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民主國家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將是拜登政府的重中之重。與此同時，甚至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前，中國在也中東歐、歐盟和亞太等地區積極推進經濟聯繫，企圖阻止拜登政府的努力。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說，面對中國的經濟“捆綁”戰術，美國攜手盟友打造單一“反制中國聯盟”的確難很難，但是，美國可以在安全、科技、和治理等多個不同領域打造針對性的“自願聯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而且，他們說，這樣的“自願聯盟”在一些領域已經有了雛形，另一些正在嚴肅討論中。
中國“捆綁”經濟，美國建立單一“反制中國聯盟”幾乎不可能
2月9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視頻峰會。在主旨發言中，習近平強調將加強與中東歐國家的聯繫。會後，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簽署了一系列投資、貿易諒解備忘錄和協定。
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建立於2012年，每年舉行一次峰會。從建立之初起，這個峰會就被不少歐盟官員視為是中國對歐盟進行“分而治之”戰術的一部分。由於新冠疫情，原定去年4月舉行的中國-中東歐峰會被取消。
媒體報導，本次視頻峰會是應中國的突然邀約舉行的。分析人士指出，這是北京為了應對拜登政府的盟友戰略而推出又一項先發制人的製衡措施。北京希望趕在拜登政府對中東歐地區施加影響力之前採取行動，制定議程。
拜登在2月4日的首個外交政策講話中明確表示，盟友是美國最偉大的資產。拜登在競選時也不止一次地強調，美國將改變特朗普政府的單邊做法，與盟友一起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拜登在外交政策講話中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
在美國大選結束兩週後，中國與亞太其他14個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11月中旬，習近平表示有興趣加入CPTPP。 12月底，在拜登政府宣誓就職前，中國又作出重大讓步，促成歐盟中國投資協定。在此之前，談判進行了7年。
分析人士指出，這是中國的一個策略，通過與世界各地的經濟捆綁，阻止拜登政府在民主世界形成一個有效應對中國的同盟。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認為，中國的經濟貿易捆綁是拜登政府攜手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最重大挑戰。
他說：“中國的一個戰略就是要加強與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的經濟聯繫。如何挫敗中國的這個戰略需要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政治投入，需要兩黨的共同努力。”
不過，裴敏欣又說，雖然期待盟友盟成為“反制中國聯盟”的全面夥伴很難，但是如果針對不同問題對中國採取不同的應對，美國應該會得到更多的合作。
他說：“你的盟友們將在某些問題上比其他問題上更加願意合作。在人權問題上，我相信他們會願意合作。在限制技術，限制軍事技術，進口到中國方面，他們願意合作。如果您要求他們完全與中國脫鉤，那將非常非常困難。”
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安全問題專家扎克·庫珀（Zack Cooper）最近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他說，世界正向多級化轉變，美國已經不能像冷戰時那樣，振臂高呼就可以讓歐洲和亞洲的盟友追隨自己。但是，他說，相比建立單一的全面反制中國聯盟，拜登政府可以針對不同國家對中國的不同擔憂，建立針對性的聯盟，這樣，美國會得到更多的盟友的支持與合作。他說，這樣不同領域的聯盟已經有基礎，有的甚至已經現出了雛形。
他建議美國建立四個針對性的聯盟：建立地緣戰略聯盟，反對中國在印太地區的霸權；經濟聯盟，反對中國的經濟脅迫；技術聯盟，阻止中國獲得21世紀的創新技術；治理聯盟，阻止北京重寫世界規則和規範。
“四方安全對話”--戰略聯盟的雛形
2月8日，拜登總統在上任後首次跟印度總理穆迪通了電話。白宮發布聲明說，兩位領導人同意繼續就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並通過“四方安全對話（Quad）” 促進更強大的地區架構進行合作。
在此之前，拜登已經跟日本首相菅義偉、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通了電話。菅義偉對拜登四國應密切合作的提議表示贊同。莫里森說，他跟拜登總統的談話內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006年提出的合作概念，目的是為了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漸增長的影響力。 2017年，自沉寂多年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重新被啟動。
最近幾個月，“四方安全對話”在“印太戰略”上也有不少的動作。去年9月和10月，美、日、印、澳四國外長先後在紐約和東京舉行了兩場會議討論“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問題；去年11月，四國又在孟加拉灣舉行海上聯合演習，當時有報導稱，演習的目的就在於“制約中國”。
日本媒體最近報導說，四國正在商量舉行領導人峰會。一旦四國峰會舉行，分析人士說，這將標誌著“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向制度化邁進了一步。
不過，印度方面就拜登和莫迪最近通話發表的聲明只提及兩國就促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達成一致意見，並沒有提“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安全問題專家扎克·庫珀（Zack Cooper）告訴美國之音，印度一直是四方對話安全機制中最猶疑不決的一方，布，不希望過多的刺激中國。不過，隨著中印邊境緊張關係的升級，印度越來越偏離中國，更願意靠近“四方安全對話”。
他說：“我不期待印度會完全擁抱美國，也就是說，與美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同盟，但是，我認為，印度會繼續積極扮演制衡中國的角色。”
印度和美國的軍事聯繫在加強。 2月8日開始到21日，印度和美國將在印邊境地區的拉賈斯坦邦舉行聯合軍演，代號為“準備戰爭”。這次演習是拜登上任後印度與美國首次舉行雙邊軍演。
庫珀說，他不認為“四方安全機制”會演變成亞洲版的“北約”，但是，依然可以在很多方面可以發揮作用，比如，情報共享、軍事合作、甚至導彈製造等。
庫珀和美國另一位戰略學者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說，“四方安全對話”可以成為建立美國領導的安全聯盟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聯盟可以慢慢吸納那些中國周邊在領土和海洋上需要製衡北京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韓國、菲律賓、越南以及台灣等。
兩人還認為，如果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動作更加強勢的話，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也有可能加入這樣一個安全聯盟，來保護自己的海洋權益。
兩位學者說，鑑於英國、法國、德國和加拿大等域外國家也有意願在亞太地區投射力量，未來的安全同盟網絡也可以有他們的參與。
庫珀和布蘭茲說，這些國家加上美國的支持就可以限制中國動用武力或是採取其他脅迫政策。
科技12國（T-12），科技聯盟正在討論中
1月26日，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China Strategy Group，CSG）制定的一份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的報告在媒體中傳閱。報告說，在科技方面，華盛頓需要管理與中國的“非對稱競爭”，美中一定程度的科技分離符合美國的利益。據報導，這份報告已經交給了拜登政府。
報告說：“在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對美國安全、繁榮及民主生活方式至關重要，但這項至關重要的優勢如今正在受到威脅，中國正在多個關鍵領域試圖赶超美國。為此，美國必須制定緊急的政策解決方案，重塑美國的科技競爭力，鞏固美國的關鍵科技優勢。”
中國戰略組成立於2020年7月，是一個由在美國具有影響力的科技業界人士及政策研究者組成的智庫機構，其使命是“應對美中之間科技領域競爭的困難問題。”
報告的作者除了谷歌的施密特外，還包括谷歌Jigsaw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賈瑞德·科恩（Jared Cohen）、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首席執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等。方丹與拜登政府的新印太協調員科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共同創建了新美國安全中心。
報告建議強化科技領域情報能力、大力爭奪科技人才、降低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等。報告還呼籲建立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韓國、芬蘭、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組成“科技12國（T-12）”論壇，“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科技競爭”。
除了中國戰略組的建議外，其他有關在民主國家中建立科技聯盟的提議也早有出現。新美國安全中心去年10月公佈了一份題為“共同代碼：民主科技政策聯盟框架”（Common Code: An Alliance Framework for Democratic Technology Policy）。報告建議組建新科技聯盟，創始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荷蘭、美國以及歐盟。
去年5月，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議建立一個民主十國聯盟的構想，為5G設備和其他技術提供更多的供應商選擇，以避免依賴中國公司。報導說，這個5G聯盟將以七國集團（美、英、法、德、日、意、加）為基礎，加上印太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和印度。
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Shirk）說，相對於貿易，科技競爭將成為拜登政府與中國較量的前沿陣地。
她說：“現在，技術已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因為技術問題確實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這確實我們與中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之一，尤其是在新疆，但不限於新疆。”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認為，中國的科技挑戰在美國精英中（科技界領導人、拜登政府以及國會成員）已經達成共識，再加上盟友也有這樣的意識，建立這樣一個科技聯盟應該不會太牽強。
中國的產業政策，例如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巨額補貼和優惠貸款，廣泛的經濟間諜活動，再加上中國對大量數據的收集和監視，讓愈來愈多的國家擔憂。
美國勸說其他國家禁用和現用華為5G並加入“清潔網絡行動”的部分成功也顯示了這一點。去年8月，美國推出5G乾淨網絡，目的在確保其關鍵電信網絡、雲端、數據分析、行動應用、物聯網、5G技術不使用到“不受信任”的設備供應商，以免受惡意攻擊者侵害，特別是受到中共等專制政府不公正的法外控制。截止去年11月，超過40個國家已經加入了美國領導的清潔網絡倡議。
除此之外，包括美國、德國、法國、歐盟在內的許多歐美國家還收緊了對外國投資風險的審查，主要限制外資，特別是中國，對關鍵領域的併購，防止關鍵領域的技術外流。
全球民主峰會--民主治理聯盟在安排中
拜登總統在競選時提出了一項承諾，將效仿奧巴馬時期的核安全峰會，在他上任後第一年召開“全球民主峰會”。拜登稱，這個峰會的目的是“重振自由世界國家的精神和共同目標。”
1月6日，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山騷亂事件後，美國民主形像大為受損，中國和俄羅斯藉機嘲諷美式民主，聲稱美國沒有資格召開這樣的民主峰會。
不過，拜登政府官員最近說，不管是外國對手的嘲諷，還是國內人士的擔心都不會動搖拜登政府召開全球民主峰會的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將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如何加強內部體制，保護體制免遭腐敗、選舉安全、虛假信息以及類似中國和俄羅斯的威權模式的影響。
庫珀承認美國的民主形像在這次大選中確實受損，美國也的確存在嚴重的民粹主義的問題，但是，美國依然可以促成並領導峰會有關反腐以及如何應對外國對民主國家影響力等議題的討論。
他說，這樣的民主治理聯盟應該有別於前國務卿蓬佩奧提出的民主同盟。他說，這樣一個聯盟應該先以“意願同盟”為基礎，然後，慢慢建立使其朝制度化發展。
庫珀和布蘭茲在《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說，民主治理聯盟可以就北京對台灣、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所採取的策略交換意見，協調多邊對策，從而提高民主世界對中國政治影響力的抵抗力。同時，該聯盟還可以就如何制裁和懲治北京在新疆、香港和其他地方令人震驚的髮指行為進行協調。更重要的是，民主治理聯盟可以利用集體的力量來抵抗中國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關鍵國際組織的接管。中國試圖利用自己在國際組織中日益增長的地位來捍衛其在國內的威權統治並將其專制影響力投射到國外。
庫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樣的民主治理聯盟已經有基礎，甚至也有來自中國的助力。
他說：“這是中國在幫我們完成任務的地方。美國這幾年試圖但是不是很有效。真正有效的是中國的行為。 ”
他說，世界對中國目前的負面印像都來自中國在香港和新疆的民主和人權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的這些行為才使得組建這些聯盟成為可能。
中國在新疆踐踏人權的做法以及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引發國際輿論嘩然，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去年10月，39個國家的駐聯合國外交官聯合在聯合國大會的委員會上共同譴責中國侵犯維吾爾穆斯林的人權以及打壓香港的自治。美國和歐洲議會也分別出台政策，要求制裁中國的相關官員。
中國在南中國海愈來愈咄咄逼人的姿態、新冠疫情初期的隱瞞以及後來的“戰狼”外交都令亞太地區的鄰國以及西方國家反感。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下的東盟研究中心2月10日發布的2021年度“東南亞態勢”（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1）的調查報告顯示，東南亞對中國持續增長的不安，以及對美國重返世界和區域舞台的期待。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10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在14個經濟發達國家中，對中國的負面態度達到了1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這些國家的中間值結果顯示：78%的受訪者說，他們對習近平在處理世界事務時會做正確的事情幾乎沒有或沒有信心。
剛剛結束的中國-中東歐峰會也顯示，中國的“金錢外交”並總是那麼有效。在這次的17+1的會議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包括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和斯洛維尼亞等國並沒有總理和總統，而是更低一級的官員參加了峰會。
立陶宛總統瑙塞達的發言人在解釋總統不出席17+1會議時說：立陶宛有興趣在尊重雙方的民主價值觀、人權和自由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互利雙邊關係。 ” 他還說，“作為歐盟成員，立陶宛更傾向於中國歐盟對話。 ”
在歐洲，反對歐洲與中國達成投資協定的也大有人在。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德國議員萊因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就公開表示反對。他最近說：“如果我們不想成為一個新的系統性競爭對手的受害者，就必須堅持我們在周日佈道上宣稱珍視的價值觀，”
可信賴夥伴聯盟--經濟聯盟
庫珀和布蘭茲還提到了建立經濟聯盟的可能性。不過，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鑑於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這可能是最難建立的領域。他認為美國祇有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才能真正在經濟領域抗衡中國。他指出，加入CPTPP，美國比中國有更多的優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表示，中國有興趣加入CPTPP， 當時很多專家指出，CPTPP對中國來說門檻太高。
由於中國經常使用經濟脅迫的手段，再加上新冠疫情讓很多國家意識到經濟過渡依賴中共所帶來的威脅，愈來愈多的國家選擇供應鏈多樣化，特別是在包括醫療防護、製藥以及高精尖的軍事裝備等戰略物資供應方面擺脫中國。
去年5月，美國推出了去中國化的“可信賴夥伴”聯盟，將供應鏈轉移到更為友好的國家，藉此改變美國在生產和供應鏈方面過度依賴中國的狀況。
庫珀說，在冷戰後，華盛頓一直在推進經濟融合，希望消弭地緣政治的邊界，但是，現在華盛頓必須沿著地緣政治邊界建立一個聯盟，團結廣泛的國家迫使中國按規則行事，並挫敗中國的經濟力量。
他說，比建立這樣一個單獨的經濟聯盟，這樣的聯盟可以存在於民主治理聯盟和技術聯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