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六四鎮壓使中共保守派與頑固派得勢，力主改革的領導人趙紫陽遭罷黜，文革後開創的較為寬鬆的言論和政治環境毀於一旦。有關六四開槍的歷史責任以及學運領袖們在那次學潮後期的表現，特別在關鍵時刻的決策對錯和經驗教訓等問題仍備受關注，眾說紛紜。
八九學運和武力鎮壓
1989年4月，被視為務實親民的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去世後，自發悼念和請願的北京高校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1989年5月中下旬，尤其在時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之後，中國首都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時任總理李鵬出面宣佈戒嚴，而社會上出現幾乎一面倒的同情抗議學生的政治氛圍，眾多文化名人和知識分子，包括接受中共統戰的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甚至政府機關幹部、中共宣傳喉舌的工作人員和高校教師等體制內人士，紛紛表態支持學生。此時，起初以學生為主體的抗議活動已演變為規模空前的群眾民主運動。在現場直播的西方媒體將其稱為“人民革命（the people's revolution）”。中國軍隊多名退役上將還致函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共中央軍委，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著人民群眾”。
5月23日，北京再次爆發百萬人大遊行，齊呼“李鵬下台”。6月3日，李鵬代表中共召集軍方負責人和北京市地方主要官員開會，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堅決表示必須果斷採取強硬措施。當晚，大批坦克和荷槍實彈的軍隊在北京殘酷血腥鎮壓了和平抗議的學生和平民，北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屠殺。
批判學運過激和不知進退的觀點
八九民運被鎮壓已經過去35年，對於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是否該對六四鎮壓承擔責任的問題，民間和學界長期存在爭論，不時有人指責學生的過激行為和不知進退激怒了中共，給了當局開槍殺人藉口，結果上千民眾和學生傷亡，斷送了本有可能成功的體制改革和政治轉型。這種指責抗議學生的聲音近年有所增多。
學生是否應該為八九民運軍隊開槍和中國改革轉型機會的斷送承擔歷史責任？
一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學生要求更多民主自由權利和反腐敗的政治熱情，以絕食抗議方式喚起民意同情支持的初衷是好的，但中共大軍進城欲開殺戒前夕未能審時度勢，作出策略性的妥協讓步，反而拒不撤離廣場，導致局面失控，慘遭武力鎮壓，從而斷送了中國改革轉型的難得歷史機遇。
北京獨立學者周舵是1989年6月2日至4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見證學潮最後時刻的“廣場四君子”之一。他近日在海外政論網刊《議報》撰文回憶道：“六四事件是因1989年4.15胡耀邦逝世引發的。中共黨內的極左反改革勢力抓住1986年底的那次學潮做藉口，趁勢把胡耀邦搞下台……一方面，我在政治立場上和感情上絕對是站在學生一邊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從一開始就有揮之不去的不詳預感，擔心這次學潮又會好心辦壞事，事與願違，把趙紫陽的改革派政府搞垮。”
在紐約的中國當代史研究者顏智華認為，開槍並非老謀深算的中共首領鄧小平的首選。這位前中國歷史教師對當年廣場上的抗議學生領袖乃至當前的海外民運持嚴厲批判甚至反對態度。他5月2日在X社交平台寫道：“發生64血案的罪責根本在胡鬧的學潮領袖，而非鄧小平。老虎吃人是常識，居心不良的學生領袖把赤手空拳的無知學生送入虎口，罪大惡極。”
他認為，當年的學運領袖應該向六四遇難者及其家屬道歉。
顏智華在三年前發表的網文《10年非毛化政治經濟改革運動的歷史功績與“89”學潮》中指出：“所謂89民運，它葬送了自1978年夏天開始的延續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運動，讓黨內高層非毛派全軍覆沒。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被顛覆。還有流血犧牲的成百上千鮮活生命。”
這位歷史研究者在這篇長文中批評指出，學生方面，給當局提出的訴求是要求當局撤銷給學生頭上扣的“動亂”的政治帽子，承認學生的活動是愛國的。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等。這些“標的”都是當時共產黨法律範圍內合法的。但你學生方的領袖非要“得理不饒人”，把事態擴大，矛盾激化，把示威抗議活動升級，應該說是非常不明智的。錯誤估計了政治形勢，自不量力。
文學城博客一位網名“老武”的博主多年前就發文表示，“沒有見好就收是89學潮的一個最大的失誤。”
該文寫道：“在4.27大遊行後，政府的立場已經軟化，並派出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和學生代表們進行對話。 這對於一個長期高高在上，並以“偉大、光榮、正確”自居的政黨來說，已是開天闢地第一次。儘管對話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但就進行對話本身，學生們應該感到取得了勝利，應該就此為止，見好就收。”
老武的文章指出，“特別是在5.4遊行後， 學潮的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宣佈罷課結束和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銀行代表時對學潮溫和的講話後，學生領袖們應把握時機，及時復課、結束遊行示威。如果是這樣，改革派們就不會被元老們和強硬派們逼向死角，進而被一鍋端掉。”
六四親歷者的反駁
六四鎮壓後被中共通緝的頭號學生領袖王丹對美國之音表示：有種說法聲稱中共當局被學生的激進逼到了牆角，才迫不得已採取了開槍的方式，他認為這完全是不了解當時的事實，而且是完全是不講理的一種邏輯。
王丹說；“首先當年3000大學生絕食，提出的其實只是兩點要求，第一個就是要求修改426社論，那個社論把學生的愛國行動說成是搞動亂，說是要顛覆政府。我們當然覺得政府應該修改這樣對學生運動的評價。第二，我們要求跟政府進行對話，來提出我們對於建設中國的一些想法和建議。我覺得這兩條要求，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不算什麼非常激進的要求。那個426社論，即使連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都認為太過分，都認為不妥當。所以我們要求修改它，根本算不上是什麼激進的要求。那麼跟政府對話，這更是中共中央在中共13大上提出來的，要跟社會各界進行協商、對話，我們響應的是中共的號召，要求跟政府對話，這更談不上是什麼激進的要求。”
王丹接著指出，“就是這兩點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學生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爭取，換來的卻是政府動用正規軍隊在自己的首都大開殺戒。那麼請問，我們客觀地講，在兩方來看，到底誰更激進？我們3000大學生用生命只不過要求這兩條要求，而政府寧願動用十幾萬、幾十萬軍隊大開殺戒，屠殺人民，也不肯答應這兩條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所以，激進的並不是學生，激進的反倒是政府。政府完全瘋了，才導致了這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政論網刊《民主中國》近日登載署名吳嚴的文章指出：“不殺人就手癢，是鄧小平的一貫風格。視人命如草芥，是共產黨的保權法寶。”
文章對世人的警告是：“這樣一個莘莘學子對大開殺戒的王朝，它還有什麼事不敢幹呢？”
沈良慶：中共殘暴本質決定了鎮壓
曾參與八九民運的安徽異議人士沈良慶並不認為六四鎮壓是由於學生們過於激進造成的。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當時的學生運動不同於韓國之類有反對黨領導的民主運動，難以做到目標明確，行動有力、有理、有利、有節，收放自如，倒也是事實。這只是極權國家消除一切民間組織（更不要說政治組織）後給定的約束條件。但學生運動遭到幾十萬野戰軍的血腥鎮壓，發生大屠殺，並不是因為學生太激進，不知道妥協。事實上當時學生和市民集會遊行示威請願活動非常的溫和，甚至連各個部委機關包括警察都參加了。而是因為中共當局太野蠻、殘暴，根本就不能容忍任何大規模和平請願。激進不激進都一樣會遭到殘酷鎮壓。”
沈良慶認為，中共黨內開明派改革派人物遭清洗，那是沒辦法的事。他指出，劣幣驅逐良幣是極權國家絞肉機運動常態，只能說明極權國家沒有自主改良的可能。
沈良慶說：“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說的很清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這種國家機會主義改革只能導向新極權或者走回頭路，重新回到原教旨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根本不可能走向民主憲政。所以說極權國家無改良。黨內開明派、改革派被頑固派、保守派取代是遲早的事，跟學生運動是否激進根本無關。”
胡平：學生犯錯 當局犯罪
在紐約的《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對美國之音表示：“學生方面犯了策略性的錯誤；而以鄧小平為首的強硬派的鎮壓，那毫無疑問是一種嚴重的犯罪。這兩個是不能夠同日而語的，所以這點我覺得也需要說明，因為有些人他把這兩個問題混在一起了。說學生不撤出，招致了屠殺，那就是替屠殺開脫罪責嘛。不管學生撤不撤，你共產黨也不該殺人嘛。”
胡平指出，不能把不同性質的兩件事混為一談：“毫無疑問，當局鎮壓是一個罪行。但另一方面，從民運方面，我們沒有做好我們可以做好的事情，導致造成了最後這種不幸的結局，那我們也有我們的責任，這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X（前稱推特）網友吳銘在六四35週年臨近之際發帖指：“共產黨後來強行洗地，編造出大量歪理，洗腦一大批民眾。再後來不敢提這件醜聞和犯罪。這些都無法洗刷它反人類的一次大暴露。”
胡平是最早提出反思八九民運失敗教訓的中國問題學者之一，1992年在牛津大學和香港出版了他為此撰寫的專著《中國民運反思》。
他認為，1989年，一些激進的學生確實沒有做到見好就收，結果功虧一簣，而2019年的香港抗爭也沒有記取八九民運失敗的歷史教訓，同樣功敗垂成。“從民運方面檢討，這是策略上的一大失誤。事實上，我們看到在八九民運中，由於來自民眾的這種巨大的壓力，在高層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溫和派一度主導了形勢，也做出了若干的讓步。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廣場上的學生能夠及時撤出，那麼就會保存自己的實力，而且保存旺盛的士氣和自信。而在中共高層也會使溫和派強化他們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那整個運動就會造成一種非常好的結果。但可惜的是，當時學生沒能做到這一點。”
胡平還指出，他的“見好就收”策略與美國等國一些非暴力問題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
他說：“很多研究八九民運的一些專家學者都談到這一點。比如說已故的非暴力專家吉恩·夏普也說，八九民運的失敗就在於學生沒有利用中共溫和派已經提供的這種對話的空間，而及時宣佈階段性的勝利。另外一位研究八九民運的非暴力專家、塞爾維亞的波波維奇也談到，八九民運失敗就是學生有一些太天真，沒有及時的見好就收。因為八九民運確實出現了好幾次好的機會，可惜，我們沒有能夠及時抓住。最後因為就有些時刻，上層和民間是出現一種互動的關係。民運方面怎麼做，它就會決定上層是溫和派得勢還是強硬派得勢。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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