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是研究現代東亞歷史和現代國際史的頂級歷史學家。在美國之音記者平凡近日對他進行的專訪中，文安立教授特別回答了中國為什麼要以美國和西方為敵、西方世界對中國誤判四十年、中國強調歷史上的輝煌等問題。文安立教授表示，中共帝國遺風，美化過去，顯示出現在的虛弱。
文安立是美國耶魯大學講座教授。之前曾經擔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教授和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講座教授。他已經先後出版過17部著作，內容涉及二十世紀亞洲和全球歷史，包括冷戰史、中俄關係、國共內戰、中共黨史、以及現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其中《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詳細描述了中國兩百多年的近現代和當代歷史，通過中國與他國的關係、歷史事件和人物分析了中國曾經面對的挑戰和當今棘手的問題。文安立近年來曾經在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學。
當今中國特別強調愛國主義教育，回顧歷史上曾經的輝煌，繼續講述受西方列強欺壓的百年屈辱，突出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參加朝鮮戰爭的“偉大意義”。評論人士認為，中國對歷史的重視，其目的在於烘托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結論。美國之音記者平凡就中國當今講述歷史的方式和內容採訪了文安立教授。以下是這次專訪的主要內容：
記者：中國共產黨在敘述歷史時，把美國和西方國家說成是中國的敵人。儘管這種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為敵的方法可以讓中國人團結在中共周圍，但與此同時中共也為自己製造了強大的敵人，並且面臨後果。中共為什麼不認為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友好會讓中共更容易統治，就像中國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以來，以及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所做的那樣？
文安立教授：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在許多方面都可能是最大的謎團，因為中共與美國建立穩定的工作關係會有很多好處，因為中國發展的道路仍然在繼續，所以這種說法肯定是正確的。我的意思是說，你也知道，要使中國經濟像西方國家一樣富強，還需要進行很多努力。中國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即使是使中國人接近西方人已經習慣的那種財富，也還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所以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候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敵？這是一個很大的謎團，但我認為歷史提供了一些線索。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說是行為過激或者行為過度。我認為以習近平為首的現任中國領導層已經確信，中國已經走到了這一步，有資格可以對抗美國了，而且展示出中國的確已經達到這個水平，已經富強了。我認為，他們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擔心自己政權的穩定。他們擔心美國和美國政策的榜樣會破壞中共在中國國內的政權。
他們這樣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希望被視為他們所在地區--東亞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你也知道，就經濟發展而言非常重要，在中國以外也是如此。所以他們想成為該地區的主導力量，他們不喜歡其他亞洲國家與美國合作的程度，而與中國沒有那麼密切。
所以我認為這是兩個原因。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重大錯誤，我認為這會給中國帶來很多麻煩。我並不是說在形成與中國的關係惡化方面美國是無辜的。我認為在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的問題上，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犯了錯誤。但是總的來說，這種關係惡化的原因是中共行為過度。
記者：一些人，包括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等人曾經預測，習近平會因為他的個人和家庭背景（他爸爸和媽媽的經歷）而進行務實的改革。他們錯了。回到大約四十年前，美國和西方世界歡迎並接受中國的開放和改革，和中國建立了廣泛的商貿聯繫，設想中國將成為國際社會的積極組成部分，並與西方世界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四十年後，事實證明，西方世界創造了一個最強的對手。為什麼美國和西方世界在四十年前沒有預計到這個結果，儘管許多人從一開始就警告過他們？
文安立教授：當我們今天回顧過去時，很容易說西方國家本來應該採取不同的行動，因為中國是一個政治獨裁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不一定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但是四十年前的情況看起來很不一樣。我的意思是，當時還是美國與蘇聯對峙的冷戰時期。中國這個國家，無論它的敵人是誰，它肯定和蘇聯不是一伙的。他們不支持蘇聯，不支持蘇聯瓦解整個全球體系的企圖。所以我認為當時人們那麼容易就忽略了這一點，這是原因之一。
還有就是，我認為，在開始時，讓美國人感到震驚的並不是中國或中國共產黨正在以實質性的方式思考民主或民主化，而是當時的中國那麼貧窮和落後。所以我認為美國人或其他任何人都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中國，主要是中國人，而不是政府，有可能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如此強勁的進步。這就是過去四十年來發生的情況。所以我認為這是另一個原因。
然後第三個原因可能是，儘管中國當時也是中共獨裁統治，正如你所指出的，但是領導層非常不同。看看習仲勳和他兒子習近平的區別。習仲勳是改革派。他當然無論如何都不是政治民主派，他致力於中共的統治，但是他想使中國擺脫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那種極權主義停滯狀態，特別是“大躍進”。習仲勳成為改革運動的一位英雄。所以看到這一點以後，很多西方人就認為，中國的確是獨裁，但不是那種會扼殺本國人民發展的獨裁，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我認為，在那個時期就預見到習近平在過去十年中實施的這種愈演愈烈的威權主義，這是很難的。
記者：每個國家都有歷史，很多國家都有過輝煌的歷史，比如英國、法國，甚至西班牙、葡萄牙，當然也有中國。你認為中國為什麼如此強調過去的“榮耀輝煌”，而且表示要復興這種輝煌，而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國家卻沒有這樣做？
文安立教授：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帝國。我的意思是，中共內部的領導層在某種程度上認為中國不是一個主要目的是為每個公民取得更多成就的正常國家，而是一個要在世界上佔有特殊地位的國家，需要採取行動在某種意義上在本地區形成一種優勢。我認為這是帝國遺風，我的意思是，你也知道，例如美國本身也沒有擺脫這一點。俄羅斯剛剛表明它無法恰當處理自己的過去，入侵了烏克蘭。但是你說得對，今天大多數國家已經擺脫了這些帝國野心，而是更多關注本國公民的福祉，並且發展出他們現在這種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許多國家都是這種發展的例子。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狀況。我認為，尤其是當你知道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不是參與式民主國家時，很難讓他們難擺脫這樣一種想法，就是必須復活某種輝煌的過去，因為那種東西賦予這個政權的合法性。不是通過選舉，也不是通過民眾本身的支持，而是通過一種非常狹隘的帝國思想，在中國當然經常被轉化成民族主義，儘管它遠遠不止是民族主義，它的目標是處於比其他國家更強大的地位。我認為這就是背景，這就是原因，我認為這是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中國要擺脫這種將國家想像成帝國的立場，而是關注真正有關中國人的福祉和國內的事情。
記者：美國，還有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幫助西歐打敗了納粹。是否有任何受盟國幫助的國家試圖修改他們的歷史以加強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和政黨在擊敗納粹方面的作用？
文安立教授：我認為有一些嘗試，回過頭去，把過去的輝煌視為對抗新敵人的一種方式。例如，我認為英國這個國家在戰爭期間，你發現有相當多這種東西。今天仍然看到一些這種東西。有意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場特殊的衝突使它變成了原則或者多元化和民主，反種族主義的程度遠遠超出了過去的輝煌。我認為西歐國家確實用他們自己的過去來證明他們對納粹德國的那種抵抗是正當的。但我認為這並不是基本要素。我認為基本要素是他們要捍衛他們當時擁有的製度、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發展起來的反對絕對大眾極權主義的那種政治制度。
所以說到中國，這實際上很有趣，有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也可以叫做愛國主義，它在製度上、生活方式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是一種大家的共同分母，而且不是擴張主義的，不是帝國主義的。所以可以用這些術語來思考，這樣一來，就必須有某種政治制度，某種人們認為值得捍衛的格局。
我認為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在於，中共把自己和它的管理等同於中華民族和統治，這就導致一種非常有問題的民族主義形式。在許多方面，這種民族主義帶有天然的對外部世界的侵略性。
記者：當專制政權/統治者為了統治目的而編造（甚至偽造）歷史敘事時，也存在著一種風險，就是有一天當人們了解到真實的歷史時，也會反過來傷害到政權/統治者。他們為什麼不害怕這種後果？讓歷史保持原樣，而把精力用在改善治理和經濟以取悅人民不是更有利於鞏固他們的統治嗎？
文安立教授：我同意這一點。我認為在過去的輝煌中尋求合法性不會產生太多的長期力量。我認為它可以暫時提供幫助，但是像最近在新冠肺炎疫情抗議期間看到的，當中國人認為政府沒有為他們的利益努力時，它就無濟於事了。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中共現任領導層所面臨的困境，他們真的很難就目前外交政策或國內政策、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找到太多的理由來證明他們宣稱擁有絕對統治的正當性；宣稱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擁有統治中國所必需的真理，因為正如我們之前談到的，部分原因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在某些方面形勢並不太順利。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通過回顧歷史是多麼容易控制，首先顯示過去的情況要糟得多，這當然永遠要看是哪個時期，就是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屈辱的理念；但是也指向之前的時期，中華帝國時期也是一個偉大的時期。那麼，要注意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這一點，就是現政權奪取政權是因為中共抨擊中國的過去。他們痛恨外國帝國主義，但更痛恨傳統中國，痛恨儒家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儒家中國是落後的。為了創造新的現代中國，必須趕走儒家中國。因此我認為，今天在某種程度上探索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討厭和反對的那段中國早期歷史，這並不顯示這個政權的強大，而是顯示它的虛弱，他們自己對向何處走已經沒有辦法了，因此他們不得不美化過去來為現在的政權提供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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