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計劃6月17日在夏威夷與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舉行面對面的會談，試圖緩和日益緊張的雙邊關係。最近幾個月，美國對中國駐美官媒實施限制，而中國則驅逐美國記者，這種針鋒相對的媒體戰也是美中關係陷入低谷的體現之一。美國有專家建議，美中兩國可以藉鑑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即兩國在向各自派駐的記者人數上實行完全對等，還有美國媒體人士則主張應當把中國對信息的管控納入貿易問題。
中共與美記者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
1936年的夏天，同情共產黨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來到延安，報導當時還處於游擊隊狀態的中國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他除了與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以外，也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多位中共高級領導人有深入的接觸。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期間，長袖善舞的周恩來似乎給不少駐在陪都重慶的西方記者留下不錯的印象，但當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並沒有美國記者在場見證這一幕。
在隨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除了同時受到斯大林和毛澤東欣賞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以及斯諾以外，美國記者基本上未能涉足中國，一個例外是，《展望》 （Look）雜誌的斯蒂文森（Edmund Stevens）與赫廷頓（Philip Harrington）以及《巴爾的摩非洲裔美國人》週報（Baltimore Afro-American)的沃西（William Worthy）1956年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呆了幾個星期。
儘管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中雙方一直到1979年1月1日建交的時候才開始互派記者。
在建交40多年的今天，北京與華盛頓又開始對對方駐在自己國家的記者採取限制措施。
該工作小組的共同主席、21世紀中國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Shirk）教授日前在一個研討會上說，她們研究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做法，即在記者人數上實行嚴格的對等。
她說：“這種做法看來效果不錯。如果俄羅斯方面不喜歡美國某記者說的話或是宣稱他是間諜而將他驅逐出境，美國也會驅逐一名俄羅斯記者。結果是，這個問題沒有成為冷戰期間的一個戰線，而且雙方還有一些記者在對方國家進行報導。”
在1997年到2000年克林頓政府期間擔任過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認為，美中兩國目前可以藉鑑美蘇冷戰的做法，以解決雙方目前在駐外記者問題上的來回交鋒。
冷戰期間美蘇實行記者人數和活動地域上的對等
在美蘇冷戰期間，兩國通過發放簽證對對方派駐到自己國家的記者人數設定具體的限制。
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1986年向國會和美國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蘇聯派駐在美國的記者有20名，其中12名記者駐在華盛頓，分別代表塔斯社(Tass)、《真理報》(Pravda )、《消息報》(Izvestia)、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公司（Soviet Radio and Television）；在紐約有6名記者，分別代表《消息報》、《共青團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文學報》 （Literaturnaia Gazeta）、《莫斯科新聞報》、《新時代》（New Times)和《新聞》(Novosti)；塔斯社在舊金山還有兩名記者。美國記者則選擇駐在莫斯科。
蘇聯記者均為共產黨官方宣傳機構人員，而美國常駐蘇聯記者是私營媒體的新聞業者。
除了在人數上的嚴格對等以外，兩國對各自記者自由報導的地域也有同樣的對等規定。例如，如果蘇聯駐美記者要去距離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中心25英里以外的地方進行報導，就必須向美國國務院提交申請；同樣，美國駐蘇聯的記者也需要獲得准許。
雙方都嚴格遵守這個數目和地理上的對等原則。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密切跟踪美國記者在蘇聯的待遇。當美國記者受到騷擾或是他們的權利受到削弱時，美國政府可以對駐在美國的蘇聯記者進行報復。
不過，就像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在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儘管美國記者受到蘇聯當局的攻擊，但是該記者所屬的新聞機構可能會敦促美國政府不要採取報復措施，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影響到該機構與莫斯科的關係，從而落後於它們的美國競爭者。
這份報告還指出，美蘇兩國記者接觸到信息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對等的。
儘管蘇聯在1975年與美國和西歐國家簽署赫爾辛基協定、即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中承諾為各種信息更自由與更廣泛的傳播提供方便，鼓勵與其他國家在信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並改善協定參與國的記者在另一個參與國的工作條件，但是由於蘇聯當局對新聞自由和信息的控制，美國駐蘇聯的記者接觸到蘇聯官員、民眾和信息都受到限制；而蘇聯駐美國官媒記者則處在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國家。蘇聯官媒記者甚至可以通過美國的《信息自由法》（FOIA）而獲得美國政府的文件。
儲百亮：中國不同於蘇聯，反應也會不一樣
對於美中兩國是否應該效仿美蘇冷戰時期在派駐記者的人數上進行對等的做法，在5月8日因為沒有得到中國的簽證而被迫離開中國的《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儲百亮（ Chris Buckley）認為，今天的中國與以前的蘇聯雖有相似之處，但也不可同日而語。
他在謝淑麗主持的這個研討會上說：“我確實認為，最終，它與蘇聯可能有可比之處的確是事實，但是如今的中國不是蘇聯。我認為，它對（美國採取的）任何針鋒相對的做法做出的反應方式都會與蘇聯不同。”
在中國做了24年記者的儲百亮還認為，最終涉及到外國媒體進入中國市場的任何解決方案也將取決於中國總體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背景。在他看來，在中國國內越來越收緊對信息和輿論的控制之際，中國政府很難在讓外國記者有更多接觸的問題上做出重大的讓步。
布勞奇利：應把信息審查當成貿易問題
擔任過《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的馬庫斯·布勞奇利（Marcus Brauchli）認為，美中兩國可以在記者的問題上達成一個冷戰式的交易，對來自對方的記者設置配額。不過他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他在研討會上說：“我原則上反對這樣做，因為我對任何要求美國政府代表媒體進行談判的做法感到擔憂，因為它印證了一些中國人的看法，即媒體是國家機器。”
目前是媒體投資公司“北方基地媒體”（North Base Media）的共同創辦人、執行董事的布勞奇利說，信息業務是一個規模巨大且正在增長的全球性行業。而中國當局的內容審查損害了這些信息業務的全球運營。因此在他看來，解決美中媒體戰的更好做法把信息的收集、發放和銷售納入貿易問題。
不過，在奧巴馬政府任內擔任過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麥艾文（Evan Medeiros）說，他不明白把這個問題當作貿易問題對於雙方解決目前在記者待遇問題上的爭端能有什麼幫助，因為雖然世界貿易組織對媒體業務有一些監管，但是該機構如何裁定美中雙方應該在對方國家駐有多少記者的問題呢？
在中國議題成為美國今年總統大選的一個核心議題之際，研究美中關係的專家普遍對美國雙方在大選前在這個問題上找到解決方案不抱太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