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日，8千多萬美國人將可以選擇用英語之外的語言投票，這得益於一項在投票過程中保證向某些群體提供語言協助的聯邦條款。
博伊西州立大學（Boise State University）愛達荷州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加布·奧斯特豪特(Gabe Osterhout)說： “這個想法是讓歷史上被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的群體參與進來，其使命是讓其中一些群體更容易參與這個過程。”
最初的1965年《投票權法案》主要關注南方非裔美國人的權利。 該法案於1975年擴大到涵蓋某些語言少數群體 - 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拉丁裔和亞裔美國人 - 讓他們更容易投票。
民權律師委員會(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Under Law)投票權項目的高級特別顧問吉姆·塔克(Jim Tucker)說： “英語投票材料或信息本質上是一種識字測試，它排除了那些可能完全識得自己母語的人，或者完全不識字的人，但它起到了阻礙人們參加投票的作用。”
美國人口普查局每五年決定一次哪些語言少數群體必須獲得以其母語表達的信息。這個決定是基於某一地區是否有超過5%的合格選民只能說有限的英語，或者某個司法轄區是否有超過1萬名合格選民只能說有限的英語。
這些地方的當地選舉官員通常會被要求提供第二種語言的投票材料，包括選票。
在2021年12月，人口普查局列出了331個在2022中期選舉前符合上述標準的轄區。這是有史以來該聯邦條款涵蓋轄區數量最多的一次，比2016年增加了68個。
該條款涵蓋的轄區大多是郡和市，但是也有三個州。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必須在每一次州範圍的選舉中提供西班牙語的投票資料，不過這些州的某些地方不需要在地方選舉中提供雙語選票。
8千多萬符合投票年齡的公民居住在選舉官員必須提供少數語言協助的地區。
儘管美國司法部告訴受影響的轄區，他們符合準則並且必須提供語言協助，但並沒有固有的機制來執行這一規則。
奧斯特豪特說：“如果我們試圖了解這對投票率的影響，我們卻不知道這一條款涵蓋的郡是不是做了他們該做的事。另一方面，有一些郡、市或者鎮並不被這一條款涵蓋，但他們還是選擇提供了那些材料。”
不過，一份對1996年11月和2000年11月的選民註冊和投票數據的分析證明，“《投票權法案》的語言條款對涵蓋的語言少數群體的投票率產生了重大和積極的影響。”
比如，邁克爾·瓊斯·克里亞(Michael Jones-Correa)和以色列·威斯梅爾·梅內(Israel Waismel-Manor)教授發現，在《投票權法案》語言條款涵蓋的縣，拉丁裔選民的投票率比不提供西班牙語材料和援助的縣高11%。 他們還發現，在提供語言幫助的縣，拉丁裔選民註冊率比沒有提供語言幫助的縣高出15%。
塔克是《雙語選票之戰》(The Battle Over Bilingual Ballots)一書的作者，他說：“自1975年來，我們確實看到被涵蓋的所有語言少數群體的參與大幅增加，其中有四個群體：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拉丁裔或西班牙語選選民，以及講亞洲語言的亞裔美國人，這很大部分要得益於投票權的語言條款。”
他補充說，語言要求並不會加重所涵蓋的郡的財政負擔。
他說： “在很多情況下，不會產生額外的費用。即便是有，這也不是完全沒有聯邦資助的強制措施，因為聯邦政府事實上提供了資金來抵消——在某些情況下支付——轄區產生的全部費用。”
《投票權法案》原定於1970年到期，但已五次獲得兩黨多數票的重新授權。 最後一次重新授權是在2006年，為期25年。
塔克說： “這不是任何一個黨派爭權奪利的情況。因為在那些獲得協助的英語能力有限的選民之中，有很多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和政黨也各不相同。”
德克薩斯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瑪麗·布倫南(Mary Brennan)同意這一觀點，她認為假設以不同語言投票的人一定以某種模式投票是錯誤的。
布倫南說： “我們假設講不同語言的人們會以某種模式投票。我們會說：他們是移民，所以他們會投票給民主黨。......我們不能假設他們會做什麼。佛羅里達州用西班牙語投票的人也許非常保守。我認為，僅憑他們以不同語言投票，就假設他們會以某種模式投票，這是非常危險的。”
奧斯特豪特認為，儘管很多人最後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來用自己的第一語言投票，這種努力並沒有白費。
他說：“即使人們最後沒有使用這一權利，也沒有投票， 但是讓投票更容易是更道德的做法，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是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