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封城的結果舉世嘩然，目前西安因疫情死亡的人數為零，但卻屢屢傳出封城引發次生災難所導致的死亡案例，各種人道危機更是比比皆是。
封城自古以來就是人類防止瘟疫最無奈而有效的一劑猛藥，現代社會該不該反複使用？疫區官員紛紛向中央遞交保證完成“首要政治任務”的軍令狀，習近平不計代價的清零背後有什麼政治考量？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堅持清零的國家，這種模式有沒有必要和可能？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國的“清零政策”已經打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烙印，這是一個關係到他個人權力穩固的問題。
他說：“我想中國的清零模式絕不單純是基於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科學考量，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考量。我們都記得去年八月，上海的張文紅醫生就提出要學會和病毒共存，結果遭到批判。後來又改口說我們國家採取的抗議策略是目前最適合我們自己的策略。其實在那個時候不光是張文宏，包括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還有鐘南山也都講過類似的話，要學會和病毒共存。外國的專家學者更沒見什麼人主張清零的。可是，中共當局依然堅持清零不鬆口，可見這個清零的政策主要是來自於當局，而不是來自於任何學者和專家。它是出自於政治考量，而不是科學考量。因為清零策略已經很深刻地打上了習近平的個人印記，他賭的就是哪一天新冠病毒自己消失。他最怕的是如果放棄了清零策略，病毒立刻大規模感染，那就前功盡棄了。清零策略導致的副作用、造成的次生災害已經有了，而希望達到正面目的的效果又沒有達到，那就是兩頭都得不到，就會很糟糕，那他的權力地位就會不穩。所以儘管現在很多人都在提出，尤其是奧密克戎這種變種的出現，很多人都提出要學會共存這個問題。但是從中共當局，我想主要是習近平，他還是認為他必須得硬著頭皮堅持下去。”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認為，新冠大流行以來中西方的抗疫方式的巨大差異，反映出各自的價值觀以及社會制度的巨大差異，中國的抗疫模式是建立在剝奪人民選擇自己生活權力的基礎上的。
他說：“實際上關於這場問題的爭論有一個前提，就是老百姓有沒有自主決定自己命運這個基本的權力。我覺得這個基本權力如果我們拿到檯面來看，可以這麼說，中國的製度就是一般的民眾是沒有自主決定他自己的自由和他自己的福祉的權力，完全靠國家。當然這裡面有製度的因素、歷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很複雜，可是從目前看來就是這樣。而西方現在建立的製度，它的前提是民眾、人民有一般的選擇政府、選擇怎麼樣讓政府去決策的權力。所以就存在兩個巨大的價值觀的不同，這兩個巨大的價值觀體現在抗疫上面，很有可能給別人表象感覺中國那個有效。但是如果說中國這個有效的製度用在西方是不是大家能接受呢？絕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也知道這個代價就是民眾沒有權力選擇，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分。在這個區分下，西方國家並不是不知道中國抗疫這樣一個所謂的‘訣竅’。這個竅門是誰都看得出來的，就是把大家固定在他的自己的生活範圍裡，不允許他們有任何自主的權力。甚至是用官方的權力來決定你今天吃什麼菜，用這樣的一種方法來進行抗疫。當然西方的民眾包括非洲的民眾，他也不願意這樣。所以在經過過去兩年的抗疫，西方主流世界的各國政府採取的一些抗疫措施，對中國都沒有任何借鑒作用。而中國這麼‘成功’的抗疫經驗對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也是沒有任何借鑒價值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察，這個觀察給我們一個深思。它後面為什麼會這樣？它背後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兩組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在後面起了作用。而且由於這兩個價值觀所建立的製度巨大的不同，也導致這兩組經驗無法相互借鑒，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
人們在對中國嚴苛的封城清零模式感到不解的時候，就很容易對北京公佈的疫情數據產生懷疑，比如美國《福布斯》雜誌日前發表長文，題為“北京故意低報中國疫情死亡比率”，稱在亞洲公共衛生水平最高的三個國家中，新加坡每一百萬人死亡145人，日本146人，韓國108人，而中國祇有3人多一點，文章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同樣，中國動輒封城清零，原因卻只是出現了零星病例，這似乎也是不可信的。獨立時評人虞平說，出現這種局面本質上說也是中國政治抗疫的結果。
他說：“它(中共)把病毒帶來的危害這個本身從政治上來考量，因為這是中國當前的頭等大事。再加上它過去的政策，從底層要層層對上面負責，所以它不可避免的會造成兩種情況。一種就是用極端的方法去抗疫，第二個方法就是在數據上做假。我倒不認為是最高領導人授意要做假，是這個制度本身就造成造假。以武漢為例，武漢本身當初的死亡的人數最後定在4千多人，這是官方定的。但是你要看它當年那段兩個多月三個月的抗疫時間，實際上的非正常死亡數量很大，超過前幾年。所以有人分析過當時它應該死亡的正確數字，如果按照WHO的標準，應該是在4萬人左右，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當然還不包括那些所謂的並發症死亡，就是因染疫死亡的。當然這都是一個猜測，在一個高度封閉的國家，這些數據沒有人知道，甚至最高層也不知道真正的數字。這是專制政權的基本特色。”
在另一方面，人們在評論西安和中國其他地方封城的利弊得失時，也應準備好回答來自中國官方和民間的責問：你們不封城，你們保護人權，但你們如何解釋每天新增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病例？你們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了嗎?生命重要還是人權重要，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對此，《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中國官媒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抗議不利的批評與所謂美式人權的破產並沒有關聯。
他說：“對於這種批評，我想當然這次新冠疫情美國應對不利,有很多原因，很多人也在反思、檢討，但是這和所謂的美式人權的破產毫不相關。因為說人權，當然生存權或者說生命權是是最基本的人權。可是在這裡所謂生存權、生命權的意思是說，人的生存或者人的生命不容傷害。政府在防止民眾彼此傷害的同時，政府本身也不能對民眾的生存或者生命造成傷害，這就叫不傷害原則。做到這一點就是做到了保障生存權、保障生命權。至於說由於天災或者疾病這些原因，有些人陷入一種生存的困難，而政府在提供積極的措施方面做得不夠、做得不好，那當然是個問題，但是那些另一類問題，不屬於人權的問題。”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