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欲打造新的印度太平洋區域經濟框架，以有效應對北京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實力。分析人士說，美國尋求與亞洲國家更緊密的貿易關係本質上固然沒錯；但華盛頓必須認識到亞洲的許多經濟體與中國一樣，是保護主義體制。專家還認為，華盛頓還應繼續對北京保持壓力，迫使北京改變其貿易行為。
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11月17日表示，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可能在明年初啟動，她的這次亞洲之行將為潛在的伙伴關係奠定基礎。
雷蒙多是在新加坡舉行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說這番話的。她還表示，美國不會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但會尋求與印太地區志同道合的伙伴們成立一個超越CPTPP，比傳統自由貿易協定更廣泛和自由的經濟框架。
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月曾經表示，華盛頓將開始與合作夥伴就制定區域經濟框架進行談判。批評人士說，在前總統特朗普於2017年退出一項由美國發起的貿易協議，即現在稱作CPTTP的框架之後，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缺乏經濟成分。
中國在9月份時表示，已申請加入由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日本和新西蘭等11個國家於2018年簽署的CPTPP貿易協定。
美國打造“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對抗中國
在被問及中國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所帶來的影響時，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說：“這與中國是否加入無關。這是關於與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合作夥伴發展牢固的商業和經濟關係。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已經在那裡建立了長期牢固的關係。”
雷蒙多重申美國總統拜登的立場，表示華盛頓希望打造一個超越CPTPP的經濟框架，而加入CPTPP不是現階段要參與的事務。她同時表示，美國將會非常認真地與印度太平洋地區的伙伴在經濟上重新接軌，與印度太平洋區域的友好國家建立合作框架，並且關注供應鏈、人工智能和去碳化（decarbonization）等課題。
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區展開這一貿易策略的主要盤算是什麼？如果說為應對北京在該地區經濟和外交影響力的上升，這一舉措是否能夠有效地達到平衡北京勢力的效果？
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RealityChek的創辦人艾倫·托納爾森（Alan Tonelson）對美國之音表示，華盛頓一行動的盤算純粹是由於國內的原因：CPTPP的前身“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在政治上對工會、許多環保主義者和受這些組織影響的大量民主黨人產生了毒害作用。
托納爾森認為，TPP的政治麻煩主要源於其經濟缺陷：主要是難以執行勞工和環境條款，以及為大量的中國商品敞開後門；而這些缺陷似乎並沒有被CPTPP框架所解決。如果CPTPP框架允許北京加入而賦予它重要的優勢，而不需承擔任何成本或義務，任何貿易安排都不能遏制中國，因此這一框架也完全不能遏制中國。
“華盛頓尋求與其他亞洲國家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係，這本質上並沒有錯；但首先，它必須認識到，許多這些經濟體與中國一樣是保護主義國家。 然而，迄今為止，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拜登政府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說。
美國馬里蘭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商學院副院長、教授丁弘彬（Hung-bin Ding）的分析與托納爾森不謀而合。
丁弘彬認為，華盛頓對“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並不完全滿意，特別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 CPTPP 的某個成員，可能會導緻美國國內潛在的阻力。美國需要一個廣闊和深厚的平台，來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貿易影響。
丁弘彬說：“因此，CPTPP的一個合理替代方案，是由美國牽頭，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新的貿易框架。與CPTPP不同的是，美國不需要遵守旨在使所有成員受益的規則，並可能成為這一新框架中的主導力量。”
華盛頓與東京宣佈建立“美日貿易夥伴”關係
另一方面，美國和日本週三宣佈建立新的貿易夥伴關係，以加強在勞工、環境和數字貿易問題上的合作，重點是“對第三國關切”，暗指北京由國家推動的經濟政策。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星期三（11月17日）訪問東京會見了日本官員，他在接受日本NHK採訪時也提到，美國最早可能在明年啟動與印度-太平洋地區各國的新夥伴關係。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當天也發表聲明，宣布美國和日本建立“美日貿易夥伴關係”。聲明說，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日本外務省和日本經濟產業省，啟動美日貿易夥伴關係。該倡議重申，雙方共同致力於通過定期參與對兩國重要貿易相關事項，來加強這一聯盟。
戴琪說：“這一夥伴關係將深化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合作，這確定了我們牢固的雙邊貿易關係。我們的密切合作將支持拜登-哈里斯政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製定經濟框架，並幫助制定可持續、有韌性、包容性和競爭性的貿易政策，提升我們的人民和經濟。”
馬里蘭羅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弘彬對美國之音表示，戴琪大使一個月前表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計劃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解決美中貿易衝突。與日本的這種夥伴關係，可能成為新的工具例子之一。
“拜登政府通常贊成與盟國合作，以實現外交或國際貿易目標。美國很可能利用雙邊夥伴關係，或較小的多邊夥伴關係，組成貿易夥伴聯盟。這些聯盟允許美國限制中國在這些夥伴國的經濟影響力，”丁弘彬說。
不過，資深經貿分析師托納爾森則認為，在進一步向美國出口商品開放日本市場方面，“這種持續的安排往往變成紙上談兵，除了營造溫暖和模糊的氛圍之外，什麼也做不到”。
托納爾森同時指出，“鑑於日本在半導體製造關鍵產品和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且日本是少數幾個在2021年春季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沒有禁止或限制醫療出口的國家之一，該夥伴關係可能有助於加強美國的供應鏈安全。”
拜登應如何處理特朗普的美中貿易戰？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剛剛結束了首次視頻峰會，而在9月份時兩位元首還通過一次電話。儘管美中最高層的互動為兩國關係帶來了一系列積極的緩和跡象，但是特朗普時期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一直是兩國間揮之不去的陰影。
美國主要商業團體向拜登政府呼籲，要求削減中國商品的進口關稅。不過，從目前美國經貿高官的一系列表態來看，拜登政府仍然沒有決定是否全面廢除特朗普時期貿易戰的遺產。
經貿專家告訴美國之音，華盛頓可能還將繼續對北京保持壓力，採取迂迴和聯合印太地區貿易夥伴的方式，迫使北京改變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並且兌現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的承諾。
丁弘彬教授分析，可能會看到拜登政府對中國施加更大壓力，可能不會看到很多戲劇性的場面或中美之間激烈的語言交鋒。 “然而，拜登的做法表明，他打算通過限制中國進入外國市場來將中國推進一個規範圈內”。
“中國將更加難以通過國際商業活動‘升級’其工業和經濟。拜登政府正在利用美國的全球影響力，迫使中國對話並做出有意義的讓步，”丁弘彬說。
資深經貿分析師托納爾森則認為，拜登政府應該維持特朗普時代最初徵收的中國關稅，並給予有限的臨時豁免，而且實際上應每年增加關稅，直到中國拿出一份至少五年內完全遵守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記錄。
“此後根據每年的全面履行情況，關稅可以降低一定比例，直到中國的行為令人滿意，並且得以長期的穩固，足以證明美國最終取消關稅是正確的，”托納爾森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