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日前發佈報告說，女性在中國領導層中所佔的比例太低，導致代表性和發言權都受到限制。報告說，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明確承諾致力於（男女）機會平等，但最近卻呼籲女性回歸傳統的家庭角色。
分析人士擔心，隨著中國領導層呼籲婦女回歸家庭和傳統角色，未來中國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會被進一步削弱。他們還擔心，由於領導層中女性的稀缺，女性缺乏為其“發聲”的代表，未來中國婦女權益可能會受到損害。
中共高層領導中，25年來女性代表首次為零
USCC12月19日公佈的報告說，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2年的數據，中國人口包括約6.9 億女性和7.2 億男性，女性約佔總人口的48.9%。在約9800萬中共黨員中，大約有2900萬女性，約佔總數的30%，但是女性在中國政府高級領導職位中比例的不到8%。
20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產生的新一屆24名政治局委員中無一女性，是25年來的第一次。七名政治局常委中沒有女性。從1949年建國以來，中共政治局一共出現過六名女性委員，分別是江青、葉群、鄧穎超、吳儀、劉延東、孫春蘭，其中後三人曾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開始，每屆政治局至少有一名女性委員。1997年中共十五大時，吳儀為候補委員。
報告還指出，中共建國七十多年來，從未有女性擔任過中共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家主席這三個最高領導職位，六名女性委員中，有三名是男性高層領導人的妻子：江青為毛澤東妻子，葉群為林彪妻子，鄧穎超為周恩來妻子,高層領導中的女性代表非常缺乏。
從歷史上看，在大約 300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很少超過10%。2022年的數據顯示，205名正式委員中，只有11名女性，僅佔全部人數的5%。171名候補委員中，有22名女性，僅佔13%。
中國女性領導人缺乏並不只是體現在高層
不僅在中央高層，在部級、省級和地方，女性領導人數量也少得可憐。
中國現任的26名部長中，僅有兩名女性，分別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司法部部長賀榮，她們都是在過去一年內被任命的。中國的31名省級黨委書記中則無一人是女性，31名省長中則有兩名女性，為黑龍江省省長梁惠玲及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王莉霞。
網易新聞今年二月的統計，絕大多數省份都有女性擔任副職，例如上海市有三名女副市長，廣西壯族自治區則有兩名女副主席。該新聞認為這能體現“女人能撐半邊天，巾幗不讓鬚眉”，但也無法掩飾女性在中國官場中的性別劣勢。
在軍隊中的女性領導人就更加稀有了。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2020 年數據，女性約佔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總數的 4%。報告指出，從沒有女性持有高級指揮或政委職位。解放軍女性曾獲得的最高軍銜為中將，且僅有兩位。其中聶榮臻元帥的聶力於 1993 年晉升為中將，她的丈夫丁衡高於同年晉升為級別更高的上將，徐莉莉則是從最底層的護理員和打字員做起，于 2010 年晉升為海軍中將。
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一直在積極爭取聯合國各個重要機構和其他國際機構的領導權，試圖推進國際組織的改變，使他們更符合中國的利益。但USCC的報告說，39名擔任主要國際組織的高層領導職位的中國公民中，只有8名女性。
甚至聯合國也表達了對中國領導層中女性缺乏的關注。今年五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CEDAW)就在一份報告中建議中國採用法定配額和性別均等制度，以加快實現女性在政府中的平等代表。
女性在政府機構中的所佔比例偏低不僅僅是中國一國的現象，其他國家也有。但一些國家，比如法國、盧旺達等多個國家都為女性保留法定配額或者席位，規定在某些政府機構中，女性至少要佔據一定的百分比。不過，在中國，還從未出現過和女性領導人配比有關的討論和方針。
呼籲女性回歸家庭，或進一步削弱女性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USCC的報告還注意到一個變化。 報告說，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明確承諾男女機會均等，但最近卻將言論焦點轉向男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傳統角色，即由女性承擔生育子女和照顧家庭的責任。
今年10月30日，習近平同中國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要“引導廣大婦女發揮在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樹立良好家風方面的獨特作用”，並要“積極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強對年輕人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的引導”。這不是習近平第一次強調這樣的價值觀。在2013年，他在第一次對全國婦聯談話時，就已經傳達了很多“弘揚傳統家庭美德”的觀念，希望婦女回歸家庭，扮演好傳統在道德和勞動方面維繫家庭和諧穩定的角色。
中國婦女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辦一次，通常內容為肯定婦女的作用，並向廣大婦女做出承諾。但在今年的大會上，習近平未按慣例提及“職場女性”，相反他的談話多了“防範化解婦女領域風險”。他的副手丁薛祥於開幕致辭時也打破了20年以來的傳統，並未提及“男女平等”這一中共基本國策。
在毛澤東時代，他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廣為流傳。當時中國女性參與工作的比例，和女性的經濟地位也因此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在此基礎上，中國產生了許多優秀的女性企業家。根據2022年胡潤全球白手起家女企業家榜統計，中國有78位十億美金級別的女性企業家，佔全球124位的約三分之二，遠超第二名美國的25位。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講師徐舫認為，中國政府對於女性應該回歸家庭的輿論引導應該與中國現在生育率大幅下降有關，但她認為，這樣的輿論引導可能會削弱女性了在公共領域的參與。
觀察人士注意到，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的十年中，不僅政治領域和高層政府職務中的女性人數下降，職場上的性別差距似乎也擴大了。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在14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07位，比2022年下降5名。該排名主要調查男女間在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健康於生存和政治權利這四個方面的差距。在主要參考政治領導力中的性別差距的政治權利領域，中國在146個國家中僅排名第114名。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該報告於2006年第一次發佈時，在11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69，最高名次是2008年，在130個國家和地區中的總排名中獲得第57名，在政治權利的排名中獲第54名，並在此之後逐年下降。相反，歐美等國家女性領導人的比例獲得顯著提高。
中國人對女性職能的認知根深蒂固
不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徐舫指出，即使毛澤東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只是短暫的現象，“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鄉土社會對於女性本身的職能就是養兒育女的認識”，在貧困地區，這麼多年來一直有針對女性的選擇性墮胎存在，家裡有限的資源也大多供給給兒子。徐舫說：“從三從四德，從孔夫子開始，這些觀念其實一直就沒有變過。”
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因為“同工同酬”的政策（中國在第一屆人大會議上就將男女同工同酬寫入憲法），女性就業得到鼓勵，男性在職場的特權並沒有那麼明顯。在很多年前，中國就有女醫生、女律師和女廠長。但徐舫認為，這並不表示中國女性在當時的地位就比較高，因為政府領導層中女性一直稀缺。
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雖然中國女性教育程度得到了相當的提升，但職場性別歧視仍在扯她們後腿，妨礙她們充分發揮潛力。年輕的女性在中國找工作也面臨著許多歧視。二十多歲，碩士博士畢業的女性，在找工作時，會被用人機構擔心她們入職不就久就懷孕休產假，因此遇到和性別有關的職場歧視。
智聯招聘發佈的《2022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61.2%的女性在求職中被問及婚育情況。《法治日報》今年2月的調查就顯示，即使國家規定企業面試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負責招聘的人力資源部門也會通過旁敲側擊的方法了解這一內容。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徐舫說，中國女性在二三十歲的時候會受到因為結婚生子而帶來的職場歧視，到了四五十歲，可以勇攀職業高峰的時候，又因為退休年齡的限制受到打壓。
根據國家規定，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工人，男性的退休年齡為六十週歲，女性的退休年齡為五十週歲，有些工種則可以享受提前五年退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幹部的退休年齡為男性60歲，女性55歲。
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徐舫認為因為中國女性的退休年齡實在是太早了。四、五十歲的中國女性，如果做到企業或者機構的中層，本來是應該是呈上升趨勢，但因為即將退休，不再得到重要的項目或者新的機會，也不再被賦予重要的責任。她們即使能力出眾，也很難得到向高層攀登的機會。
“即使她們有過研究成果或者獲獎經歷，依然被認為‘你已經有過你的輝煌時代，你可以退下去了’，‘你的職業生涯該結束了。’她說。
中國婦女未來地位堪憂
徐舫她並不看好未來中國女性的政治地位能得到提升。她認為，中國女性在追求權力時，缺乏能夠學習的榜樣，中國歷史上寥寥無幾獲得最高權力的女性，如武則天和慈禧太后，在大眾輿論中的形象都非常負面。
她還擔心，由於中國領導層中女性的稀缺，女性缺乏能夠為其“發聲”的代表，女性的權益可能會遭受損害。
被女性詬病最多的法律之一就是《民法典》中“離婚冷靜期”的設置。2020年，“離婚冷靜期”通過時就在網絡上遭到大量女性網民的反對。除了認為應該擁有離婚自由外，許多網民表達了對女性家暴受害者離婚不成仍然要被迫待在施暴者身邊的擔憂。2020年至今，媒體已經報導了許多起女性遭受家暴依然無法離婚的事例。
另外，由於中國政府越來越強調女性作為母親和看護者等傳統角色的價值觀，女權主義的聲音同樣遭到壓制。2021年，中國社交媒體“豆瓣”就突然解散10多個與女權主義相關的討論群組。分析人士指出，對於反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女權運動的大張旗鼓，既動搖了傳統的父權體系，也威脅到中共的政權穩定，因此要求女性保持傳統的家庭角色。分析人士認為，在這個大環境下，中國女權運動的生存空間將日益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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