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2013年初次訪問中國四川省阿壩縣的時候，她驚訝於每一座寺廟中的監控攝像頭，以及城鎮中無處不在的軍隊和警察，以至於幾乎不敢下車。這位曾經去過朝鮮的美國記者在她的著作《噬佛：阿壩的劫難與求生》中寫道：在這裡，人們的恐懼程度不亞於北韓。
藏民人生百態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人口大約8萬，藏人占到了94%以上，相比西藏自治區，西方記者在這裡的活動相對自由，於是成為了德米克寫作的首選地。
德米克自2001年擔任《洛杉磯時報》北京分社社長，主要作品有《 洛格維納街：薩拉熱窩生死錄》、《我們最幸福：朝鮮人的平凡生活》等，曾獲得美國喬治·波爾卡新聞獎，羅伯特·肯尼迪新聞獎，以及2010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
德米克於2007年旅居中國。2009年藏人自焚事件頻繁發生之後，她對西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分別於2013年、2014和2015年三次造訪阿壩。《噬佛》一書就是圍繞著阿壩地區展開，其間穿插了近十名流亡印度的阿壩藏人的故事，從三代人的視角講述了中共對當地藏人的壓迫，時間延續長達70多年。
《紐約時報》評論說：“德米克涵蓋了令人敬畏的歷史廣度：從西藏帝國可以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匹敵的鼎盛時期，到今天西藏追求獨立遭遇挫折，轉變為尋求文化和精神上的倖存。” 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本書不僅描述當代西藏，更是闡述了中國目前正在經歷的可怕的時期。” 《每日郵報》則指出：“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以獨特視角講述藏人的苦難，讓讀者了解什麼是被政治風暴毀滅的人生。”
德米克告訴美國之音，她想要描繪藏人的眾生相，尤其是他們的苦難和夢想。她說：“我覺得很少有英文書籍，甚至是藏文書籍，講述21世紀藏人的生活。有很多書都是關於地緣政治的，比如達賴喇嘛的困境，中國共產黨，還有河流的戰略意義，但是你很難了解到西藏人的生活。藏人在媒體上的形象總是一成不變，比如他們是堅韌的游牧民族，還有那些神秘的洞穴。我覺得一直沒有一本書講述當代藏人的故事。”
噬佛
德米克告訴美國之音，她之所以選擇阿壩為中心展開她的敘述，是因為這裡是歷史上第一個經歷中共軍隊大規模破壞的藏族聚居地。
德米克說：“我開始閱讀關於阿壩的資料時，發現了這樣一段關於紅軍長征和阿壩的歷史記錄。阿壩是紅軍和藏區首次遭遇的地方。在1930年代，紅軍從這裡進入青藏高原，沒有足夠的食物和補給，於是開始從藏民家中掠奪食物，並且就像我書中提到的那樣，他們開始吃寺廟裡的佛像。這些佛像由青稞面和酥油製成，給人感覺就像是在'吃佛'。這段記錄來自《吳法憲回憶錄》。”
飢腸轆轆的紅軍將佛像當作口糧，這便是書名“噬佛”的由來。而除了破壞佛像，紅軍還摧毀了珍貴的經書並殺害了寺內僧侶，阿壩縣最大的格爾登寺一度被徵用為紅軍總部所在地，朱德在此打理事務。這段悲慘的歷史似乎為70多年後阿壩成為“自焚之都”埋下了伏筆。
三代人的悲劇
中共對西藏的破壞並沒有止於長征，而是始於長征。在德米克的筆下，分屬三個不同年代的多位藏人回顧了歷史上的關鍵時刻：1958年，德米克稱這是西藏歷史上“時間崩塌”的一年。當時中共在西藏強推“集體化”、“人民公社”和“大躍進”，而無神論宣傳和對僧侶的騷擾也到達巔峰。1959年，藏民與中共解放軍爆發武裝衝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緊接著，“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摧毀了古老的藏傳佛教文化。書中主人公之一貢寶措(Gonpo)出生於1951年，是1949年以前阿壩地區美顙王國末代公主，她的父母在文革中遇害，她本人經歷了下放和多年的不公待遇。
到了80年代，在胡耀邦的領導下，中共當局似乎放鬆了一些高壓政策，當時擔任一所藏族學校老師的才嘉(Tsegyam，出生於1964年)得以偷偷教授學生一些藏族的文化和語言。但好景不長，到1998年，中共在阿壩的寺廟中強制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並且在2003年和2008年兩次關閉了當地最大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格爾登寺— —下屬的一所學校，在此期間還接管了其他由藏人管理的學校並推行漢語教學。
這一系列的高壓政策最終導致了2008年3月阿壩縣的大規模抗議事件，而導火索則是稍早的3月中旬在拉薩爆發的抗議活動。3月16日，數百人在格爾登寺僧侶的領導下走上街頭，舉行和平示威，響應拉薩，隨後遭到當局的武力鎮壓。格爾登寺最高導師格爾登仁波切2011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指出，有近23名藏人在這次鎮壓中遇難。
藏人選擇用一種悲壯慘烈的方式來抗議——自焚。2009年2月27日，格爾登寺僧人扎白在身上澆滿汽油並且點燃了自己，這標誌著第三代阿壩藏人悲劇的開始。主人公之一唐塔(Dongtuk)出生在80年代末，他是2011年自焚的僧人洛桑彭措的好友，他在悲劇發生後曾張貼標語呼籲藏人抗議。為了避免被當局逮捕，他的媽媽索南(Sonam)決定把他送往印度。
格爾登仁波切2011年的證詞中也提到，阿壩地區的藏民遭受的中共壓迫尤其殘酷，三代藏人的生活因此暗無天日。從2008年到2011年，34名阿壩藏人死於政府的迫害或者自焚，另有619人被捕。
自焚之都
從2009年至今，已有近160名藏人自焚，其中高達三分之一發生在阿壩，集中在2011年到2013年期間。格爾登仁波切指出：“達賴喇嘛及和平示威的藏民多次呼籲中共停止鎮壓，並且與藏人流亡政權展開談判，但是中共不僅沒有聽取建議，反而變本加厲迫害阿壩地區的藏人，這是導致藏人自焚事件不斷的主要原因。”
德米克告訴美國之音，在她寫作期間，中共官員已經認識到阿壩藏民的不滿。她說，“當地政府和整個中國共產黨都很在乎面子。中國政治宣傳號稱西藏人民很幸福，他們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很幸福，他們唱著歌、跳著舞慶祝百萬農奴解放日。所以自焚事件對於西藏政府來說是很丟面子的，因為藏民說：我們不幸福。”
德米克說，“他們想要發出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那就是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不滿。自焚幾乎是他們能夠發出的最悲壯的宣言了。這種行為也和他們對於非暴力的信念有關。很多藏人，包括阿壩的藏民都告訴我，他們沒有傷害任何人，也沒有針對平民或者警察，他們只是犧牲自己的性命，來做出一個宣言。他們是佛教徒，他們認為自己不能對他人實施暴力。”
中共官員和中國官媒多次稱藏民自焚行為是“偽裝的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副主席布瓊次仁(Bhuchung K. Tsering)告訴美國之音，中共把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扣上罪名。他說：“如果他們真的想要實施中國政府所說的“恐怖主義”，那麼他們會選擇人更多的地方，或者試圖傷害他人。幾乎所有的自焚事件都發生在偏遠無人的地方，有時候甚至沒有別的藏人在場，所以這不是恐怖主義。”
在德米克的筆下，並非所有的藏人都完全贊同自焚的做法。比如唐塔，他的好朋友洛桑彭措以及堂兄仁增加吉前後自焚，他告訴德米克：“一定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表達不滿”。但是唐塔也都深深理解同胞的選擇，認為他們是出於“巨大的無力感”，和“無法發聲的沮喪”。
前途渺茫
德米克筆下的受訪者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離開了西藏，移居位於印度的流亡藏人首都達蘭薩拉。貢寶措經歷了文革和下放，最終在1989年遠赴印度幫助建設流亡政府，為此與丈夫和小女兒分別30多年，家庭團聚極為不易；同樣在1989年，才嘉幫忙製作支持藏人的標語，以及告知學生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便被指控“反革命宣傳”而入獄18個月。1992年，他流亡達蘭薩拉為達賴喇嘛工作；年輕小伙才百(Tsepey)因為參與了2008年阿壩的抗議活動，而被警方追捕了4年，最後輾轉前往達蘭薩拉；唐塔則在2011年和2012年之間三次嘗試前往達蘭薩拉，他的前兩次努力都失敗了，最後，一條途經尼泊爾的路線幫助他成功到達印度。
德米克告訴美國之音，她筆下的主人公們，以及其它一些她交談過的藏人，多少都認同中共在改善藏區經濟和藏人生活水平上的貢獻，但令他們絕望的是，他們很難擁有和漢人一樣平等的待遇，尤其是人身自由的基本權利。德米克說：“我發現在阿壩和其他地方，很多藏人覺得，在中共治下，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們也感激這一點。但這不是本書的主題。藏人想要某種程度上的尊嚴和自由，不一定是所謂西方的、民主制度的自由，而只是其他中國公民享有的權利。比如能夠講自己的語言，能夠在家中自由地進行宗教活動，能夠自由旅行。自由旅行對於藏人很重要。他們看到其他中國人能夠去歐洲和泰國等地，能把孩子送出國學習。但是藏人不能自由旅行，對於他們來說，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座監獄。”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2015年報告就指出，包括藏族和維吾爾族在內的宗教少數族群的居民，申請護照最長要等五年才能拿到，有時則被直接拒發且不給任何合法理由；而且，自2012年起在西藏自治區施行的額外新規定，導致該區居民出國旅行幾乎受到全面禁止。國際聲援西藏運動於2020年6月報告也指出，中國境內藏人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行動限制，極少有藏人擁有護照，或是獲得國外獎學金的機會；此外，在歐洲的流亡藏人也被當局剝奪了探訪仍居住在西藏境內家人的權利。
與此同時，中共政府在西藏的大規模監視活動日漸升級。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1月初發布2020年中國人權與法治年度報告，稱中共當局對新疆、香港、西藏等治下地區擴大高壓政策。人權觀察組織2020年度報告也指出，在西藏的社區、工作場所和家庭，日益嚴苛的監控和恐嚇壓制了抗議，這也是中共高層官員反復強調的目標。
德米克告訴美國之音：“(我去的)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很多監控攝像頭，比如在寺廟裡，去寺廟的路上也有攝像頭，拍下來進寺廟的人。漸漸的你就會覺得，你一直被攝像頭監視。”
布瓊次仁則指出，中共對於藏人的忠誠沒有信心。他說：“儘管中共說西藏人民很幸福，在他們過去60多年的統治下過的很好。但是他們也知道，藏人從心底里敬畏自己的宗教傳統，也崇敬達賴喇嘛。”
德米克指出，中國正在成為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史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說的“完美的獨裁”：政府的控制是如此全面，對網絡信息的監控如此徹底，監控攝像頭如此無處不在，對公民的生物追踪是如此先進，以至於他們可以滴水不漏地維持統治。
在《噬佛》一書的結尾，這些流亡海外的藏人依然不知前路何方，他們仍在尋找未來的希望。而留在阿壩的藏民們也非常迷茫：當地的經濟得到了顯著增長，阿壩州的地區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0.24億元增至2019年的390.08億元，官方宣布2020年實現了脫貧；與此同時，藏族的文化、語言、宗教、歷史的傳承卻面臨嚴重威脅。德米克在書的最後一章引用了一位藏族商人的話，“我好像什麼都有了，有了錢，有了好的生活，可是我沒有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