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三年疫情之後亟欲對外開放，但當局近來頻頻突擊搜查在華的國際諮詢顧問公司，令許多外商企業對於進軍中國市場望之卻步，反而不利中國疫後的經濟發展。分析人士表示，中國近來一連串在外交與商業上的矛盾行為和過度反應其實是源自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於國家安全的無限上綱，並且將其對政權安全的概念應用在中國對外的大戰略上，目的是要對國人宣傳習近平是唯一一個可帶領他們走出美中競爭困境的領導人，確保習平的個人統治地位。
凱盛融英被搜查
中國國際諮詢行業龍頭凱盛融英在5月8日被中國國安部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突擊搜查其位在上海、北京、蘇州與深圳的辦事處。這是中國政府繼今年3月搜查美國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的北京辦公室，以及4月盤查美國管理顧問公司貝恩（Bain & Company）的上海辦事處後，再依“反間諜法”對在華的國際顧問公司做出更廣泛打擊的最新行動。
中國歐洲與美國商會都發出聲明表示，中國最近高調打擊諮詢公司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訊號，這對在華經營的外國公司增加了不確定性，這種形勢發展不利於恢復企業信心和吸引外資。
中國官媒央視指責海外機構與中國國內諮詢公司勾結，竊取中國重點領域的國家機密和情報，以規避中國法規，並稱這些國際諮詢機構“最終淪為境外刺探、收買、套取國家秘密和情報的幫兇”。
凱盛融英則在微信官網上表示，將“堅決貫徹國家安全發展觀”，並在規範諮詢行業方面“發揮持續引領的作用”。
華爾街日報5月8日表示，中國在對諮詢公司的搜查中發出了間諜的恐懼信號，並指此類的指控破壞了北京吸引新外國投資的努力。
經濟VS安全
美國新澤西拉瑪珀學院（Ramapo College of New Jersey）政治學副教授陳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後，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經濟擺回正軌，所以習近平第三任總書記任期開始，經濟表現顯得格外重要。中國一方面必須開放，可以看到習近平積極地跟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見面、跟法國總統馬克龍見面，就是希望歐盟可以繼續跟中國做生意，同時中國也希望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企業，也能繼續在中國投資，帶動中國經濟發展。
陳鼎表示，可是另外一方面，外在的大環境正在改變，美中競爭越來越激烈，美國結合歐盟和印太民主盟友不只在經濟上圍堵中國，想把紅色供應鏈移出中國，在軍事上也在對中國進行圍堵。因此，當中國想要對外開放的時候，它又不得不害怕一但開放是否會讓外國的西方勢力滲透到中國內部，所以在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兩種考量下，才會出現中國這種一方面開放、另外一方面又收緊、看似矛盾的做法。
陳鼎表示：“因為雖然說開放經濟、讓經濟成長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對中國共產黨來講，另外一樣很重要的事情，當然是他們的國家安全，還有維穩，就是使得他們的政權不會有被碰到、受到任何的挑戰。”
美國智庫報告引起中國警覺
除了大力開展“反間諜”行動來確保國家安全外，中國最近也開始收緊外國智庫、研究公司以及其他非金融實體對中國數據庫的訪問。3月，中國進行政府和黨組織改革時，新設了國家數據局，就是為了要加強對更廣泛數據和數字活動的控制。
華爾街日報5月7日引述知情人士稱，這是因為美國智庫發布了一連串關於中國在敏感領域做法的報告，引起了中國官員的警覺所致。這些報告包括中國民用研究和商業部門與國防部門之間相互促進的“軍民融合”的內容，以及中國軍方如何獲取由美國公司設計、在台灣和韓國製造的先進製程芯片的“芯片扭曲”政策簡報，還有涉及招募學者和學生以支持中國戰略目標計劃的“中國人才計劃追踪”目錄等。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及助理院長吳木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不管是突擊搜查國際諮詢顧問公司，還是削減各種開源數據庫的海外訪問限制，包括中國最大的學術資料庫“知網”也限縮了使用權限，這些都是因為中共把所有的東西都上綱到“國家安全”，為了確保中共政權的安全不被挑戰，所以才會出現的“過度反應”。
吳木鑾說：“它現在的做法就是有點走得很緊張、很過，很緊張、很過了以後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們最近的動作特別多。”
過分強調國安
他表示，當習近平過度強調國家安全的時候，中國在海外的外交人員為了符合“上頭”的喜好，也跟著在國外到處出擊，最近加拿大和中國發生外交紛爭，雙方互相驅逐外交官就是一例；韓國駐華大使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互罵“低俗”，中韓關係現在也非常糟糕；甚至中國一方面希望烏克蘭和平，一方面又跟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種種看似矛盾、衝突的外交行為，其實都跟習近平過於強調國家安全有關。
吳木鑾說，內政決定外交，習近平想要統治全國，首先就必須要拿到執政的合法性，而習近平的“外交團”在海外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國家內部行為的對外看法的反映。
吳木鑾表示，簡言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習近平想要證明給他的國民看“我很厲害，我在外面可以搞得定”，好讓他的統治地位更加鞏固，這也解釋了為何習近平要去充當俄烏戰爭的“調停人”以及中國一連串的在外交上與商業上的矛盾行為。
他說：“所以這裡面就是說他是一種安全感，就是為了保證習近平的位置，其實根本上還是一個保證他的位置。”
路透社分析，中國對國家安全的迷戀，正在損害中國在外交和商業上與西方重新接觸的努力，可能會讓中國陷入孤立。不過，吳木鑾並不這麼認為，他反而覺得這讓中國在外交上變得越來越“猛烈”，更積極地去施展影響力，因為世界各國都“各懷鬼胎”，所以中國還是可以在比如非洲或是中東地區，找到外交上的突破點與好處。
總體國家安全觀
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員賴潤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與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同，習近平開始推動“大國外交”，尋求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威望和影響力。她說，習近平不久前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積極拉攏上海合作組織和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為各國提供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這標誌著中國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轉變，因為習近平將政權安全的概念應用在中國的大戰略上。
她表示，習近平對國家安全的重視，可以從他在中共二十大的公開發言中，大篇幅提及“安全”兩字可以看出。“安全”一詞與國家安全體系、香港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安機關、生物安全管理、海外安全等不同議題緊密相關。
她說，事實上，早在2014年，習近平就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其中包括經濟、自然資源、科技和核發展。在習看來，安全和發展是同一事物的兩個面，國家發展是中國安全的目標。
賴潤瑤說：“因此，習近平認為沒有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分，中國共產黨將其政權合法性與中國社會的一系列內部挑戰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北京將政策問題提升到中國國家安全的高度，因此需要更多的資源和政策措施來應對這些挑戰。”
分析人士說，中國從內政到外交都深受習近平“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影響，其對內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國經濟低迷之際，習近平通過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各種行動，向他的國民宣傳習近平是唯一一個可以帶領他們走出美中競爭困境的領導人。
有損國際形象
但賴潤瑤也提醒，當中國各式各樣的問題都跟國家安全掛勾的時候，可能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比如侵害人權、個人隱私和個人自由等方面，都是中國過去幾十年來一直飽受批評的領域。
她說，2020年6月，北京在香港“反送中”後試圖施加更大的社會控制，因而頒布了港版國安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新疆問題上，隨著中共建立大規模的職業培訓中心和行政法外拘留，也讓新疆人權議題持繼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她說，正是由於習近平對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高度關注，才會讓香港和新疆的公民社會與人權受到了嚴重損害，而這也直接影響到了中國的國際形象，甚至外商赴中投資的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