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新冠疫情好轉，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疫情惡化之際，美國拜登政府日前宣布，在之前承諾提供6000萬劑阿斯利康(AstraZeneca)新冠疫苗的基礎上，再捐贈2000萬劑由莫德納(Moderna)、輝瑞(Pfizer)和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生產的新冠疫苗。
總統拜登表示，這8000萬劑疫苗將遠遠超過到目前為止其他任何國家捐贈的疫苗輸量。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美國疫苗的問題上大做文章，不斷散佈虛假信息，趁美國和歐洲等西方國家疲於應對新冠疫情之際，在第三世界國家大搞“疫苗外交”。
美國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的方式方法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美中兩國在圍繞“疫苗外交”的爭奪中誰能最終勝出？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吳崇涵表示，美國在新冠疫苗輸出方面在開始的確有些落後，因為美國採取比較保守作為，選擇先滿足國內疫情需求後才向國外輸出。
他說：“我們看到美國其實已經生產超過3.3億劑的疫苗，但是到目前大概出口300萬劑左右，少於1%。相比較中國大陸已經出口了2.5億劑疫苗，佔總產量的42 %。中國已經輸出這麼多疫苗了，可是美國就不到1%。如果不跟中國比，那跟歐盟呢？歐盟大概輸出1.1億劑，大概佔總產量的三成。俄羅斯也輸出了大概2700萬劑。所以感覺美國是不是在輸出方面落後了許多。其實美國在所有的疫苗輸出上面是採取了比較保守的作為。先滿足國內疫情上的控制，疫苗接種率提高了之後，才向國外輸出。目前美國大概48%的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覆蓋率大概37%左右。其實如果比較其它國家，中國大陸目前人口大概有4.7億劑的疫苗接種，大概有30%的人口；歐盟大概是32%。所以比較起來，美國可能是先求穩，求穩後再慢慢往外推展它的疫苗外交。接下來美國可能對於在亞洲的盟國，比如日本、韓國、印度，可能會多提供疫苗來幫助。我們感覺美國一開始有點落後在提供疫苗，但是應該會後來繼續追上來才對。”
前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認為，美國作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先給本國公民接種疫苗然後再幫助其他國家，這個策略是毋庸置疑的。
他說：“我覺得首先第一點，美國在去年三月份以後，一直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即使今年，包括加州等很多州的疫情還是相當嚴重，只不過最近一個多月才明顯下降下來， 很多州現在開始開放的政策。我覺得從整體應對疫情嚴峻和挑戰度來說，美國當然首先要保證自己作為一個大國，作為一個染疫最嚴重的國家，它必須得能夠控制住疫情才能考慮到幫助其它國家。我覺得這個基本的戰略上並沒有問題。”
林曉旭認為，由於美中兩國體制的不同，美國應該避免走中國“疫苗外交”的路線。
他說：“我覺得實際上美國並不需要走疫苗外交這條路。我覺得有點像是play the game of Chinese government。中國政府一直將疫苗作為一個外交手段，一定程度上我覺得這種做法有點違背倫理道德。因為在公共健康危機的情況下，各個國家，你看到比如說印度面臨嚴重的疫情，大家當然應該盡全力去幫忙。從外交層面去做疫苗，不管是捐贈還是低價出售，這個出發點本身是不對的，你好像想從中獲得利益。而在人道災難面前，大家本來就應該是不考慮利益，而是盡可能去幫助。我覺得'疫苗外交'這個詞本身就體現了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的。不管你是為了國家利益也好，本身就是一個功利主義的出發。所以我一定程度上其實覺得美國並不需要跳入這樣一個所謂的疫苗外交競爭之中。美國自己本身這幾個大公司它們自己本身產生的大量疫苗，mRNA疫苗或者是Johnson的疫苗，或者現在的Novamax疫情，它們都也有對外出口。政府並不需要介入所謂的“疫苗外交”之中，去做捐贈的事情。”
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吳崇涵表示，中國的“疫苗外交”可追溯到中共建政早期對非洲的援助。他表示，未來國際社會要對中國利用其“一帶一路”戰略進行疫苗外交的策略給予更多關注。
他說：“中國的衛生外交或醫療外交主要還是有它的目的性。第一，它援助了非洲資源較多的國家。很多研究指出，中國大陸在進行人道援助或者醫療援助的時候，它們會去給一些國家是產鐵、產銅或是產石油的，換取它們這些資源。第二點，它們醫療援助了之後，就要支持它們的外交政策跟比方說台灣政策。如果你支持'一中政策'，支持北京的台灣問題，那你可以得到我們更多的醫療援助。當然在接下來香港問題或者在聯合國中投票與中國相近的國家，它們可以獲得更多的醫療援助。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伊波拉病情之後，Covid-19疫苗外交，未來都是中國將放在所謂的'衛生（健康）之絲綢之路', silk road of health。中國大陸有它們的規劃，接下來它們要跟WHO或者是聯合國的艾滋病防治委員會，或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進行合作。讓所謂疫苗外交放在'一帶一路'裡面。未來這可能是它們的一個大戰略方向。”
前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認為，“疫苗外交”和核心要素是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疫苗外交”是否有足夠的後勁是個未知數，特別是當更多安全、有效的美國疫苗走向世界。
他說：“首先人們得病了想要得到藥物的救治，關鍵一點，這個藥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夠得到疫苗並不是一個關鍵，關鍵是要得到可靠的、安全性的疫苗，所以我覺得從這點來說，美國當然是佔有優勢。不管是輝瑞還是Moderna，還是Johnson，包括現在要上市的Novamax等等，質量都是相對來說在全球是屬於領先的一個狀態。所以我覺得首先美國政府真的並不需要跟中國政府一樣去玩這樣一個所謂'疫苗外交'的遊戲。而應該繼續沿著讓疫苗科技進一步發展的innovation（創新）這條路上進一步去做。而且美國現在除了輝瑞、 Moderna之外，還有一家公司叫CureVac。CureVac的疫苗也是新一代的，可以說是第二代的mRNA疫苗，已經準備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新的技術可以使病毒的蛋白在打了疫苗後表達的更長時間更穩定，激發更多的抗體反應等等。所有它肯定比前一代的輝瑞、Moderna還要有更多的優越性。技術方面的不斷更新讓美國在疫苗科技方面進一步領先，我覺得首先是美國長遠方面應該是從這個基點上去發展。另外一點，還是應該堅持保證疫苗的高質量、高純度等等。美國的這些大公司它們生產疫苗的科技水平不僅僅體現在小規模的臨床試驗問題上，它的大規模生產方面需要的工藝，現在很多科學家、很多工程師，這個本身也是美國的一個優勢。所以並不是簡單地說我開放一些知識產權，其它國家就能夠做出同樣質量的產品，同樣純度的疫苗。這個是很多國家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