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團體和媒體觀察組織說，在全球防控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不少國家的政府都加強了對媒體的控制，獨立媒體的聲音遭到封殺。
這類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國訓誡了吹哨人李文亮醫生，伊朗、土耳其和泰國逮捕了一些記者和社媒體的用戶，匈牙利出台了緊急法，對發布“假新聞”的人處以罰金或進行逮捕。
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引入了新的法律，但並沒有說明這些法律的有效期限。人權團體和國際媒體警告說，專制政府可能會濫用這些新法律，壓制批評者。
世界各國的新聞工作者在報導疫情方面都遭遇到一些阻力。南非和伊朗禁止記者採訪“非官方”的消息來源或醫務工作者。菲律賓只允許國家媒體參加記者會，其他媒體都必須事前提出採訪問題。
印度總理莫迪向最高法院遞交申請，要求媒體在發表報導之前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最高法院拒絕了莫迪的這個要求。但是，莫迪此舉讓印度新聞界感到可怕。
美國之音建立了一個互動地圖，追踪媒體因報導疫情而受到攻擊的案例。
人權觀察執行主任肯·羅斯對美國之音說：“像目前這樣的公共危機給政府擴權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機會。當權者可以利用人們的恐懼擴大手中的權力，使其遠遠超出保護公眾所需要的程度”。
羅斯說：“新冠病毒就像新的恐怖主義，是政府擴大權力最新的藉口。我擔心，危機過去了，政府也不會放棄這些權力。”
羅斯提到過去的一個例子，就是2001年9月11日發生恐怖襲擊後政府權力擴大，有關無人機攻擊和強化監控等措施等並沒有因恐襲威脅的消失而予以取消。關塔那摩灣拘留中心至今還沒有關閉。
有些團體，比如美國的電子前沿基金會表示，他們對數據收集感到擔憂。
以色列、中國、韓國，以及一些歐洲國家，使用收集數據來確定人們是否與病毒感染者有近距離接觸。
技術雖然有助於遏制疫情大流行，但也引出了一個問題，相關數據今後將如何使用，如何分享？
電子前沿基金會資深律師亞當·施瓦茲上個月對美國之音說，公共政策應該“在集體利益和公民權利之間達成一個平衡”。“底線就是政府必須明確告訴公眾，要推出的任何監控新措施都必須是對遏制病毒具有實際的作用。”
施瓦茲說，要擴大數據收集範圍的時候應當考慮這樣做對隱私等個人權利產生什麼影響。
他說：“說到底，任何新的權力都必須是必要的和恰當的，對用於疫情防控的大數據必須加以保護”。
羅斯表示，批評審查或者其他的疫情信息控制的做法，無論是埃及也好，中國也好，還是其他什麼國家，都會削弱它們應對衛生危機的努力。
羅斯說：“當初，武漢醫生試圖發出疫情警告的努力不僅沒有受到關注，反而受到了壓制，”“這讓病毒放任了三個星期”。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這三個星期的時間用於應對病毒，病毒蔓延開來的可能性就會降低95%。
這項研究使用人員流動和發生疫情的數據對旅行限制、早期檢測和隔離等有關防疫措施的有效性進行了評估。
保護記者委員會負責人喬爾·西蒙對美國之音說，新冠病毒給全世界壓迫性政府提供了一個壓制批評性報導的藉口，這就是打擊散佈不實信息。
西蒙說：“專制政府和民主國家之間在進行一場意識形態的戰鬥，它們稱要打贏這場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戰爭就必須擁有非常的權力”。
而民主國家，西蒙說，應該回應說，更加開放的社會具有應對危機的最佳能力，因為信息的自由流通會提高決策的有效性，增加公民對情況的了解。
西蒙指出，如果領導人不支持記者，削弱媒體幫助抗疫的能力，那麼“當我們走出這場危機的時候，世界將會變得大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