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美強化同盟關係之際，美國有學者呼籲美國與它在亞太地區的另一個盟友澳大利亞建立新的特殊關係，因為堪培拉對華盛頓將愈來愈重要。在強化與美國的關係之際，澳大利亞也面臨如何處理好與中國關係的挑戰。不過，澳大利亞駐美大使比斯利認為，只有蠢人才認為，澳大利亞必須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作出選擇。
美國與澳大利亞有很深的淵源。澳大利亞是亞太地區與美國簽署了安全條約的五大盟國之一，也是美國在印度洋唯一的區域盟友。
然而，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對於一些人來說似乎無足輕重。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的編輯、澳大利亞人哈里斯 (Owen Harries) 就曾經說過，美國人需要很好的周邊視覺才能在地圖上找到澳大利亞。
悉尼大學的美國學習中心執行主管季北慈（Bates Gill）博士與澳大利亞記者斯維澤 (Tom Switzer) 最近在美國《外交》雜誌上撰文，認為現在是美國與其盟友澳大利亞建立新型特殊關係的時候了。
曾經擔任過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以及美國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的季北慈﹐最近在東西方中心舉行的研討會上表示，堪培拉對於華盛頓將愈來愈重要。
他說：“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其他四大條約盟國所不同的是，澳大利亞與其鄰國沒有領土爭端。它也處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交匯的支點，而且有著很長的在該地區進行接觸的歷史，擁有華盛頓希望影響的廣闊而又豐富的戰略和經濟潛力。它也是中國極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的供應者，這為美國影響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選擇增加了一定的摃杠作用。”
鑒於以上原因，季北慈認為，美國進一步深化與澳大利亞的接觸，包括增加美國在澳大利亞領土上的軍事存在、監測和情報資產，更多的輪換駐在達爾文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擴大使用澳大利亞北部的機場，甚至可能在佩斯附近建立美國核潛艇基地等，對於加強美國向亞太的再平衡都是必要的。
當然，美澳伙伴關係並不僅僅局限於安全與軍事方面的合作。
季北慈指出，促進亞太地區的繁榮有利於美澳兩國的共同利益。同時，美澳之間廣泛以及日益強化的經濟聯繫是雙邊關係的一個基石。擁有2千3百萬人口的澳大利亞是全球第12大經濟體。美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投資國，而澳大利亞則把美國作為其海外投資的首選地。兩國10年前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過，他認為，美澳發展新型特殊關係也不是沒有風險與挑戰，其中包括，如果澳大利亞不增加其國防預算的話，它有可能被看成是同盟關係中“搭便車”者；另外，兩國能否在亞洲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貿易投資環境以容納中國、南韓和台灣的問題上也存在不確定性。有一種看法甚至認為，如果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的談判失敗的話，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也將不復存在。
另一個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是，如何協調好澳大利亞與北京迅速擴張的貿易關係以及它與華盛頓日益深化的安全同盟。
季北慈說：“對於澳大利亞來說，這將是一個日益困難的外交遊戲。我不認為，澳大利亞必須在二者之間選其一，但是這會給試圖平衡這種關係的澳大利亞帶來更加複雜和困難的外交挑戰，就像很多其他國家也面臨這個挑戰一樣。”
對於澳大利亞如何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的問題，澳大利亞駐美大使比斯利 (Kim Beazley)在研討會上做出了直言不諱的反應：
他說：“這是多麼愚蠢的一個問題，認為我們不得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只有蠢人才會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把它作為一個選項。”
儘管如此，澳大利亞的官員不得不回答澳大利亞在美中之間爆發武裝衝突時將如何反應的問題。
2004年，當時的澳大利亞外長唐納 (Alexander Downer) 在北京對一名記者表示，如果北京襲擊台灣的話，華盛頓不能指望澳大利亞會自動的站在美國一邊。這個表態一度掀起一場外交和政治風波。
2014年，澳大利亞時任國防部長約翰斯頓 (David Johnston) 也被問及，如果美國在該地區捲入衝突的話，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是否使得澳大利亞有義務協助美國。約翰斯頓的答覆是，我不認為是這樣。
儘管約翰斯頓的答覆在事實上並沒有錯，但是澳大利亞駐美大使比斯利認為，約翰斯頓應該做出以下的答覆。
他說：“如果你對盟友和盟友關係進行審視的話，的確，在爆發衝突的情況下，不存在自動協助盟友的問題。你應該怎麼做呢？很自然，你應該考慮到美國與你的重要關係，而這會指導你的判斷。”
這位在澳大利亞工黨執政期間擔任過多種內閣部長職務的外交官說，儘管澳大利亞前總理弗雷澤 (Malcolm Fraser) 以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懷特 (Hugh White) 教授等精英階層認為，澳大利亞應該與美國保持距離以適應中國的崛起，但是這種看法並不反映澳大利亞一般民眾的看法。
他在會上問大家，“你怎麼顯示你愛別人？”他的答複是，你把你的錢都給他們。他說，澳大利亞在美國的非直接投資達到4700億美元，比澳大利亞投資到中國的錢多出2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