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傾前所未有之力提升國內的警察力量。不過﹐它很可能向美國吸取經驗來改變執法的方式。
曾經為中國警察機構做過顧問工作的美國執法官員和專家們說﹐北京正力求更新本國的警務系統﹐包括陳舊的犯罪舉報制度﹑落後的設備和車輛以及警民互信的缺乏。
*中國關心美國地方警察如何執法*
華盛頓市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D.C.)的埃里克‧布蘭森沙展(Sergeant Erik Branson)說﹐“他們(中國)確實想要使警察隊伍專業化﹐不再只是招募一些人﹐發給他們制服﹐把他們派到社區﹐然後交代一句‘保衛黨’”。布蘭森沙展曾經到過中國﹐和那裡的警務人員談過美國的警察執法手段。
布蘭森說﹐他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他參加清理犯罪和毒品氾濫的市內公園里的執法行動﹐中國大使館的官員讀到這篇文章後﹐跟他取得了聯繫。
中國的警察機構是高度中央集權制的﹐不像美國的聯邦﹑州和地方警察各司其職。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公安部負責監督日常的執法工作。但是布蘭森說﹐和他交談過的中國官員對聯邦體系並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在美國的地方警務工作﹐例如他如何騎自行車巡邏﹐如何與社區居民發展良好關係﹐使居民都能成為當地警方的耳目。
布蘭森沙展說﹐“焦點是地方警務﹐因為地方是貪腐和動亂的起源。”他又說﹐他們希望觀察美國警察如何巡邏﹑如何與社區互動以及如何與大眾傳媒接觸﹐從而提供中國警察的專業化程度。
*國內維穩到美國取經*
中國警察學習的方式之一﹐是親身融入美國的制度里。過去三年來﹐大約有15名來自杭州著名的浙江警察學院的優秀學生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亨茨維爾(Huntsville)的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研習為期一年的刑事司法學(Criminal Justice)。
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的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文森特‧韋布(Vincent Webb)說﹐這樣的交流反映了許多事實。
韋布說﹕“中國對內亂的擔心比我想象得要嚴重得多。中國越來越認識到﹐警務活動需要社區做為利益相關方也參與進來﹐在不同的決策上﹐在查明問題以及探討解決方式等方面﹐都需要社區的介入。公共安全是雙向的﹐如果你只是帶着防暴盾牌出動﹐那你有多少警察都不夠。”
統計數字證實了韋布的看法。根據中國政府支持的研究報告﹐從1993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所謂的“群體事件”﹐由一萬件上升至九萬件。這些中國官方擔心會影響社會安定的聚眾事件﹐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但是中國政府近兩年不再公佈這類數字了。
這些群體事件是因為民眾不滿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和濫用職權而引發的。
布蘭森和韋布都說﹐中國警察也許了解到﹐如果他們要維持地方秩序﹐就必須建立起民眾對警察的信任。也就是說﹐要和民眾結成夥伴關係﹐共同防止和解決犯罪問題。
*社區治安與社會民主*
社區治安(Community policing)實施的重點在建立各種夥伴關係上。1990年代的美國曾經廣泛推動這種策略。但是在2001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有些地方的執法機構將國土安全措施置於首要地位。社區治安退居其次。
美國西伊利諾伊大學(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執法及司法行政學院的教授丹尼斯‧鮑曼(Dennis Bowman)認為﹐社區治安模式很適用於中國。
鮑曼說﹕“就我看來﹐在概念上﹐這個模式很適合他們的情況。但是﹐我不知道社區治安的哪些具體要素是他們特別感到興趣的。”
鮑曼還說﹐要在中國真正實行這項方式﹐就必須有一個民主化的政府。因為這項做法必須強調地方分權制度以及當地居民的積極參與。
美國人在社區治安方面的做法﹐如果拿來用到中國﹐遇到溝通和透明度的問題時﹐似乎就會碰壁。中國政府緊緊地控制媒體﹐並且試圖限制公眾對社會動亂問題的討論。
鮑曼說﹕“他們實在也邁不了多遠。”
華盛頓郊區﹐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郡警察局(Fairfax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的發言人露西‧考德維爾(Lucy Caldwell)最近應邀參加在杭州舉辦的“警察與媒體”國際講壇﹐並在會上講話。她說﹐中國的與會人員想要知道她的部門和大眾溝通時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他們如何建立信任和信譽以及如何顯示和民眾感同身受。
考德維爾說﹐“要想讓公眾關心你的想法﹐就要先讓公眾知道﹐你在想他們之所想。
*同車同住 觀摩美國警察執法*
在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進修的中國交換學員﹐有機會親眼目睹這種治安的執行情況。這是他們學習中的一部分。中國學員有一個星期到休斯頓附近的德州聯盟市(League City)或埃爾文市(Alvin)的警察局。他們在這段期間居住在警察家中﹐搭乘巡邏警車﹐在第一線目睹他們執行任務和下班後的生活。
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的另一名教授菲利普‧里昂(Phillip Lyons)說﹐“本着社區參與的觀念﹐讓這些中國學生與社區接觸﹐使他們從巡邏車中看到美國警察如何執行社區治安任務﹐這是很有意義的。”
一名姓葉的女學員即將完成為期一年的進修了。她有個英語名字叫Chrystal Ye。她說﹐她很認真看待她的任務。這名姓葉的女學員說﹕“警察是一份光榮的工作。那是一個成熟社會里不可分割的部份。”
這名姓葉的女學員說,美國執法人員適用的高科技設備數量和相關數據之多﹐使她印象深刻。她說﹐同樣的設備﹐也可以應用於中國。
但有些事情就不那麼適用了。這名姓葉的女學員說﹐美國警察都帶槍﹐這一點使她感到驚訝。她說﹐在中國﹐民眾攜帶武器是違法的。所以警察也不必帶槍械。她還說﹐在中國﹐許多警察沒有逮捕人的權力。
里昂教授說﹐他曾經指示這些中國學員﹐在他們伴隨美國警察執行逮捕任務時﹐要留在警車里﹐直到安全了才可走出車外。
里昂說﹐“我們向這些學員解釋﹐有些人不喜歡警察干預﹐他們可能會大聲叫嚷。其中一名學員問﹕‘他們會用臟話罵人嗎﹖’我說﹐‘會的。’這名學生又問﹕‘這時候你就對他開槍嗎﹖’對他們來說﹐這簡直是到了新世界﹐進入充滿野性的西部大荒原了。”
*中美哪國的警察權力大﹖*
里昂教授說﹐他問過一名學員﹐美國警察有哪一件事最使他感到意外的。回答是﹕“你們掌握的權力。”
他說﹐“這讓我感覺簡直是顛倒了。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對美國警察居然有這種觀感。”
不過﹐最近的一個例子可以看出﹐如果地方當局有需要的話﹐中國警察的權力可以有多大。
人權組織曾經批評中國警察和安全部隊前段時間在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指揮下的打黑行動。薄熙來現在已經失勢。還有一起事例是山東當局對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的非法軟禁。這些事例使公眾重新呼籲中國最高層領導人清除地方上的貪污與枉法現象。
*學習西方手段鞏固威權統治﹖*
雖然北京當局對社區治安和與民眾溝通問題已經有了明顯的興趣﹐但是他們能做到什麼程度﹐還是個不解之謎。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費利姆‧凱恩(Phelim Kine)說﹐北京可能會歪解西方的制度﹐然後為己所用。他說﹐中國可能讓毛時代的模式也就是“居民委員會”捲土重來。
凱恩說﹐居委會基本上就是共產黨的“實地部隊和耳目﹐專門偵測麻煩分子﹑外來人口和反革命分子”。
他說﹐居委會在2008年奧運期間一度死灰復燃。因為在世界聚焦之下﹐中國政府覺得居委會是維穩的有力工具。
凱恩說﹐“這是一個老的模式﹐就像讓怪物復活。”
中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在一項聲明中說﹐中美兩國經由互訪﹑聯合調查﹑情報分享和執法人員訓練﹐獲得了“積極成果”。
聲明中說﹐兩國執法人員訓練機構經由學員交換﹐互相學習先進的治安理論和技術﹐加深了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深化務實合作﹐並在執法領域拓展了中美兩國持久和堅實的合作關係。
但是﹐凱恩懷疑中國究竟從西方國家學習了什麼。
凱恩說﹐“有一件我們警覺到的﹐就是中國安全部門學習西方的最佳實踐﹐開發出更厲害的鎮壓手段。它使這個政權更為強固﹐而不是將真正的執法制度帶進中國。警察被國家的控制。他們不是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公仆﹐也不是公正的仲裁者。”
雖然記者一再就凱恩的說法尋求中國大使館的評論﹐卻始終得不到回應。
曾經為中國警察機構做過顧問工作的美國執法官員和專家們說﹐北京正力求更新本國的警務系統﹐包括陳舊的犯罪舉報制度﹑落後的設備和車輛以及警民互信的缺乏。
*中國關心美國地方警察如何執法*
華盛頓市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D.C.)的埃里克‧布蘭森沙展(Sergeant Erik Branson)說﹐“他們(中國)確實想要使警察隊伍專業化﹐不再只是招募一些人﹐發給他們制服﹐把他們派到社區﹐然後交代一句‘保衛黨’”。布蘭森沙展曾經到過中國﹐和那裡的警務人員談過美國的警察執法手段。
布蘭森說﹐他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他參加清理犯罪和毒品氾濫的市內公園里的執法行動﹐中國大使館的官員讀到這篇文章後﹐跟他取得了聯繫。
中國的警察機構是高度中央集權制的﹐不像美國的聯邦﹑州和地方警察各司其職。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公安部負責監督日常的執法工作。但是布蘭森說﹐和他交談過的中國官員對聯邦體系並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在美國的地方警務工作﹐例如他如何騎自行車巡邏﹐如何與社區居民發展良好關係﹐使居民都能成為當地警方的耳目。
布蘭森沙展說﹐“焦點是地方警務﹐因為地方是貪腐和動亂的起源。”他又說﹐他們希望觀察美國警察如何巡邏﹑如何與社區互動以及如何與大眾傳媒接觸﹐從而提供中國警察的專業化程度。
*國內維穩到美國取經*
中國警察學習的方式之一﹐是親身融入美國的制度里。過去三年來﹐大約有15名來自杭州著名的浙江警察學院的優秀學生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亨茨維爾(Huntsville)的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研習為期一年的刑事司法學(Criminal Justice)。
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的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文森特‧韋布(Vincent Webb)說﹐這樣的交流反映了許多事實。
韋布說﹕“中國對內亂的擔心比我想象得要嚴重得多。中國越來越認識到﹐警務活動需要社區做為利益相關方也參與進來﹐在不同的決策上﹐在查明問題以及探討解決方式等方面﹐都需要社區的介入。公共安全是雙向的﹐如果你只是帶着防暴盾牌出動﹐那你有多少警察都不夠。”
統計數字證實了韋布的看法。根據中國政府支持的研究報告﹐從1993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所謂的“群體事件”﹐由一萬件上升至九萬件。這些中國官方擔心會影響社會安定的聚眾事件﹐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但是中國政府近兩年不再公佈這類數字了。
這些群體事件是因為民眾不滿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和濫用職權而引發的。
布蘭森和韋布都說﹐中國警察也許了解到﹐如果他們要維持地方秩序﹐就必須建立起民眾對警察的信任。也就是說﹐要和民眾結成夥伴關係﹐共同防止和解決犯罪問題。
*社區治安與社會民主*
社區治安(Community policing)實施的重點在建立各種夥伴關係上。1990年代的美國曾經廣泛推動這種策略。但是在2001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有些地方的執法機構將國土安全措施置於首要地位。社區治安退居其次。
美國西伊利諾伊大學(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執法及司法行政學院的教授丹尼斯‧鮑曼(Dennis Bowman)認為﹐社區治安模式很適用於中國。
鮑曼說﹕“就我看來﹐在概念上﹐這個模式很適合他們的情況。但是﹐我不知道社區治安的哪些具體要素是他們特別感到興趣的。”
鮑曼還說﹐要在中國真正實行這項方式﹐就必須有一個民主化的政府。因為這項做法必須強調地方分權制度以及當地居民的積極參與。
美國人在社區治安方面的做法﹐如果拿來用到中國﹐遇到溝通和透明度的問題時﹐似乎就會碰壁。中國政府緊緊地控制媒體﹐並且試圖限制公眾對社會動亂問題的討論。
鮑曼說﹕“他們實在也邁不了多遠。”
華盛頓郊區﹐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郡警察局(Fairfax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的發言人露西‧考德維爾(Lucy Caldwell)最近應邀參加在杭州舉辦的“警察與媒體”國際講壇﹐並在會上講話。她說﹐中國的與會人員想要知道她的部門和大眾溝通時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他們如何建立信任和信譽以及如何顯示和民眾感同身受。
考德維爾說﹐“要想讓公眾關心你的想法﹐就要先讓公眾知道﹐你在想他們之所想。
*同車同住 觀摩美國警察執法*
在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進修的中國交換學員﹐有機會親眼目睹這種治安的執行情況。這是他們學習中的一部分。中國學員有一個星期到休斯頓附近的德州聯盟市(League City)或埃爾文市(Alvin)的警察局。他們在這段期間居住在警察家中﹐搭乘巡邏警車﹐在第一線目睹他們執行任務和下班後的生活。
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的另一名教授菲利普‧里昂(Phillip Lyons)說﹐“本着社區參與的觀念﹐讓這些中國學生與社區接觸﹐使他們從巡邏車中看到美國警察如何執行社區治安任務﹐這是很有意義的。”
一名姓葉的女學員即將完成為期一年的進修了。她有個英語名字叫Chrystal Ye。她說﹐她很認真看待她的任務。這名姓葉的女學員說﹕“警察是一份光榮的工作。那是一個成熟社會里不可分割的部份。”
這名姓葉的女學員說,美國執法人員適用的高科技設備數量和相關數據之多﹐使她印象深刻。她說﹐同樣的設備﹐也可以應用於中國。
但有些事情就不那麼適用了。這名姓葉的女學員說﹐美國警察都帶槍﹐這一點使她感到驚訝。她說﹐在中國﹐民眾攜帶武器是違法的。所以警察也不必帶槍械。她還說﹐在中國﹐許多警察沒有逮捕人的權力。
里昂教授說﹐他曾經指示這些中國學員﹐在他們伴隨美國警察執行逮捕任務時﹐要留在警車里﹐直到安全了才可走出車外。
里昂說﹐“我們向這些學員解釋﹐有些人不喜歡警察干預﹐他們可能會大聲叫嚷。其中一名學員問﹕‘他們會用臟話罵人嗎﹖’我說﹐‘會的。’這名學生又問﹕‘這時候你就對他開槍嗎﹖’對他們來說﹐這簡直是到了新世界﹐進入充滿野性的西部大荒原了。”
*中美哪國的警察權力大﹖*
里昂教授說﹐他問過一名學員﹐美國警察有哪一件事最使他感到意外的。回答是﹕“你們掌握的權力。”
他說﹐“這讓我感覺簡直是顛倒了。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對美國警察居然有這種觀感。”
不過﹐最近的一個例子可以看出﹐如果地方當局有需要的話﹐中國警察的權力可以有多大。
人權組織曾經批評中國警察和安全部隊前段時間在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指揮下的打黑行動。薄熙來現在已經失勢。還有一起事例是山東當局對盲人活動人士陳光誠的非法軟禁。這些事例使公眾重新呼籲中國最高層領導人清除地方上的貪污與枉法現象。
*學習西方手段鞏固威權統治﹖*
雖然北京當局對社區治安和與民眾溝通問題已經有了明顯的興趣﹐但是他們能做到什麼程度﹐還是個不解之謎。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費利姆‧凱恩(Phelim Kine)說﹐北京可能會歪解西方的制度﹐然後為己所用。他說﹐中國可能讓毛時代的模式也就是“居民委員會”捲土重來。
凱恩說﹐居委會基本上就是共產黨的“實地部隊和耳目﹐專門偵測麻煩分子﹑外來人口和反革命分子”。
他說﹐居委會在2008年奧運期間一度死灰復燃。因為在世界聚焦之下﹐中國政府覺得居委會是維穩的有力工具。
凱恩說﹐“這是一個老的模式﹐就像讓怪物復活。”
中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在一項聲明中說﹐中美兩國經由互訪﹑聯合調查﹑情報分享和執法人員訓練﹐獲得了“積極成果”。
聲明中說﹐兩國執法人員訓練機構經由學員交換﹐互相學習先進的治安理論和技術﹐加深了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深化務實合作﹐並在執法領域拓展了中美兩國持久和堅實的合作關係。
但是﹐凱恩懷疑中國究竟從西方國家學習了什麼。
凱恩說﹐“有一件我們警覺到的﹐就是中國安全部門學習西方的最佳實踐﹐開發出更厲害的鎮壓手段。它使這個政權更為強固﹐而不是將真正的執法制度帶進中國。警察被國家的控制。他們不是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公仆﹐也不是公正的仲裁者。”
雖然記者一再就凱恩的說法尋求中國大使館的評論﹐卻始終得不到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