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用哈哈鏡式的改革來形容習近平的改革，是恰當的。正如一個人或事物在照哈哈鏡會出現扭曲變形一樣，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改革也是扭曲變形的，和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改革相去甚遠，甚或相反。
今年12月18日是中國改革45週年。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央媒以及部分省市黨報在這段時間對改革開放進行了密集的大幅報導，盛讚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及成就，讓人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好像要回到過去那個熱火朝天的改革年代。不過，對官媒營造的這股“改革熱”，民間冷眼以對，除個別學者發文，警告再不重啟改革，歷史留給中國的時間就不多外，沒有呼應官方的改革號召。
民間對改革的冷淡，不是中國不需要改革，也不是百姓恐懼改革，而是厭倦了官方的“假把式改革”——只知高喊改革口號，卻不認認真真做改革的事情；或者假借改革之名，行政府擴權之實，與民爭利。不錯，中國改革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也正因為此，改革成了“政治正確”，是中共的“主神牌”，任何時候、任何領導人都需要高舉，不管他心裡其實多麼厭惡改革，都必須假惺惺舉著這個“附身符”。因為中共知道，不舉改革旗號，它的統治就缺乏正當性。故而，人們看到，自鄧以後的領導人，無論江胡還是習，談到中國的發展，都言必稱改革，習就有個金句“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中國改革的高潮階段是在鄧小平92南巡到本世紀初加入WTO大概十多年，由於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的目標，改革呈現出一種狂飆突進的形態，今天中國改革的總體框架，就是那時候搭起的。那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稱得上不管白貓黑貓，能夠發財致富就是好貓。當然，說“黃金時代”，是就改革的結果而論，如就過程和手段，則改革是非常殘酷的，幾百萬國營企業的工人被區區小量補償買斷工齡，掃地出門，改革出現了懸殊的貧富落差。民間特別是底層百姓對改革的不滿，就是從那時積蓄的。但總體來說，這段時期的改革，奠定了中國今後發展的制度基礎。
這個“黃金時代”，大體和江澤民統治的13年重合，加入WTO可視為江的一個重大成就。胡錦濤接手後，由於改革積累的矛盾越來越多，副作用越來越大，民間對改革的反對力量也越來越強，同時改革要向深水區推進，遇到的阻力也越來越重，因此，胡統治的10年，在改革上乏善可陳，特別是在他當政的後半段，改革事實上停止了。但中國經濟也在這十年高歌猛進，這主要得益於開放，加入WTO，和世界經濟特別是西方經濟的連接，讓西方的資本、技術和管理進入中國，同中國的勞動力優勢相結合，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習近平2012年上台。他有著長期在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工作並主政的經歷，所以要說習本能反對改革，可能不符合事實。他曾試圖接過改革之棒，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出台了一個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重磅文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在當時振興人心，以為改革的春天又到了。也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中央深改組，指導改革，習親任主任，看架勢要大幹一場。不管在今天看來，這是不是習有意要演這出改革戲，用一份改革文件來騙取黨內改革派對他的支持，等到地位穩固，大權在握後，就一腳把文件承諾的改革踢開；然而，事情確實跟市場期待的相反。雖然官方後來宣佈，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2000多個改革項目都如期實現，但它們不是人們需要的“改革”。
這些項目的“改革”，充其量是對行政管理的調整，理順管理體制的某些關係，或者，在一些不重要的領域和環節小修小補，不是市場所理解的改革，也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宣稱的改革無關。後者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習主導下的改革，豈止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直是發揮得過頭，而“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資源配置中見不到，能夠見到的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其實也不是政府的手，而是黨之手，黨在這輪“改革”中從背後走向前台，大肆擴權，領導和指揮經濟運行。
如果說，習前期推行的這套改革有如在哈哈鏡中從事改革，完全變形走樣，但畢竟打著改革旗號；那麼，十九大後，除了某些重大場合，比如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會宣誓改革決心，他很少再談改革，說的更多是對外開放。開放當然也非常重要，但中國更需要改革，改革才是第一位的，改革改好了，開放自然會跟進，改革改不好，或者沒有改革，即便全方位開放了，外資對國內的市場環境，還是提心吊膽。指望用開放倒逼改革，在過去也許行，但如今基本不可以。何況，中國近年的對外開放，也是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被內外環境逼的。由此看來，在習時代，改革事實上是停滯的。
中國改革到後期推不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經不聯動，成了瘸腿改革。改革必須兩條腿走路，政經同時發力，才能行穩致遠，單腿走路，走得再快，也是行不遠的。其實，即便是經濟改革，要想達到效果，也需要政治改革的配合。沒有純粹的經濟改革，改革都是在一個具體的時空環境和制度約束條件下進行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那些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包括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不利經濟發展的因素，統統都要消除。鄧小平之所以發動改革，就是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經濟發展，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以為憑著政府的聰明腦袋可以做出一個完美計劃，調配資源，讓資源得到最優配置，事實證明當然是失敗的。但在當時非常僵化的狀態下要打破計劃體制的牢籠，政治改革須先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黨政分開，不把政治上的路障清除，經濟改革是啟動不了的，哪怕勉強啟動，也會很快熄火。
然而，中國前期改革的成功讓統治集團產生了認識錯覺，以為不需要政治改革，或不需要對政治傷筋動骨的情形下改革也能得以順利推進，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但這是不對的。原因在於，改革說到底是要打破原有的利益結構。舊的利益結構被打破後，在改革中又會形成新的利益結構，當新的利益結構中的某個部分變成既得利益，反過來它又會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所以也要把這個既得利益打破。中國改革的問題就在於在這個過程中凝結成了一個以黨政官僚資本集團為代表的強大的新的利益集團，他們攫取了改革的大部分收益，因而不想再改革，固化這種利益結構，把改革鎖定在最有利於他們的狀態。
習上台時是以一個攪局者的面目出現的，他試圖打破這個黨政官僚資本集團，從這個角度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在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發動改革。然而，當他通過一系列權力運作迫使高層承認他為核心，成為繼毛之後最有權勢的中共領導人後，他很快被權力腐蝕，接過黨政官僚資本集團的衣缽，成為它的總代表，最能體現這點的就是他瘋狂擴張黨權，黨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取代政府成為中國的實際管理者，而他則是那個高居頂端的黨的化身。他就是黨，黨就是他。當黨權深入到企業和經濟組織，深入到社會的神經末梢，也就愈發不可能對黨政官僚資本集團動手術，改革也就真正壽終正寢，所以人們看到的就是那種“哈哈鏡”式改革。
現在，官方藉助改革45週年發起了一波改革輿論戰，這是內外環境逼迫下做出的安撫社會焦慮情緒的姿態，過去四年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不安讓官方覺察到危機洶湧，只好再次拾起改革的名號，從這個角度言，不排除明年在經濟上或許有某種形式的相對有力度的改革措施出來——有時做個樣子也要做得逼真點，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深化重點領域改革，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作為明年工作重點之一。然而，習對改革的認知決定了所謂的“重大舉措”不會讓人有太多意外。早在2013年，他就說，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不能把這說成是不改革；2018年他又強調，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換言之，過大的黨權是堅決不能改的，而不改這點，勢必使他的改革淪為改革“哈哈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