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大部份時期，美中貿易戰是兩國競爭的主旋律。在拜登政府時期，雖然拜登政府會保留前政府時期的一些貿易措施，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相對於貿易，科技將會成為美中兩國競爭的前沿陣線。與前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可能會採用“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對中國進行精準打擊， 同時，也可能會在關鍵領域選擇與中國脫鉤。另外，拜登政府可能也會聯手盟友組建科技聯盟，而這將成為中共最大的擔憂。
科技戰將是拜登政府的重心
2月10日拜登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首次通電話前，美國政府官員說，拜登政府將考慮與盟友合作，對某些出口到中國的敏感技採取“新的有針對性的限制”。
這位官員說，拜登政府會在一些領域“延續”特朗普的政策。他說：“其中之一是確保我們不向中國提供高端敏感技術，讓中國得以增進其軍事能力。我們將會在這方面推進。”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拜登政府還專門設立了一個負責網絡和新科技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這一點與特朗普政府顯著不同。特朗普時期，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一職長時間空虛，兩年後才確定人選。
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遏制中國的角色將得到加強。2月10日，美國國防部宣佈建立涉華戰略評估專門工作組，工作組組長是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拉特納是亞洲問題專家，是國防部長奧斯汀的特別顧問。
拉特納在國防部第二天舉行的記者會上說，國防部越來越重視來自中國的挑戰。他說，中國工作組已經制定了一份需要重新審視的領域名單，“包括戰略、作戰概念、科技、軍力態勢等等。”
分析人士認為，相對於貿易，科技才是拜登政府與中國較量的前沿陣地。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Shirk）說：“現在，技術已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因為技術問題確實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這確實我們與中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之一。”
謝淑麗是美國國會“中國特別工作組”下設的中美科技關係專家小組的成員。該專家小組聚集了來自美國科技界、學術界和政界的各路精英。該小組去年11月發表了長篇政策報告《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技術競爭新戰略》。這篇報告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全面科技封鎖政策的反思。報告建議，在科技領域，應該對中國採取“小院、高牆”的針對性打擊辦法。
“小院高牆”和選擇性脫溝
2月11日，拜登政府向第九巡迴法庭和北加州聯邦地區法院遞交申請，請求暫停審理關於微信海外版禁令的上訴案件。此前，拜登政府要求聯邦法院暫停抖音海外版TikTok禁令，以便重新審查這款移動應用程序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根據司法部在向聯邦法院提交的文件稱，美國新政府已經開始審查這款移動應用程序，目前不會像特朗普政府那樣，要求禁止該移動應用程序。
去年8月，特朗普政府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先後將微信和TikTok 封殺，甚至要求將TikTok的美國業務出售給美國公司。不過，由於相關方面圍繞禁令展開的一系列訴訟行動，讓這些禁令均未能按時生效。
有分析認為，這些請求對於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在美國的未來運營而言是個好兆頭。相對於微信和TikTok，中國通訊業巨頭華為卻沒有這樣的好運。最新的報導說，由於特朗普政府禁令造成的影響，華為首席執行官任正非表示，華為不必靠手機存活，已經在考慮“智慧養豬”。
在華為問題上，拜登政府還沒有任何放鬆禁令的跡象。白宮發言人莎琪曾表示，華為等“不可信任”的電信供應商製造的設備會對美國和盟友構成安全威脅，拜登政府致力於保護美國的通信網絡。拜登提名的商務部部長人選雷蒙多（Gina Raimondo）也表示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不過，她拒絕承諾是否會繼續將華為列入黑名單。
雖然拜登政府的整體對華科技戰略還沒有出台，甚至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等關鍵崗位的人選也還沒有最終敲定，但拜登政府的上述做法與美國科技界和學術界提議的“小院高牆”的針對性戰略不謀而合。而且，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019年在《外交政策》雜誌撰文主張“加強對雙向技術投資和貿易的限制”，但應該“有選擇地”設限。
根據國會“中國特別工作組”下設的中美科技關係專家小組的報告，政府對人力資本或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應該盡可能的有針對性和限制性。比如，美國應該區分廣泛的商業投資和中國對生物技術企業的早期戰略投資，找到正確的政策工具降低將人才和資本趕出美國的風險。大學應該也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保護與安全相關的研究，將研究轉移到國家實驗室或者對人員進行高度篩選並擁有獨立的安全設施的機構。
“小院高牆”的對華科技防禦策略最初由美國智庫“新美國”（New America）的高級研究員薩姆·薩克斯（Samm Sacks）在2018年率先提出的。根據這個戰略，政府需要確定與美國國家安全直接相關的特定技術和研究領域（即“小院”），並劃定適當的戰略邊界（即“高牆”）。對“小院”內的核心技術，政府應採取更嚴密更大力度進行封鎖，“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領域，則可以重新對華開放。
1月26日，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CSG）出台的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報告特別對如何界定這些核心關鍵技術問題作出了闡述。這份報告據報導已經在拜登政府內部交流。
報告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從四個角度分析兩國競爭的關鍵技術：第一，卡脖子（choke point）技術：這一單項技術的失敗，是否會導致更大經濟領域的失敗？第二，重要競爭護城河（competitive moats）：在這個領域的領先地位能否為競爭提供強大的防禦優勢？第三，戰爭安全風險：特殊情況下，這項技術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第四，增速技術：這項技術能否提升整體創新速度？
以這個框架為基礎，報告舉出了一些具體的分析實例：高通能卡中興和華為的脖子；中國的稀土供應能卡全世界科技行業的脖子；半導體技術直接影響5G、量子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速度；基因編輯技術既是加速器又是護城河。報告特別指出：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導體芯片和生物芯片）技術既是卡脖子技術、又是增速技術、而且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因此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技術。
報告建議政府在科技領域針對中國開展“非對稱競爭”，在科技領域實施“分岔”（bifurcation）戰略--即選擇性脫鉤。報告建議把美元結算、社交媒體、搜索、移動應用商店和移動即時信息等作為謀求戰略與價值雙重利益的重點，而將電子商務、遊戲、商業交流以及地方新聞等開放。
《環球時報》星期三發表署名文章說，中國戰略組的這份報告顯示，“美國在中美科技博弈方面，已經形成了更加體系化、結構化、精細化的戰略框架。” 而“作為堅守建制派的拜登政府，這些報告無疑具有顯著的參考性和預測性。”
“有選擇的針對性脫鉤”也是美國最大的商業遊說團體，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在星期三公佈的一份有關美中脫鉤的報告中給出的建議。報告說，美中全面脫鉤會讓美國企業損失巨大，政府應該盡快確定哪些區域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將其開放。
報告的作者，美國著名的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公司總裁榮大聶（Daniel Rosen）在報告的發布會上說，雖然在原則上大家都理解中國給美國帶來的安全挑戰，但是美國卻沒有一個連續的政策工具可以監管與中國的“脫鉤”。
報告說，過於寬泛的限制可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比如，影響到美國的生產力和創造力。從長遠看來可能反而會削弱美國的整體競爭力，最終會影響到國家安全。他說，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和其他工具可以有效地解決對相對狹窄領域對國家安全的合理擔憂。
組建針對中國的科技聯盟
中國戰略組在《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的報告中提到了另一個重要建議是與盟友組建科技戰略聯盟。
報告呼籲建立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韓國、芬蘭、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組成“科技12國(T-12)”論壇，“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科技競爭”。
組建科技聯盟在美國的學界和商界幾乎以及達成了共識。除了中國戰略組的建議外，美國商會在星期三的報告也提出建議，敦促華盛頓與志同道合的政府和科技行業合作，制定全球科技標準。美國商會在1月27日也提出了一份類似的建議。
新美國安全中心去年10月公佈了一份題為“共同代碼：民主科技政策聯盟框架” （Common Code: An Alliance Framework for Democratic Technology Policy)。報告建議組建新科技聯盟，創始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荷蘭、美國以及歐盟。
去年5月，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議建立一個民主十國聯盟的構想，為5G設備和其他技術提供更多的供應商選擇，以避免依賴中國公司。報導說，這個5G聯盟將以七國集團(美、英、法、德、日、意、加)為基礎，加上印太地區的澳大利亞、韓國和印度。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說，西方民主國家一起組建科技聯盟應該是中共最大的恐懼。
他說：“他們正在努力確保美國和其他擁有關鍵技術的一小部分國家不會聯起手來進行合作。我認為，這是中國在所有領域裡最大的擔心。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搞“小圈子”和“偽多邊主義”。 我想，他們最擔心的是美國與相對少數的先進民主國家緊密合作的前景，尤其是在技術領域緊密合作的前景。他們非常想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整理好自家的屋子"，加大對科技研發的投入
除了與盟友聯手之外，“整理好自己的屋子”，加強對科技研發的投入，應該也是未來拜登政府的工作重心。拜登政府官員在多個公開場合表示，美中競爭，美國會先“整理好自己的屋子”。科技競爭也不例外。
美國國會“中國特別工作組”下設的中美科技關係專家小組在去年11月報告中也提出“整理好自己的屋子”是美國應對中國的技術挑戰的第一步。
報告說，為了在面對中國挑戰時保持領先地位，美國必須在科學技術能力和基礎研究方面大幅度擴大投資。報告說，是美國的政策錯誤，而不是中國的行為，造成了美國科技力量削弱。
報告建議，政府將用於研發的聯邦資金至少提升到1976年以來的歷史平均水平，即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政府、大學和私人研發資金的總額佔GDP的3%。
拜登總統在競選時曾表示，“我將把對科技研發的投資作為我總統任期的基礎工作，以確保美國在創新上始終處於領先地位。” 拜登承諾，當選後他將延續奧巴馬時代重視研發投入的戰略。奧巴馬-拜登政府2011年曾提出要讓美國的研發總投入水平達到GDP的3%。
1月25日，剛剛就任的拜登簽署了一項“買美國貨”的政令，其中規定，未來4年，美國將投入3000億美元的創新資金，主要用於大幅增加聯邦對於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能源部（DOE）等部門以及大學的直接研發投入；設立新的突破性技術研發計劃支持5G、人工智能等影響美國競爭力的關鍵技術創新；設立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的升級版“美國種子基金”；支持勞動力先進技能開發和技術培訓以及建設新的科研基礎設施五個方面。這也是拜登競選時承諾的一部分。
2021年1月13日，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布的題為《掌舵：迎接中國挑戰的國家技術戰略》的報告，也指出了美國在科技資金和人力儲備上的不足。
報告說，在當今這個多領域戰略競爭的時代，技術是最重要的競爭要素。崛起的中國對美國及其盟友構成了直接挑戰，而美國的響應措施遲緩滯後、缺乏組織、支離破碎、效果不佳。美國政府必須制定一項國家技術戰略，以保持其在創新和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