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共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北京原打算借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簽署提振市場信心，再加上春節“黃金周”在旅遊、餐飲、零售和娛樂等行業上的拉動給2020年的中國經濟一個“開門紅”。但沒有人能想到，這個希望看來已經隨著武漢肺炎這只“黑天鵝”的突然降臨而落空。
截至1月25日2時，中國內地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已突破900，死亡病例達到26例，全國除西藏外已全部“淪陷”。繼武漢1月23日封城後，又有13座中國城市採取了類似的整體隔離措施，共計約4000多萬人處於封鎖之下。
對於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來說，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來臨的時機不能更糟糕了。中國經濟增長正處於近30年來最低水平，且前景依然黯淡。中國剛剛與美國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貿易戰並未停止，仍有價值近37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處於美國關稅的緊箍咒之中。
投資、貿易、消費者支出和企業信心均出現下滑。此外，中國還面臨著艱鉅的債務問題，中遠期還有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受武漢封城和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加劇的影響，中國股市星期四（1月23日）在春節長假到來前最後一個交易日下挫約3%，創下近9個月來最大的單日跌幅。離、在岸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紛紛下跌。
星期五，也就是農曆大年除夕當天，北京、上海、重慶等11個省市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北京無限期關閉了長城、十三陵、故宮等著名景點。原定從大年初一開始的各地新春廟會、迎春活動和也被取消。中國其它各大城市也採取了類似措施以避免人群聚集。很多民眾取消了行程和節日與親友團聚的飯局，選擇呆在家中。
這些措施雖然能夠有利於降低病毒的傳播，但卻給急需提振的經濟起到冷卻作用。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算，2003年的SARS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了61億美元的損失，約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5%。有消息稱，源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規模恐怕要遠遠高於當年的SARS。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部前負責人、經濟學家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對《華盛頓郵報》表示，武漢疫情的發生恰逢中國經濟增長看起來已經相當脆弱的時候。他說，這將抵消美中貿易協議對消費者和企業信心部分的提振，其更廣泛的傳播可能甚至會擾亂整個亞洲的旅遊、貿易和供應鏈，並對全球經濟產生連鎖反應。
隨著疫情的不斷擴大，有越來越多被封鎖在所在城市的民眾開始感到焦躁和不安。人們抱怨地方政府官員反應遲緩，錯過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當時武漢市召開市人大、政協兩會，貽誤了採取行動的時機。
南卡羅萊納大學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說，武漢市委早就知道了疫情的發生，但一直壓著不動，沒有告訴老百姓，也沒有報告北京。“他們認為自己的兩會很重要，卻漠視成千上萬人、幾十萬人的生命，”他說，“這讓人民看到了這個政權對人類生命的蔑視。”
直到1月20日習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必須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採取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後，武漢市政府才開始行動起來。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問題專家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對《華爾街日報》說，習近平的領導風格導致中共官僚體系內充斥“觀望”對態度，官員們要等中央表態後才敢採取行動。
1月23日，有著1100萬人口的武漢市凌晨宣布關閉離漢通道，全市公交、地鐵和輪渡停運。但在那之後，習近平沒有再就武漢疫情作出進一步指示，他和其他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沒有前往疫區視察。有網友在微信朋友圈中發了2003年“非典時期”胡錦濤和溫家寶前往醫院慰問醫護人員的照片，和本屆中共最高領導層做對比。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對美國之音說，每次危機的發生都會把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展現出來，而武漢疫情的惡化暴露出來的不僅僅是公共管理能力的缺陷。“你發現整個過程，”他說，“第一要控制輿論，第二要控制社會，第三要考慮自己的政權安全，第四又要人感覺若無其事，比如1月23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讓人覺得好像根本沒有這個疫情。”
截至1月24日，中國各大官媒的頭條仍然是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出席2020年新春團拜會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沒有提到武漢的疫情。很多網民對習近平沒有提及新型病毒肺炎疫情的迅速擴散以及用封城這種措施給公眾帶來的恐慌和不便感動憤怒。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展示一個寫字板，上面寫著“中央政府放棄武漢了嗎？”顯示民眾對得不到救治的失望。
還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武漢各醫院人滿為患的視頻。其中一個在海內外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視頻顯示，醫院大廳里大批等待救治的患者和忙碌的醫護人員，而旁邊看上去像是病人的屍體無人問津。美國之音無法判斷視頻的真實性。
楊建利說，每次危機都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有消息說，武漢封城的決定導致大批恐慌的民眾逃離。這有可能反而加劇病毒的蔓延。“如果疫情繼續蔓延下去、控制不住，就很有可能成為威脅政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