹說，在自己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多次目睹有研究者陷入困境，比如失去了知識產權，陷入複雜的糾紛，這時候他們才意識到危險，但為時已晚。
他分析說，中國針對加拿大大學的間諜行動主要包括：竊取正在進行中的大學科研項目情報；滲透一切華裔學生組織，盡可能地控制他們；以及在學術領域招募“有影響力人物”等。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加拿大政府過往曾大力支持大學研究人員與國外合作，得到資金支持，但現在，卻要求在與中國合作上踩急剎車。而到目前為止，針對與中國的合作，聯邦政府沒有給出任何指導。
朱諾-卡蘇亞先生也承認，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加拿大政府有責任。政府應該一早對相關項目提出指導，也應該對類似事件處理更加強硬。
侯秉東教授認為，當中的一個問題是，加拿大的教育屬於各省政府管轄，而安全情報部門的大部分工作是聯邦層面的，無論是大學還是省政府都無法就國家安全作出評估，這需要聯邦、各省政府、和大學共同協調。
與中國敏感技術合作需格外謹慎
上個月，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以及議會的情報安全委員會(NSICOP)分別發布了年度報告，點名中國和俄國對加拿大國家安全帶來威脅，而2020年，加拿大面對的國際間諜活動是冷戰結束之後最嚴重的。
加拿大安全情報機構也曾多次提出警告，中國竊取加拿大敏感技術信息以及成果，合作研究成果可能會被中國用於軍事設備以及對民眾的監視監控等。
加中論壇顧問委員會成員、渥太華大學科學技術與政策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瑪格麗特·麥凱格-約翰斯頓(Margaret McGuaig-Johnston)有多年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幾年來，她一直就此向聯邦政府提出警告。
她曾專門就加拿大科技項目在中國的“合資企業”撰寫過一份詳盡的風險評估報告。這份報告中，例舉了這類合資企業遭遇的困境，比如加方的企業擁有權比例太低，有些可能低到10%；加方常常受到中國合作夥伴的壓力，要他們放棄更多的公司擁有權，要求技術轉讓，出售關鍵性技術等，這些努力的目標都是要取得這些科技成果的控制權。
她還強調，中國是舉國體制，任何行動，大到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小到個人在加拿大校園的行為，都服從於“國家需要”。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機構和個人幾乎是沒有選擇的。
她舉例說，比如中國政府的軍事和民間科技融合政策，規定一旦軍事科研需要，所有的民用科技成果都需要配合。這也意味著，加拿大即便是與中國的大學合作，其成果可能會在瞬間被轉為軍事使用，或是用於對民眾的監控設備，我們必須加倍小心。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曾在去年專門就加拿大大學與中國的科技合作致函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CBC)，稱“與中國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加拿大沒什麼可擔心的”。
郵件中稱，“各國應該為教育與科技領域正常交流合作創造有利條件和舒適氛圍”，“我們堅決反對把學術和科學研究中的正常交流與合作政治化，以及對中國軍隊進行妖魔化”。
不應關閉與中國合作研究的大門
侯秉東教授認為，中國將在未來科技發展中處於領先地位，加拿大應該保持與中國整體的合作，而不是對中國徹底關閉。
他說，我們和中國並非處於冷戰，至少現在還沒有。
他表示，我強烈支持與中國繼續進行學術合作，它會帶來改變。這對中國有好處，對加拿大也有好處，但是，我希望能夠避免出現的麻煩。
他承認，加拿大政府需要保護本國的知識產權，在與中國科技研究中如果涉及敏感的課題，政府可以給出風險綱領指導，但是，在無需擔憂安全的領域，應該繼續與中國合作，比如醫學以及環保項目。
根據報導，阿爾伯達大學從2005年開始與中國展開科技研究合作。目前，他們可以進入至少50個中國國家級的實驗室，60位教授得到了中國國家實驗室等機構的90個項目資助。
而位於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中國問題專家保羅·埃文斯(Paul Evans)教授在加中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透露，UBC的300多名教授對中國有強烈的興趣，各院校與100多個中國機構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
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加拿大大約有超過14萬中國留學生。
“應該擔心的是中國對加拿大大學施加影響力”
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前亞太地區主任朱諾-卡蘇亞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自己不認為政府出颱風險指導綱領會影響加拿大大學的自主和學術自由。
他稱，這將會是一份指導性的文件，它只是發出警告，提出建議。政府不應該規定大學怎麼做，但是政府應該為大學提供工具，比如如何對潛在的安全風險進行評估等，最終，還是由大學來做出決定。
他反而警告說，與中國的密切合作，可以令中國在經濟上、政治上對加拿大大學施加影響力。
麥凱格-約翰斯頓女士表示，她非常理解加拿大大學珍視自己的學術獨立自由。不過，在得到金錢資助與國家安全之間要尋找平衡是不恰當的，在任何情況下，國家安全都是最重要的。
他倆都介紹說，這些年來，中國通過各種渠道，比如一些公司甚至大富豪對加拿大大學進行投資，邀請加拿大大學研究人員前往中國講學，開發共同項目等，但這可能會給加拿大大學的獨立帶來限制。
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2009年卡爾加里大學授予達賴喇嘛榮譽博士學位。這一做法令中國政府非常不滿。而之後有好幾年的時間，中國教育部門不承認卡爾加里大學頒發的學位。
麥凱格-約翰斯頓女士認為，很顯然，這類報復行動會對其他接受了中國資金的大學起到寒蟬效應，很可能會在是否支持校園裡的香港民主行動，是否就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表態等問題上對大學產生影響。
她還表示，加拿大大學應該在究竟接受了多少中國資金上更加透明。
聯邦政府風險指導即將出台
加拿大聯邦創新、科學、與經濟發展部在三月份出台了一份聲明，表示“加拿大擁有世界級的研究機構，它的開放與合作研究氛圍受到越來越多的間諜以及外國政府乾擾”。
聲明要求加拿大的學術機構、研究單位、以及私人企業在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和學術發展時要格外小心。
聯邦政府表示，正在製定的風險指導綱領中會包括“具體的風險準則，把國家安全納入與研究夥伴的評估與考量之中”。同時，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更好地對項目潛在風險進行評估。
朱諾-卡蘇亞先生表示，這份指導綱領是第一步，是個好的開始。
他說：“情報機構行動中最有效的保護就是人們的意識。這裡是指大學意識到與中國合作的潛在風險，而不是安裝多幾個攝像頭，監視系統，或是警報系統。
而侯秉東教授還建議，加拿大應該對其他西方盟國與中國的科技合作政策進行研究。同時，政府的指導綱領應該側重於為研究人員提供便捷清晰的諮詢和風險評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