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方學者說，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精英階層力促國家改善環境污染，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中國是否也會出現這種局面？有中國非政府組織人士認為，當局以維穩為由，繼續打壓他們在環境等社會問題上的訴求。不過，也有跡象顯示，外國專家期待的一些改革正在中國實行。
自由撰稿記者柴靜《穹頂之下》的環境議題記錄片引起國際學者思考。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管理經濟學和決策學教授尼可拉佩爾西科（Nicola Persico）撰文指出，在解決環境污染的鬥爭中，英國的歷史也許對中國有某種啟示。
佩爾西科最近在財富雜誌上發表文章說，英國工業革命孕育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1830年至1884年“改革時代”結束時，英國家庭男性戶主獲得選舉權，國家民主化“和諧進行”，馬克思階級鬥爭預言沒能實現。佩爾西科說，這段歷史同當時關注環境和健康問題的英國城市精英的支持和推動有關，
因為他們和廣大平民一樣，受傷寒和霍亂等環境疾病的嚴重影響。
佩爾西科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社會目前也存在這樣一批人。
她說﹕“顯而易見，中國社會精英十年來顯著地積累了大量財富，也為整個國家創造了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面臨著和普通老百姓一樣的問題：污染，交通等公共服務不足，清潔空氣和飲用水，等等。這些問題影響富人和窮人的程度大致相同。在這種情況下，精英和貴族統治階層很有可能共同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管理辦法。”
這位美國學者表示，19世紀的英國和21世紀中國之間，存在社會和政治異同。當年英國議會有“強大獨立”的選舉制度，而中國目前是一黨獨裁，國家沒有民主架構。
不過，他同時指出：“19世紀英國社會精英和當下中國精英之間存在差異，但是也存在社會結構上的相同之處。例如，就財富分布不平等而言，兩國情況相差無幾。以基尼系數為標準，兩國的基尼系數都是0.5左右，這說明兩國財富分布不等的情況很相近。兩國精英不同之處在於對政治的影響力，相比今天中國的社會精英，19世紀英國精英階層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更強，更充分。”
他說，中國的發展正在結束比較容易的“追趕”階段，環境和健康挑戰異常突出。為此，政府管理方式必須“逐步改變”。在這個問題上，今天的中國和19世紀英國統治者面臨同樣挑戰。在政府政策方面，兩國都可能要求下級政府官員對環境等公眾議題更加負責。例如，中國中央政府可以進一步向地方放權，或者，不放權力，而是將環境指標作為省市長升遷條件。他還說，信息時代的中國社會民間力量的溝通和交流能力，是當年英國無法想象的。
中國有無類似英國當年的社會精英階層？中國網上“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確包含這一討論，但是各方說法莫衷一是。有的將社會精英同中國語境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官二代”、“富二代”聯繫起來；網上“涅磐者”撰文，將中國精英、官員和企業名流統稱為“權貴資本主義”。
陸軍是設在北京的非政府組織“益仁平中心”的法人代表。談到當前中國民間組織和社會輿論對政府政策影響力問題時。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在一個正常的國家，NGO是可以發揮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環保這類民生議題上。但是在中國特別是最近幾年，政府對NGO非常緊張和警惕，而且加大了監控力度，從去年秋天開始，開展了針對NGO的打壓運動，導致很多NGO被搜查和關門，很多NGO的人遭抓捕。這種情況下，指望NGO工作上大膽，高效，恐怕是不太現實的。”
針對佩爾西科教授有關社會精英可以利用環境議題推動社會改革的可能性。
陸軍表示：“尤其是對從事環境問題的NGO，應該說，它和地方當局以及既得利益者有利益衝突，會触及到這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利益集團因此很可能借助目前當局對NGO的打壓力度，對NGO進行限制和打擊報復。”
陸軍說， 3月24日凌晨， 20多名身穿警服的人抓走了益仁平中心的一位同事，然後進入中心所在的中盛大廈，撬鎖搜查了4、5個小時，抄走很多文件。另外，3月8日國際婦女節當天，中國三個不同城市的5位女權活動人士因計劃進行“公交車反性騷擾”活動，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為由刑事拘留。
但同時，中國正在嘗試官員升遷與環保業績掛鉤機制改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四期刊載孫偉增等人的文章說，環保考核已經和地方官員晉升與環境治理掛鉤。
2004-2009年中國86個重點城市經驗顯示，過去官員追求以經濟增長為主的晉升激勵指標，現在，中央對地方官員新的考核機制正在發揮“正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