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近日刊文，將當今中國與一戰前的德國進行類比，認為兩者同樣具備迅速的工業化進程和海軍的迅猛擴張，伴隨狂熱的民族主義。有學者擔心，中國會否像19世紀德國一樣走向軍國主義發動戰爭？對此，分析人士認為，這種類比僅在表面成立，兩者在政治和社會模式有著根本差異，中國比百年前的德國更專制。也有專家指出，中共的民族主義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沒有文化和學理的根基。
今日中國vs.威廉德國
最近二十年來，政治和歷史分析人士常將現代中國與19世紀後期到一戰前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進行比較。政治分析家、韓國釜山國立大學教授羅伯特·凱利（Robert E. Kelly）認為，學者們頻繁使用這個類比是因為需要社會科學中的類比推理，來提高我們對一個迅速成長的國家的理解和預測。
凱利對美國之音說，“簡單地說，這些類比是很吸引人的，特別是因為我們很難找到跟中國所謂的‘和平崛起’的類比，至少到最近，這是中國一直宣稱在追求的。我們用1914年的德國作為類比，部分原因是我們找不到其他更適合中國的比較。”
作此類比的學者們通常認為，與 19 世紀後期的德國一樣，中國崛起迅速但充滿不確定性，它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榮譽；而中國軍隊跟德國當年的普魯士軍隊一樣，是強大的政治參與者；中國也和德國一樣，政府在對社會控制力越來越不穩定的情境下努力保住政治權力。
《外交政策》雜誌9月17日刊文，再次喚醒了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中國與一戰前德國的類比，文章認為，相似性的表現之一首先是遲到卻迅速的工業化進程。儘管德國在19世紀工業化落後於英國，但在短短幾十年內一躍成為一戰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文章援引《德國製造》一書，描述廉價的德國商品如何充斥英國市場：德國人工作更辛苦，工作時更長，工資更低；他們不被允許罷工。
凱利認為，在德意志統一（1871 年）後的幾十年裡，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比其鄰國發展得更快、更密集。這種工業化也發生在重工業、化學和科學部門，直接影響了德國的硬實力。
歷史學家柯克·羅傑斯(Kirk Rogers)2010年就撰文指出，這種迅速的工業化進程正是由於相似的自上而下的經濟模式。德意志帝國由軍隊主導大部分經濟領域，比如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德國利用煤和鐵資源建造了位於遭掠奪的魯爾和萊茵河沿岸的軍火工廠；而中國發展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主導經濟，例如，迫使外國公司與一家國有企業合作，迅速竊取西方公司的知識產權。
羅傑斯表示，“兩國政府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德國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試圖鎮壓任何的群眾叛亂。中國也在做同樣的事。”
斯坦福大學資深人文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塞爾·伯曼（Russell Berman）告訴美國之音，崛起的威廉德國其工業實力的增強更顯著地表現在海軍擴張，就像中國現在在海軍能力上超過美國一樣。而伴隨硬實力增長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義狂熱。
伯曼說，“像今天的中國一樣，1900 年左右的德國認為自己在文化和科學方面都很優越。德國當時在許多科學領域佔據主導地位，而中國正迫切渴望在科學技術領域佔領高地。因此，當時的德國和現在的中國都追求地區甚至全球霸權，而謀求霸權的載體就是軍隊。軍裝在當時的德國無處不在，就像今天的解放軍在中國的巨大的影響力一樣。”
韓國釜山國立大學教授凱利表示，德國當年的極端民族主義體現在德皇臭名昭著地宣稱要“在陽光下佔有一席之地”，稱霸權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目標。
凱利說，中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中還夾帶了明顯的不滿，圍繞日本和西方對中國造成的“百年屈辱”的受害意識形態，以及以漢族民族主義為基礎建立的“愛國主義教育“正是這一表現。
美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去年刊文，標題為“習近平如何毀掉中國百年霸權夢”。文章中表示，習近平和其部屬認為，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崛起，不僅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改革和治理的勝利，更是一場復仇。成功是中國、漢人遭西方兩個世紀“屈辱”的“回報”。
文章中說，習近平本人就是典型的漢族至上主義者，這決定了他的一系列政治冒進：新疆維吾爾集中營，粉碎香港“一國兩制”，武力威脅台灣，對西方在華公司嚴格審查，以及在南中國海擴張軍事。
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屈辱”意識形態讓中國像20世紀初的德國一樣自相矛盾。 《外交政策》文章援引記者威廉姆·施瑞爾（William Shirer）的話說， “德國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一貫的道德行事；他們攻擊別人，但被攻擊時會生氣。和現在的中國一樣。”
伯曼告訴美國之音，兩國的相似點中最有意思的是認定自己崛起的歷史獨特性。他說，“當時的德國和現在的中國都將自己與快速現代化聯繫在一起，包括在建築、城市化、技術和社會變革方面，但兩國都聲稱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現現代化。學者常說德國的，即通往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也就是一種沒有伴隨法國和英國的民主的現代化。就像今天中國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由中國特色改變的國家控制經濟的基本範式。
威廉德國走向了軍國主義，那麼中國呢？
用威廉德國類比今日的中國，目的在於用相近的歷史預測未來。
著名的國家實力研究專家，首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2014年就曾撰文分析一戰的起源，試圖解釋今天中國的崛起會否讓這一切再次發生。
他援引《經濟學人》當時的文章，將美中之間的緊張與當年英德之間的關係作類比，稱“1914 年和現在之間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是自滿。” 而以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為代表的政治學家認為，“說白了：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
斯坦福大學的伯曼教授說，“19 世紀後期的德國與今天的中國之間的類比是理解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的框架。直到 1871 年在俾斯麥總理領導下才成為統一國家的德國，到了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開始挑戰英國的工業和海軍霸權。這場競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來源之一”。
釜山國立大學的凱利教授表示，現在的中國和威廉德國處在相同的國際環境 ，即被敵對和半敵對國家包圍，在其周邊幾乎沒有朋友。而強大的軍事實力的增長讓德國從 1870 年的分裂到幾乎征服了歐洲大陸只用了不到 50 年的時間，最終需要通過世界大戰，通過龐大的反德聯盟，才打破了德國的軍事力量。而中國今天的軍事實力已經有力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
凱利說，“這些相似之處帶來的預測性問題是：中國是否會像德國那樣發動爆發性衝突以打破其包圍圈？我不這麼認為。”
凱利表示，儘管中國和一個世紀前的德國確實有很多相似處，中國和德國的文化和習俗差異將導致對世界的看法不同，學者的類比只是用普世化方法，將中國視為另一個崛起的霸權挑戰者，勢必與舊秩序發生激烈衝突。
他認為，中國會藉鑑威廉德國的經驗教訓，不會以好戰者的身份崛起並挑起一個包圍聯盟。
“中國比百年前德國更專制”
伯曼教授認為，中國和威廉德國在政治形態上存在根本差異，也比19世紀德國更專制。
他說，首先，那時的德國在很大程度上是憲政法治國家，法院基本上是獨立的。而共產黨禁止任何獨立司法。這就是為什麼外國公司在中國總是處於劣勢的原因：他們無法向中國法院提出申訴並期望得到公正的審判。
其次，儘管存在對投票資格的明顯限制，但威廉德國確實受益於真正的民主。它的立法機關，即德國國會是選舉產生的，可以行使不可忽視的權力。幾個獨立於國家的政黨在立法機構中有代表，到 1890 年代最大的是社會民主黨，一個工人運動的政黨。與此同時，德國出現了許多強大而獨立的工會，這在今天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國家權力面臨宗教組織的挑戰。 1900 年的德國出現了許多並存的獨立機構，政黨、工會、教會；而文化上推崇主觀文化，重視個人的獨立性和“內在性”。這和今天渴望對社會進行極權控制，實施廣泛監視的中國政府形成強烈對比。
因此，伯曼總結說，“德國/中國的類比在初始層面成立：兩個非民主國家從事海軍建設，具有霸權野心。但也存在顯著差異：中國更加專制，因此受國內政治反對派的約束較少。”
“中共的民族主義只是拉大旗作虎皮“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余茂春則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說明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19世紀德國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兒。
他告訴美國之音，德國民族意識的崛起和德意志各個邦國長期不能統一，而在19世紀中期出現了統一的大趨勢這樣的背景有關，所以1860年代統一之後的德國所強調的民族團結是自然而然的。剛統一後的德國不乏俾斯麥這樣有大的戰略眼光和統籌策略的智慧人物，所以在當時歐洲的大國競爭中，德國的民族主義有長足的發展，但不是歇斯底里的。
到1890年代後，當俾斯麥這樣的德國政治家退出舞台，德意志民族主義就出現了偏離，走向了極端，到了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時候又由於一戰的原因使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被一些流氓政客所利用，出現了像希特勒這樣的走火入魔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建立在雅利安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擴張主義。
他說，“現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和19世紀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民族主義是很不一樣的。中共的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際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張冠李戴，是沒有以中國文化和傳統為根基的，也沒有深層的中華思想根源。”
“自導自演這場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共產黨，其根本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理念的主體不是中華文化，反而是建立在極力消滅正統的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上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黨高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時候，根本不能夠說明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復興，要回到中華民族的哪一個基點上。當然絕對不能是孔夫子，更不是佛教道教，不是文景貞觀之治，也不是康乾盛世。共產黨的高級官員裡面沒有一個人真正相信這些老古董。”
“中共要復興的不是中華民族，而是繼續奴役中華民族的共產主義文化和馬列教條。當年共產國際在華代理人李大釗講得很清楚，‘試看將來世界，必是赤旗一片，’這就是中共這種復興的精神原動力。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敵視中華民族傳統道統的政治團體，指導這個黨的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一個起源於德國，變種於俄羅斯，傳染到中國的一個非常激進的西方的意識形態”。
余茂春指出，習近平以及中共各級高官敦敦教誨的原則不是克己復禮，復興中華，而是勿忘初心。 “這個初心就是共產黨的最純潔的信念，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始教條。這跟中華民族的輝煌燦爛的過去沒有一絲關係。所以由當今的中國共產黨來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余茂春表示，“中共舉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大旗高喊的‘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國家分裂’完全是騙人的說辭---中共執政以來的七八十年期間，基本上對‘祖國領土’是不怎麼在意的，對自己友好的國家，尤其是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慷慨讓出的中國的傳統國土比台灣一個島的面積要大好幾十倍。不信大家把1949年的中國地圖和今天的中國地圖合在一起來比較，答案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非要拿下台灣的根本原因是反美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作祟，是1945年以來中共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未竟事業的一個部分，是冷戰的一部分，是共產主義專制統治模式與民主自由世界對抗的焦點，”余茂春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