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西方關係急劇惡化之際，戰狼外交、討伐“漢奸”、虛構“反華勢力”等系列現象，伴隨著中國之名大行其道。
有分析稱，習近平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讓“民族主義”成為其擴大威權的萬能“披風”；而這件“披風”正在阻擋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中共把民族主義作為工具，控制國內、威懾國際。
民族主義為何成為中共各種攻勢的保駕護航者？它為什麼在一個現代化的時代得以席捲中國？民族主義是“毒藥”還是“仙草”？
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聿文表示，習近平時代的民族主義與中國過去的民族主義有顯著不同。當代民族主義的主導構成由過去的悲情意識轉向現代經濟崛起帶來的民族自信。此外，民族主義由過去的政府主導轉向現在的政府和民間共同主導，從而發揮了更大的社會作用。
他說：“習近平時代的民族主義跟過去的民族主義有兩個顯著的不同。第一，過去的民族主義是由中國百年的屈辱史和悲情意識主導構成的。因為過去中國不發達，所以中國的歷史教育是一個百年屈辱史的教育，構成了民族主義強大的官方思想動員的東西。習近平時代由於中國在經濟上崛起，中國老百姓普遍感覺到中國的強大了，所以從過去的屈辱史和悲情意識轉向了'自信'。這個自信不單單是官方的自信，不單單是習近平所說的'四個自信'，確確實實中國老百姓從過去的百年屈辱、悲情意識到自信的一個轉變，它構建了習近平時代民族主義的大背景也感覺到了自信。不單是看大量網絡上的言論，中國老百姓走出去到全世界旅遊、上學等等，這就表示出很多的自信。所以這是一個轉折點。第二個明顯的不同就是，過去由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轉向現在政府和民間的共同主導，而在民間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我認為當然政府在一如繼往地主導民族主義，習近平的百年夢其實就是民族主義附身的夢，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民間特別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有海外求學經歷的年輕人，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非常強烈。”
獨立時評人古懿表示，在中共治下，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華民族、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三位一體，其所排斥的對象包括外國、外國文化和本國的少數民族。
他說：“民族主義首先要定義民族。按照現代民族學的理論，它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就是一群人在心理上認同自己是自己人，而別人是外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人和外人之間的邊界。因此民族主義對外人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的。而對於中華民族來講，中華民族其實是中國的國族主義。現在的情況看就是中華民族、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其實是三位一體的。而針對中華民族的外人是哪些人呢？他們可以是外國，是所謂的反華勢力。比如基於歷史和政治的因素，我們看到現在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民間，對於日本、對於西方國家都有很強的排斥的心理，有很多具有挑釁性的言論和行為。同時也可以是在統治區域內的非我族類，比如回族和滿族。我們看到最近幾年來，全民的反清真寺運動、反清真餐運動，以及對於清朝歷史在民間所引起的很大的反彈。也可以是一種被認為是外來的文化，比如中國民間以及政府對聖誕節的抵制。
古懿表示，民族主義是毒藥。他認為一方面，中共在經濟發展帶來的合法性基本上被消耗殆盡的情況下，亟需利用民族主義鼓動老百姓對政府的支持，以重建新的執政合法性。而另一方面，一些反共人士主導的擴張型民族主義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是有害的。
他說：“我其實當時說民族主義是毒藥主要是針對像中國這樣擴張型的民族主義，而不是針對防禦型的民族主義。比如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說我們要去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不會把它稱為'毒藥'。之所以說現在的民族主義是'毒藥'，是因為現在的中華民族主義其實是以'救國'、'國家覺醒'等話語偷換了自由話語。無論站在哪個角度，它都缺乏對個人權力和平等的認知，而這正是構建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石。正如剛才鄧先生指出的，現在的中共是一個民族主義政權，因為它在共產主義傳統的意識形態破產。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合法性基本上被消耗殆盡的情況下，它需要重建新的執政合法性。所以在這個時候，它往中國傳統的東西靠。利用民族主義鼓動中國人對政府的支持。利用對非我族類和對外國人的仇恨來凝聚(民族主義情緒)，就成為它必然的選項。事實上，歷史上中國曾經有些知識分子受過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深具自由主義的追求。但是他們在國共戰爭的最後階段，很多人留在北京選擇了中共。因為他們當時認為中共能夠給他們一個更好的中國。他們讓自己對自由的追求屈服於救國理想。在今天，還有一些反對中共的人，他們在和朝廷比賽誰更民族主義。一種典型的說法是'你愛的是中共，而我愛的是中國'。也就是說他們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包括中國政府還不夠民族主義，對外應該更具有侵略性。這種批評如果成為反對中共的理由，那我們可以想像一旦民主化真的實現以後，世界將會面臨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所以這種民族主義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有害的。”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聿文表示，無論什麼情況下，民族主義都是中共統治的有利工具。
他說：“習近平也好或者中共其他領導人也好，要對中國統治下去，無論中國處於危機的時候還是處於所謂強大的時候，民族主義都是他不可動搖的工具或者說信仰。比如講中國受外面欺負的時候，他很方便地利用民族主義來動員全體老百姓。在中國強大的時候，也會利用民族主義這張牌，他認為就是因為我們利用了民族主義這樣一個工具讓中國發展得以強大，所以今後要繼續這樣幹。無論好與壞，都會被中共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