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定的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前副總統喬·拜登7月9日公佈了自己的經濟計劃，其中包含其對華貿易戰略。貿易政策專家指出，拜登和特朗普這兩位總統競爭者對美中貿易所存在的問題做出了相同的診斷，但卻開出了不同的藥方。
拜登在公佈的對華貿易戰略中指責中國採取了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其中包括操縱匯率、反競爭性傾銷、國有企業濫權、不公平的補貼、產能過剩、盜取知識產權、政府支持的網絡間諜活動等。拜登強調，這些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對美國經濟，尤其是美國製造業造成了嚴重傷害。
拜登此番說法與特朗普總統對美中貿易的描述頗為相似。早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特朗普就將美中貿易列為主打議題之一，他常常嚴辭批評中國採用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剝削”美國經濟，造成美中貿易的不平衡，並導緻美國製造業工作的流失。這樣的說法也貫穿了特朗普近四年的總統任期。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貿易政策專家威廉·萊因施（William Reinsch) 指出，拜登和特朗普都“正確地”指出了美中貿易所存在的問題，但在如何迫使中國改變其貿易行為並平衡美中貿易的問題上開出的“藥方”卻是不一樣的。
多邊施壓還是單邊行動？
萊因施對美國之音說：“最大不同是，拜登會試圖建立一個聯盟。”
拜登在其經濟和貿易計劃中寫道，他的政府將“團結我們的盟友，協同努力，向中國政府和其他採取不公平貿易行為者施壓，要求他們遵守規則，並在他們不遵守規則時追究其責任。”
在談到將關鍵供應鏈帶回美國的問題時，拜登也強調了國際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他的政府將“與盟國合作，減少它們對中國等競爭對手的依賴，同時更新國際貿易規則，確保美國及其盟國的供應鏈。”
許多自由派貿易政策專家認為，更重視國際合作、外交經驗也更為豐富的拜登更善於在國際舞台上鞏固美國同盟友的關係，而多邊合作對中國施壓的效果優於美國單打獨鬥。他們同時批評特朗普總統在上任後的一些貿易舉措- 包括為了和墨西哥、加拿大、韓國、日本、歐盟等傳統貿易盟友重談貿易協定而施以關稅威脅，對進口鋼鋁加徵關稅，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 傷害了美國同盟友之間的關係，不利於對華國際壓力的形成。他們還認為特朗普總統動用關稅發動美中貿易戰是“單邊主義行為”，讓美國承擔了過大的損失。
對此，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近日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反駁說：“事實上，我們與盟友合作得非常密切。我們同日本、歐盟組成三方小組，多次會晤，就涉及中國的貿易問題的共同原則發表了具體的聲明。除此之外，在5G和投資審查等領域，現任美國政府在事關中國的問題上與盟友合作的努力比以往歷屆政府都要多得多。”
萊特希澤強調，特朗普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實際的成效，“澳大利亞、印度、日本、英國，甚至歐盟最近都採取了與美國更為一致的對華措施”。他預計，特朗普政府未來會帶來更大的聚合效應。
萊特希澤同時指出，在中國問題上，盟友與美國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這使得“讓美國的盟友採取大膽和具體的行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事實上，很多自由派貿易專家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們承認，建立國際聯盟協同對中國施壓並不是一個“新思路”，以往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都曾使用過這一辦法，但並未能有效地迫使中國改變其貿易行為。而拜登如果當選，尚需做出“不一樣的嘗試”，只不過這種嘗試會更多地通過國際聯盟來進行。
關稅是否是首選武器？
拜登在其貿易策略中寫道，他的政府將“對中國或任何試圖以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來削弱美國製造業的國家採取積極的貿易執法行動”，不過他並沒有具體列舉會採取哪些“貿易執法行動”。
貿易政策專家萊因施認為，無論拜登還是特朗普當選，下屆美國政府都會更積極地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法，並對現有的法律進行加強，堵住可能被其他國家利用來逃避制裁的漏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在這個問題上拜登和特朗普區別不大，但“拜登可能會跟國會合作得更好”。
萊因施認為，和特朗普總統不同的是，關稅不會是拜登的首選武器。而對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拜登不會立刻、無條件取消，但會與中國談判以達成取消關稅的條件。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想拜登會說，你知道，關稅並不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它們在美國國內造成了很多附帶損害，不僅傷害了我們的農民，還傷害了我們的製造商，我們得想辦法讓它們消失，但這需要與中國進行談判。我預計中國人會付給我們一些好處，為了讓這些關稅消失。這需要一些時間。”
為投資者提供政策諮詢的燈塔政策顧問公司管理合夥人史蒂夫·麥羅（Stephen A. Myrow）曾向美國之音預測，目前的高關稅狀態會至少持續四年。他認為，如果拜登勝選，拜登政府未必會要求北京完全兌現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對特朗普政府做出的採購承諾，但拜登會繼續在市場准入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壓，其使用的武器不會是關稅，而是出口管制、投資限制和製裁等。
拜登在其貿易戰略中提到了使用“制裁”。在談及中國政府支持網絡間諜活動時，拜登表示，他“將提出明確的要求以及如果中國政府不停止針對美國企業的網絡間諜活動的具體後果，並將對竊取美國技術的中國企業採取新的製裁措施，使這些中國企業無法進入美國市場和金融體系。”
在特朗普總統的“工具箱”中，關稅無疑是他最為倚重的一個工具。在美中貿易戰期間，關稅成為特朗普政府不斷向中國施壓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國和美國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中國在該協議中做出了未來兩年巨額採購美國商品與服務的承諾，而特朗普政府得以維持大部分已實施的關稅不變。特朗普總統常在競選活動中強調，這些關稅正在給美國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這些收入被用來補償那些在貿易戰中受損最嚴重的美國農民。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發表在《外交事務》的文章寫道：“歸根結底，美國對中國的最好的籌碼是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如果有人像我一樣，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如果不改革，則會對美國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那麼本屆政府別無選擇，只能使用其所掌握的最好和最有效的工具來解決這一威脅。”
是否重返TPP？
拜登在他最新公佈的貿易戰略中並未提及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問題，而他曾是TPP的堅定擁護者，在競選初期，他曾表示雖然現有的TPP條款存在不足，但依然是製衡中國的必要手段，他若當選會重談TPP條款。
分析人士認為，拜登如今在重返TPP的問題上態度曖昧是出於政治的考量：拜登的目標選民群體中既包括貿易自由化的倡導者，尤其是年輕人，也包括自由貿易的反對者，尤其是工會工人群體，這使得拜登需要在天平兩端艱難尋找平衡。
拜登本人在貿易問題上的立場曾經比較偏自由化，他在擔任參議員期間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以及美中貿易關係正常化，並在擔任奧巴馬的副總統期間大力推動了TPP的達成。
萊因施認為，拜登如果勝選，他的政府會回歸到奧巴馬政府當初發起TPP的初衷上來，即這不僅僅是一個貿易協議，而更多的是一個可以製衡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
他說：“我認為，如果拜登贏了，你會看到他所有的國家安全顧問，他所有的國防顧問，他所有的外交政策顧問都會告訴他，你需要重返TPP，因為這些更大的原因，而不僅僅是為了貿易。我想他會找到辦法重返的。”
相比而言，特朗普總統對包括TPP在內的多邊貿易協議的看法更為穩定、一致。他始終認為美國在這樣的多邊貿易協議中需要做出太多讓步，侵害了美國的利益，而這樣的多邊貿易協議的地緣政治價值有限，不足以讓美國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他在上任之初便宣布退出TPP，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談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屢次對像WTO這樣的多邊貿易組織提出質疑和批評。
未來可能的美中貿易協議
有分析人士認為，和拜登相比，特朗普總統對貿易逆差的執念更深，他在貿易談判中更注重對方增購美國商品與服務，以扭轉貿易逆差；而拜登政府則會在貿易談判中加入更多對勞工權益和環保的要求，並利用貿易談判來推動人權和外交等議題。
在拜登最新公佈的貿易政策中，他表示會“對那些未能履行其氣候和環境義務的國家徵收碳調整費”，並將“在他的政府所談判的任何貿易協議中積極推動強有力的、可執行的勞工條款，除非協議中有這些條款，否則不會簽署協議”。
不過，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經濟學家羅伯特·斯科特（Robert E. Scott）認為，特朗普和拜登都沒有對美中貿易不平衡的根源，即人民幣對美元的“錯配”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儘管特朗普和拜登都曾表示要阻止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但斯科特認為下一屆美國政府應該將“匯率調整”放在更為優先的位置。
如果中國堅持不改呢？
貿易政策專家普遍承認，以往美國歷屆政府在促使中國改變其貿易行為方面做得都不甚成功。
萊因施說，很“諷刺”的一點是，美國在貿易問題上要求中國做的事情，也就是按照市場原則從事貿易，其實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講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只是可能不利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而這一點正是中國政府不願意這麼做的原因。
他說：“這對中國政府來說不是一個經濟議題，而是一個政治議題。”
因此，有專家擔心，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也無論下屆美國政府採用怎樣的貿易政策，都依舊無法迫使中國政府在貿易行為上做出實質性的改變。
對此，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對美國之音說：“正確的答案是，專注於發展我們自己的國內經濟，而不是告訴中國他們必須做些什麼。”
斯科特認為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高速發展帶給美國製造業的傷害是由於政策制定者“刻意”地“惡性忽視”。
如今，拜登和特朗普都展現出對製造業的重視。
拜登在公佈自己的貿易戰略的同時，還公佈了名為“買美國貨、全美製造“的經濟計劃，其核心在於承諾在第一個任期內，增加4000億的政府採購，用來購買美國製造的產品，並增加3000億政府投資，用來投資電動汽車和5G蜂窩網絡等技術的研發。拜登還承諾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並修改有利於美國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的稅制。
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在拜登公佈其經濟計劃後，指責拜登是在“公然剽竊”特朗普總統的“買美國貨”議程。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買美國貨、僱美國人”就是他的宣傳口號，他還於2017年簽署了一項行政令，增加購買美國貨的要求，並在新冠疫情期間援用《國防生產法》重建國內供應鏈。
雖然拜登和特朗普的這些旨在提振美國製造業的政策常常被批評是“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但也有越來越多地聲音認為，提振美國製造業在美中競爭中至關重要，可以減少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保護美國供應鏈安全，並且減少進口需求、增加出口需求，從而扭轉貿易逆差。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萊因施說：“在和中國這位競爭者的賽跑中，只有兩種贏的方式，一種是你跑快一點，另一種是把對方絆倒。” 他認為拜登的計劃是專注於前者。
除了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力，還有越來越多地聲音在呼籲將美國與中國在貿易上“脫鉤”。
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指出這會是一個新的思路，但卻是一條艱難的途徑，不僅僅是政策問題，還需要全球的跨國公司通力合作。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萊因施認為，如果下屆美國政府無法在迫使中國改變其貿易行為的問題上取得進展，則美中兩國政府都需要想出一個新的模式，讓兩國經濟比現在更分離些。而在這個過程中，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強制美國公司撤出中國，而是會將決定權留給這些公司，讓它們根據自身的商業模式、與中國市場的密切度和風險意願等，自行決定是否離開中國。
特朗普總統則在“脫鉤”的問題上展現出更強硬的立場，此前他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對國會表態說讓美中經濟脫鉤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而特朗普隨後於6月18日發推文說，有可能考慮讓美中經濟“完全脫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