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距離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兩年多時間。有志於問鼎白宮的各路參選人已經在摩拳擦掌。在下屆總統大選中，人們將罕見地看到一位華裔面孔。他就是來自紐約的參選人楊安澤。這位過去50年來首次出現的華裔總統參選人最近在紐約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闡述了他的職業背景、競選綱領和施政理念。
記者：非常感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想請你做個簡單的介紹，談談你自己，你的家庭，你的教育背景和你的工作經歷。
楊安澤：我出生在紐約上州。我父母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學的時候認識的。我父親當時在學習物理，我母親學習數學。他們後來搬到紐約上州，我就在那裡出生。我在紐約長大，後來去布朗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學，隨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學習。我畢業後只當了幾個月的律師，然後就自己創立了一家互聯網公司，但這個嘗試沒有成功。後來我又先後建立過幾個公司，其中一家成長為美國教育培訓領域的頭號企業，這家公司最後被《華盛頓郵報》收購。接下來我成立了一家名為“為美國創業”（Venture For America）的機構，幫助成百上千名年輕企業家接受培訓，幫助他們在底特律、新奧爾良、聖路易斯和巴爾的摩等需要提振經濟的城市創建自己的企業，創造就業機會。
記者： 你為什麼要參選總統？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條路很難走。你要耗費很多資源，最後也未必能成功。
楊安澤：川普當選總統，是因為我們的經濟沒有為上百萬的美國人創造機會。新技術和自動化導緻美國流失了數以百萬計的製造業工作崗位，這些就業機會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密西根和賓夕法尼亞等州。川普需要贏得這些州才能贏得大選，他最終拿下了這些州。自動化進程的加速將導致同樣的情形出現在零售業、電信業和卡車運輸等行業。我宣布參選的原因是我能夠比美國其他的政界人物更清楚地看到這些問題。其中部分原因來自於我的背景以及我在技術領域的職業經歷。我比很多其他政界人士更了解美國經濟狀況，所以我覺得我有義務參選總統。
記者：你有具體的數據可以說明自動化給美國帶來的挑戰嗎？
楊安澤：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過去兩年連續下降，這在發達國家是很不尋常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平均每個小時就有7個美國人死於阿片類藥物濫用，這也是前所未聞的。在很多其他國家，阿片類藥物很容易獲得，但人們並沒有如此頻繁的死於藥物濫用。過去5年，中年美國人的自殺率連續攀升。這些都不是一個健康社會應有的現象。美國非婚生嬰兒的比例從1980年的百分之18增長到現在的百分之40，主要是因為很多貧困的美國人不再選擇結婚。結婚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保障，很多人覺得他們沒有這種保障。這些都是美國社會目前最基本的事實和數據。但不論出於何種原因，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沒有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不停地被每天的最新推文和邊緣問題分散注意力，但人們的生活質量在下降。人們對此的反應就是變得更加憤怒、沮喪和不開心。這種情緒又成為政治運作失靈的推手。
記者：川普總統上台正是因為他看到了這些問題。他說要扭轉美國的經濟，把工作機會從海外拿回來。為什麼你覺得他的方法不如你的好？
楊安澤：他找到了問題，但他提出解決方案是荒謬的。川普的辦法就是歸咎於移民，然後試圖回到過去，似乎這樣的話就業機會就可以奇蹟般的回來。我們知道這些工作機會永遠不會回來。我們需要做的恰恰相反。我們不要回到過去，而是要著眼未來。我們的政府和社會都需要加速適應新技術和自動化產生的影響。美國現在試圖用20世紀60年代的政府和官僚機構來應對2020年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國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我們的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目前的挑戰。
記者：你有什麼方案來解決你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楊安澤：我的競選綱領有三個主要部分，其中還有69項政策要點，這些都公佈在我的網站上。首先是自由紅利，也就是每個成年美國人每個月可以無條件獲得一千美元的收入。這筆錢由產業自動化產生的增值稅來支付。美國經濟規模目前是19萬億美元，僅在過去10年就增長了4萬億美元。美國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支付這筆紅利。這筆錢可以幫助美國人適應經濟轉型和緩解自動化的衝擊。美國人因為工作原因的跨州遷徙處在過去幾十年的最低水平。我們需要改變這種情況，讓我們的社會更有活力。自由紅利可以幫助實現這個目標。其次，我們必須改變衡量經濟的方法。GDP增長和普通美國人的處境越來越沒有關係，其實現在已經毫不相干。在上個世紀70年代，如果你開辦一家企業，希望做大做強，那就必須要多僱人。現在，如果你經營一家盈利的企業，你很可能不想僱太多人。如果你雇了很多人的話，你的經營策略可能出了問題。至少別人看到你會說，你為什麼僱那麼多人？GDP增長和生活質量不再有什麼關聯。我們需要新的工具來衡量經濟，比如說人們的心裡健康、就業參與度、物質濫用程度、兒童成功率、老年人受到良好看護的比例、環境質量等等。我的競選綱領的第三個部分就是把健康保險這個包袱從美國人和美國企業的後背上卸下來。目前，美國人在醫療上的支出比其他工業化國家高出至少兩倍，而我們的醫療服務質量卻遜於這些國家。原因是我們的健保體系獎勵醫療服務的數量。如果你去看病，醫生常常給你提供很多治療，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但這些治療是否必要及療效如何，則是第二位的考慮。我們需要在美國實行全民健保，由政府擔任唯一的支付方，而不是目前醫生提供服務越多，就越有錢賺的醫療體系。
記者：在談到美國的社會問題的時候，也有人認為，教育才是關鍵問題，而不是給美國人多發一點錢。你怎麼看？
楊安澤：目前有大約百分之32的美國人進入大學並完成學業。這意味著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這樣做。如果你在高等教育領域增加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受益者僅限於美國社會上層的三分之一人口。我們需要加強職業教育和學徒培訓制度。目前美國祇有不到百分之10的高中生在接受修理、電工和技術工人等職業和技術培訓。我們需要大力加強在這個領域的投資，把這個比例提升到接近德國的程度。在德國，大約有百分之40的高中生接受某種程度的技術和學徒培訓，而美國祇有大約百分之8。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自由紅利是個強有力的工具。如果人們每個月可以收到一千美元的普遍基本工資，他們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把這筆錢用於教育。如果教育不在計劃之內，他們可以選擇把錢用在其他方面。美國目前用在教育上的補貼每年高達上千億美元，但這筆投資的回報率很低。在過去20年，美國大學費用成倍增長，但教育質量並沒有變得更好。
記者：奧巴馬政府的時候推行過全民健保，川普上台後就馬上要把它推翻。你怎麼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楊安澤： 我很欣賞奧巴馬總統和民主黨主導的國會對美國健保作出的改革。但我認為他們走的還不夠遠。這就是健保改革沒有成功的原因。奧巴馬健保法案基本上維持了目前美國以市場和雇主為主導的體系，然後增添了一些附加條款。這樣的改革不夠徹底。我們必須把美國人的健保從雇主還有這個所謂的市場那裡徹底分離出去，並實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實現這個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推行由政府作為唯一支付方的全民健保。我經營過幾家公司，僱員的醫療保險永遠是僱人的障礙。這個問題在美國越來越嚴重，現在很多公司不再想僱傭全職僱員，他們希望所有人都是合同工，這樣他們就不用支付保險。但最終成本還是要由美國公眾來支付。所以，奧巴馬總統的健保改革不夠徹底。
記者：《紐約時報》介紹了你的很多政見，其中一條是給總統增加工資。能否解釋一下？
楊安澤：以前的情況是，美國總統卸任後，一般不會有太多積蓄。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卸任後開始賺很多錢。如果你知道有個人在幾年後會付給你很多錢，請你出來演講的話，你會對這個人非常客氣，這是人之常情。我們必須讓總統免於這種社會壓力，使他們不必在卸任後面臨財務負擔。4年或8年轉眼就過去，擔心自己以後如何謀生是很正常的。卸任的總統可能會想成立一個基金會，可能會需要有人讚助，他們可能會盤算哪些人會成為以後的金主。我見過這種場合，我知道這非常自然。我們需要讓總統擺脫這種情況。我們可以說，你在卸任後不能收別人的錢，但是作為補償，我們把你的年薪提高到4百萬美元。這樣等你卸任的時候，你已經相當富有。但是拜託你在任期間除了為人民服務以外，不要想以後怎麼賺錢，不要想以後要結交誰，不要想誰的私人飛機最大。如果我們考慮一下總統的價值，我只是建議把年薪漲到4百萬，但是一個好的總統很可能值40億美元，因為總統的決定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記者：作為美國總統參選人，陳述外交政策在競選期間也是很重要的。我想知道，你對中國的政策，對台灣的政策，以及處理兩岸關係的主張如何，和現任總統川普有什麼區別？
楊安澤：首先，我認為美中關係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也互為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兩國的行為在各自的半球都有巨大影響。我的目標是確保兩國在必須合作的問題上協調各自的利益。這些領域包括對抗氣候變化，開發人工智能等等。兩國都是處在人工智能開發前沿的國家，隨著各自經濟的演進，這將是我們必鬚麵對的一個關鍵問題。至於台灣和兩岸關係，我認為保持現狀對各方都非常有利。兩岸貿易如此巨大，幾乎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美國目前對中國和台灣的政策符合各方利益，我不認為需要在近期做出調整。
記者：川普總統還認為在經濟上中國是一個掠奪者。他認為中國是在一個不公平的平台上和美國進行貿易。而且很多人認為在2001年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個錯誤的決定。你是否同意這種看法？
楊安澤：我不同意。我認為過去二三十年對中國來說是很好的。中國有上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對整個世界有利。我也認為美中雙邊關係讓兩國都獲益匪淺。我們當然可以說，在某個產業，中國的行為傷害了美國利益，我們必須加以限制。但所有雙邊貿易額達到成百或上千億美元的複雜經濟體之間都存在這些問題。所以美中關係有需要調整的地方，但在基本層面，我不同意你剛剛引述的觀點。
記者：中國最近剛剛開了兩會，一件很大的事情引起了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決定，修改憲法，取消了領導人的任期限制。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楊安澤：我認為一般來說，任期限制是個好主意，設定期限是有原因的。不光是在政府，即使在公司，或者職業體育等領域，如果一個人掌權太久，那麼這個政府、機構或者社會會陷於一種固定的思維方式。人們一般每隔一段時間，會希望聽到新的聲音。我一般是支持任期限制的。每個社會情況不同，所以他們需要作出自己的決定。但是在美國，任期限制是我們政府運作的關鍵部分，我相信以後也會這樣。
記者：作為總統，中國問題一定不可迴避。你作為一名亞裔美國人，而且父母來自台灣，你覺得這個背景對於你競選總統是加分，還是減分？
楊安澤：我相信會有積極作用，會加分。我已經從很多亞裔選民那裡感受到很多支持。當然，美國沒有那麼多亞裔，我無法僅憑這一點就能當選。我非常確信美國選民，無論什麼族裔背景，都非常渴望有一位領導人可以拿出改善他們生活的解決方案。我相信我的理念、我的價值觀和我的政策可以幫助他們實現這個目標。他們會了解到這一點。我每天都從美國各地收到捐款和留言，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亞裔，我也不認識他們。但是他們從我的政見中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機會，因此願意用捐款和鼓勵來支持我。我將打一場積極正面的選戰，因為我知道美國人希望有一個致力於改善他們生活的領導人。
記者：感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祝你競選成功！
楊安澤：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