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不斷加強對外國媒體和記者的限制，到中國實地採訪報導變得難上加難。在與美國之音的交流中，兩位報導中國均超過十年的資深新聞人表示，在今天，想要做出優秀的中國報導，能夠進入中國、了解中國社會依然非常重要。
“收集有關中國的信息，特別是來自中國國內的信息變得困難不少，” 科技媒體《協議》（Protocol）的中國板塊執行主任大衛·沃泰姆（David Wertime）說，“部分原因是因為習近平統治下進一步強化的審查制度，以及社會廣泛地不願意與西方記者和西方機構有交流。”
沃泰姆2001年以美國和平隊成員的身份第一次到訪中國，十年前進入媒體領域，介紹和報導中國。身居舊金山的他如今在《政治》（Politico）網站擔任中國板塊的編輯主任，同時領導《政治》旗下的新媒體平台《協議》對中國的報導。
對中國信息審查帶來的困擾，另一位資深新聞人與沃泰姆相同的感受。
“記者們習慣了在困難的環境下工作。曾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我們（西方記者）都無法進入中國，” 經濟雜誌《連線中國》的創辦人張大衛（David Barboza）說，他指的是中共1949年建政後直到進入改革開放之初。 “我們需要找到方法去採訪中國內外的各類人群，使用文件和視頻以及其他的一切資料來連綴起一個故事。”
報導中國超過16年的他曾擔任《紐約時報》駐上海站主任。 2013年，他揭露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人謀取私利、數額巨大的報導獲得了普利策國際新聞獎，也正是這篇報導導致《紐約時報》的中英文網站在中國境內遭到全面封殺。他目前居住在波士頓。
實地報導是寫出優秀新聞的關鍵
隨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起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有影響力的角色，西方媒體也在不斷提高對中國報導的重視程度，越來越多的記者加入到報導中國的行列中來。
“對中國報導的範圍大多了，” 張大衛回憶到，“2004年的時候，中國還不是日常報導中的話題。”
在推特上，一些報導中國的記者和中國觀察人士對談論中國是否需要一定的資格發起了討論。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不懂中文或沒在中國長期生活過，就沒有資格在有關中國的議題上給出權威性的觀點。在新聞界，符合這種描述的“空降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常常受到詬病：他們對被派往的地區並不了解，不講當地的語言也不懂當地的文化，短期報導完後便離開，以至於他們的報導常常無法客觀反映發生的事件。
沃泰姆認為對語言和當地日常生活的了解絕對會幫助記者做出更優秀的報導，“講當地的語言、明白當地的文化能起到巨大的幫助，生活在當地也能起到巨大的幫助。作為記者，你在理解真正的新聞點時，這可以減少你的阻力。我想這也可以讓你的信息源在和你說話時更舒服。你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一些可能會錯過的信息，你也可以不那麼依賴中間人。”
不過，沃泰姆認為，這些都並不是決定報導質量的決定因素。
“這並不是說，你需要擁有上述所有的東西才能製作出有關中國的好的報導，” 他說。
張大衛也持類似看法。
他告訴美國之音：“我們直接一點地說吧，如果你從來沒有在中國生活過或是經常到訪那裡的話，你寫不出有深度的報導。不過，我不想忽視沒怎麼在中國生活過的人的觀點。生活在那里和學習中文並不保證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優秀或者還不錯的記者。”
自從中國1978年對外開放後，越來越多頗具才華的美國新聞人選擇報導中國為其職業重心。現《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以對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的報導而贏得了普利策獎。作家、學者張彥（Ian Johnson）對中國當局迫害法輪功的報導同樣獲得了2001年的普利策獎。此後他一直報導中國，直至2020年他的簽證被撤銷而被迫離開。另一位對中國有豐富報導經驗的是何偉（Peter Hessler），他的作品出現在了《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報》、《南華早報》和《國家地理雜誌》等刊物上，並獲得過桐山獎和麥克阿瑟天才獎。他目前是《紐約客》的常任作家，現居成都。前《華盛頓郵報》北京站主任潘文（John Pomfret）以《美麗國家和中央王國：美國與中國，1776年至今》（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獲得了2017年亞瑟羅斯圖書獎。現任《紐約時報》編輯潘公凱（Philip Pan）的書《走出毛的影子：為新中國的靈魂奮鬥》（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獲得了2009年的亞瑟羅斯圖書獎。 《紐約客》前駐北京記者歐逸文2014年的書《野心時代：在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獲得了國家圖書獎。
多年來，在中國工作的西方記者面對的環境遠非理想甚至近乎嚴酷，他們受到中國安保人員的騷擾和攻擊並不少見。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 對新聞的管控和審查力度不斷上升。特朗普總統任職後開始採取反制措施，美中交鋒趨近白熱化：美國對中國官方媒體記者在美國的簽證時長做出了限制，並將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列為“外國使團”；中國相應地拒絕了延長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幾家大型駐華美媒記者的簽證，實際減少了美媒駐華記者人數。在此之前，大約有100位美國記者為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新聞機構工作。
中國報導的下一階段：由面到點？
去年，擁有豐富中國報導經驗的張大衛和沃泰姆都開辦了各自主編的媒體平台《連線中國》和《協議》。與傾向於從宏觀、全面的角度報導中國的美國傳統媒體不同，這兩個平台只選擇了中國的某一特定領域作為報導的重點。
對於張大衛的《連線中國》來說，報導中國的經濟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是他們的首要任務。
《連線中國》在網站上寫道：“對於中國的優秀報導有很多，但還沒有哪一家英文媒體特別專注於記錄中國的經濟崛起和這個國家對全球政治、商業、勞工、環境和金融市場的影響。”
《連線中國》報導的主題包括中國的企業如何在海外投資、跨國公司如何在中國境內運作、中國的新興創業者和創業公司、跨境商業協議、以及外國實體在中國境內的投資等等。
張大衛對美國之音透露，自去年4月創刊以來，《連線中國》的訂閱人數十分理想。包括哈佛、耶魯、斯坦福在內的頂尖名校都和《連線中國》達成了訂閱關係，他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的前同事都給予了積極評價。
沃泰姆的《協議》於去年11月創辦，中國方面報導的核心是科技。他發現，隨著中國的大型科技公司在全球影響力的不斷增強，美國的主流媒體中同時精通中國和科技領域的記者並不多。他希望《協議》可以彌補這個空缺。
“讓我們專注於科技本身，而不是盤旋在大氣層外一萬英里高空的地緣政治問題，” 沃泰姆說，“更多地看到發生在中國地面上的事：這些公司的內部文化和內部結構是什麼樣的？公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中國當局青睞的是誰？不青睞的又是誰？這些都是有關普通民眾、權力、政策的有趣故事，我不認為得到了足夠的報導，” 他說。
從5G網絡，到華為，再到抖音，過去幾年來，美中矛盾的焦點集中在了科技領域。沃泰姆相信，讀懂了中國的科技萬象，就讀懂了中國。
“這讓我們能看到幾乎一切：文化在中國是怎麼發展的；政府和私人企業間的關係；美中關係。所有這些都在和科技不斷融合，” 他說。
《連線中國》和《協議》目前都沒有駐華記者。張大衛和沃泰姆都表示，當前環境下，他們的記者申請獲得前往中國的媒體簽證非常困難。
保持獨立依然至關重要
回憶起十年前剛開始報導中國的時候，沃泰姆說，大概全美國祇有兩萬人會經常關注有關中國的報導。如今這個讀者群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而中國話題也進入了美國的主流公共討論。
“對報導中國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張大衛說，“有更多可以獲得的信息，但在當下，這個話題也常激起爭論。”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合作還是競爭？是共存還是對立？中國的崛起代表了什麼？會給世界格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中國的未來會是什麼樣？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政治勢力、觀察家、學者、評論人士、政治人物都對中國有了自己的一套敘事模式（narratives）。
沃泰姆說，這些各式各類的敘事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對記者們的新聞報導產生影響。
“迎合一個已經存在了的敘事模式要簡單得多，做出真正的原創報導則恰恰相反。” 他說。
這並不是在中國報導領域才存在的問題。張大衛說，作為記者，保持獨立的思考方式，對一件事做出盡可能全面的報導將一直是新聞的核心。
他說：“我們不是在為某種政治利益尋找答案或是為銷量服務。”
“在我看來，我們的任務是教育我們自己，問出尖銳的好問題，一視同仁，調查並蒐索真相，在寫作中保持謙遜和克制，這才是我們作為獨立的記者應該做的。我不是專欄作家或是評論員。我依然是一名記者，追尋對話題和事件的理解，” 他說。
對沃泰姆而言，報導中國的關鍵之一就是不要把這個龐大的國度看作成一個單一的整體。
“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梳理這個國家裡在發生的事，那就意味著要明白，這個國家是由多種不同的利益團體組成的，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需求和傾向，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由於中國對外國記者的限制和新冠疫情覆蓋全球，沃泰姆上一次去中國還是在2019年末。他說他很想念在中國街頭講普通話和練習普通話的時候。他說，離開了太久意味著他有時候會開始抽像地講述中國，對中國的知識儲備得不到更新。
“所以我認為，能實際身處中國觀察到那些細節很重要，因為那能決定你的報導究竟是優秀還是非常出色，” 他說。
張大衛也懷念他的中國時光，他懷念到過和工廠和採訪過的工人，還有品嚐過的美食。由於不斷受到來自中國當局的騷擾，他和妻子在2015年主動離開了中國。
“就算有來自政府的騷擾，我也真的很熱愛生活在那裡，” 他說，“那是一塊特別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