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重申大西部開發計劃，強調“西部穩則中國穩”，並聚焦西部的能源、優勢產業及一帶一路樞紐地位等發展。政經專家分析，習近平此時老調重彈，乃因中國深陷經濟下行與對外關係緊張之困局。不過，西部開發面臨的挑戰多，恐淪為政策口號，而難達到實質成效。
根據中國官媒《人民網》報道，習近平4月24日在重慶主持自中共“十八大”以來首次西部大開發座談會，就涵蓋內蒙古、新疆到廣西的12個省區市，這塊佔中國72%面積、27%人口的區域，做出部署指示，包括發展該區域的優勢產業、能源安全、一帶一路樞紐地位及生態安全屏障等。
西部大開發老調重彈
中國東部沿海經濟發展得又早又蓬勃，因此中共早自2000年就運作開發大西部，盼將產業由內陸西移，以解決區域發展及現代化不平衡的困局，但20多年來成效緩慢。
分析家說，中國值此經濟下行及外部國際局勢不利時，習近平重提大西部開發政策的宣示意義恐大於實質意義。
針對產業西移，旅美的中國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分析，除經濟誘因外，也有利於中國的戰時佈署。
他說，面對美日韓三國的軍事結盟日趨緊密，台海和南海等區若突發戰事，中國經濟密集的東部沿海城市恐受創嚴重。
蔡慎坤告訴美國之音：“一旦發生戰爭，或者是它(中共)要武力收復台灣，(中國)製造業也好,東部的城市也好，都面臨很大的危險，它(中國)必須找到所謂的縱深腹地，把西部利用起來。”
憂海路遭封鎖中國發展西部鐵路戰略
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資源所所長蘇紫雲也說，習近平開發西部旨在調整經濟安全戰術，以鐵路戰略取代海洋戰略，因為一旦爆發區域戰事，東部海運被封鎖後，中國還有西部鐵路可輸送物資。
蘇紫雲告訴美國之音：“它(中國)等於一邊看著太平洋，要變成海上霸權，可是它本身是個陸地霸權，陸權經營又加速，變成新動脈，也就是減少對新加坡海峽的依賴，來讓它的國家安全更為穩固。其次是地緣戰略佈局，連接中西部的中歐鐵路完成後，有助開發西部，作為東部的後勤基地。”
蘇紫雲認為，西部鐵路戰略雖正確，但卻夠礙難行，因西部的山區、沙漠地形並不適合大型開發，而中共的侵略本質，也讓歐洲民主國家在合作上卻步，形成發展阻礙。尤其烏俄戰爭後，中歐鐵路面臨地緣政治新挑戰，另一方面，中俄雖是戰略夥伴，卻仍具競爭關係，讓俄羅斯也對中亞鐵路保持警戒，各方面都加大西部開發的變數。
蘇紫雲形容，中國現在的處境猶如一戰前的德國，當時德國為避免英國封鎖海路而大興鐵路，但外交戰略失效後，加上鄰國意大利也不合作，讓德國的鐵路戰略無法發揮效用而以失敗告終。
西部地區的軍事和能源優勢
西部也是中國發展“兩彈一星”(核彈、飛彈和人造衛星)的軍事基地，根據美國國防部2023年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國境內的三個飛彈發射場分別位於甘肅玉門、新疆哈密和內蒙古，預估配備逾300個發射井，適用射程逾5500公里的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射，對台灣安全構成威脅。另根據美國國防部估計，2021年中國擁有約400枚核彈頭。
除了軍事實力外，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陳亮智說，中國整體國家安全戰略還奠基在能源安全上，這也是西部能發揮之處。
他說，美國重返印太後，強力反撲，加大對該區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投資，以拉攏位於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這讓中國警覺，一帶一路倡議的海路變數增多，因此，須另闢陸路來保障能源的運輸及後勤供給。
陳亮智告訴美國之音：“美國拉(攏)它的戰略夥伴跟同盟國在東南亞、南(中國)海、西太平洋(擴張勢力)，這個海路如果被切斷的話，它(中國)還有陸路的能源供給線。”
國安大旗下城鎮化難施展
在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臣說，習近平雖強調城鄉經濟均衡發展，高喊西部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但在國家安全的優先前提下，城鎮化的進展恐不彰。
他說，習近平盼打通西部大開發來帶動“內循環”，扭轉各地政府的“諸侯經濟”，例如，將早期高污染或勞力密集的傳統製造業及部分重點產業西移，例如移至西安的高科技業和雲貴的大數據產業。
不過，隨著部分製造業西移後，東部經濟近年因外資撤離，資訊科技或金融業也尚未遞補到位，難逃產業空洞化，因此各省市招商引資相互競爭，如廣西各市和上海分別祭出設廠優惠吸引外資，加劇中國產業結構的扭曲。對此，王國臣預測，西部難以與東部競爭，只要中央財政不提供支撐，西部大開發注定只是口號。
連接中歐市場的“中歐班列”是一帶一路或開發大西部的關鍵基建，據新華社引述中國鐵路哈爾濱集團公司4月1日發布的統計，今年一季度，中歐班列東通道累計列次創歷史新高，較去年同期成長7.6%。另據新華社3月7日發表的時評稱，地緣風險雖加劇海運的脆弱性，但卻凸顯中歐班列做為全球產業供應鏈穩定器的作用。
中歐關係若交惡中歐班列恐停擺
但分析家說，西部大開發的另一個挑戰是中歐關係的惡化。 “中歐班列”十年來雖讓少數搭配政策扶持的西部省市，如重慶、成都等地，改善了經濟條件和戰略重要性，但西部部分地方政府仍債台高築，貧困人口也多，財政依舊艱困。
在此前提下，王國臣說，尤其中國全力發展的“新三樣”產業，亦即電動車、光伏和鋰電池，已讓歐盟有所警覺，展開反傾銷調查，未來若對歐出口受挫，中歐班列恐因此停擺，也會讓西部開發的優勢戛然而止。
另一方面，他說，歐美等國基於對中國、伊朗、俄羅斯跟北韓結盟的忌憚，恐將一帶一路擴及歐洲的勢力範圍慢慢退縮至中東，屆時也將衝擊到西部發展。
王國臣告訴美國之音：“中國這幾年跟誰關係最深?中東國家、中亞五國。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比例在上升，可是一帶一路國家的消費能力比不上美國，所以它整個出口的量受到比較大的限制，改革後倒閉的國企衍生的失業人力引流至西部。”
更早的毛澤東時期，自1964年開始則有中國中西部13省區市的“三線建設”。當時中國與蘇聯關係緊張，美中又處於冷戰之中，因此中共基於備戰備荒的考量，將國家重要戰略生產基地，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信和軍事製造業轉移至中西部的三線城市。
但史上這些規模不等的西部開發計畫都並未產生良好的效果，中國時評人蔡慎坤分析，最大的原因是中國西部地區人、財、物樣樣都缺，氣候環境條件也受限，因此市場經濟難發揮效用。以中國現在面臨的“內憂外患”條件下，他說，習近平的西部大開發計劃若仍延續計劃經濟的舊套路，恐怕不過是“炒冷飯”、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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