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經濟衰退、國際外交環境惡化的局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似乎並不急於尋找有效應對方案，相反卻試圖用毛時代政治洗腦和控制言論方式鞏固權力、穩住陣腳。
近日，中國科學院公佈了新版《中國科學院院士行為規範（試行）》，新《規範》增設“禁止行為”章節，五條禁令之一是禁止院士 “公開發表與自身專業領域無關的學術意見”；“禁止參加與本人職務職責和專業領域無關的諮詢、評審、評價、評估、推薦等活動”；“禁止違背推薦、評審、鑒定和評獎等活動的公平和保密原則。”
此外，繼3月底習近平主持召開學習貫徹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來，現在又將此深入到國企和政府機構。
包括《彭博社》、《日經亞洲》在內的媒體，報導了中國國有銀行、航空公司、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高管和員工描述學習習近平思想的冗長會議和討論。
《日經亞洲》報導說，一位企業主管在兩個小時的會議中花一個半小時談學習習近平著作的感想。他說，他把習主席的著作放在辦公桌上，以便在工作中遇到困難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學習習近平思想：超現實場景
“我感到很超現實。我認識他十多年了，他一直是個正常人，”一位與會者回憶道。“我不知道他真的這樣想，還是他不得不這樣說。”
一些國有企業的高管被派往北京郊區的學習中心，閉環學習習近平思想，學習時間從幾周到甚至三個月不等。
中共黨員，甚至一些國有機構的非黨員，都被趕去參加每天舉行的習近平意識形態學習會，他們還要在會上進行自我批評——包括批評親西方的經濟思想——並分享他們的反思。
本週，中宣部和教育部聯合推出為大學生編寫的習近平思想教材。據中央電視台報導，全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確保習近平思想“進課堂、進課本、進大腦”。
《日經亞洲》引述一位國有航空公司的官員的話，說他認識到了“開展更多鬥爭”的必要性，“作為沒有經歷過革命時代鬥爭的年輕一代，我已經逐漸習慣思想上的安逸”，這位官員說。“通過學習習主席的著作，我體會到，在這個時候，我們要敢於面對這些鬥爭。”
這些似曾相識的場景讓人感到習近平似乎把中國帶回了毛時代的文革，那時人人要“早請示、晚彙報”，對毛的著作要“急用先學、立竿見影”，要把毛的話“落實在行動上、融化在血液中”。
毛時代：自動洗腦；鄧時代：以胃洗腦；習時代：教育洗腦
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國光認為，習近平的洗腦雖跟毛時代洗腦一脈相承，但已不可能完全回到毛時代。
吳國光說，毛時代在中國大陸建立了“自動洗腦機制”，其特徵為：以暴力為後盾、重塑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建立“毛腦軟件”）、全方位改造精神世界、完全壟斷信息源。
文革結束、毛理論破產，“六四”鎮壓，蘇聯倒台，以及鄧小平為挽救中共執政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等一系列國際國內巨變，“使得毛時代的洗腦機制不再簡單有效” 。
中共遂以發展經濟和社會維穩為兩大主軸實行了“精緻宣傳”大戰略。吳國光將這一時期的中共洗腦概括為，“以胃洗腦”，即掌握人的腸胃（忙於賺錢滿足物質生活）進而掌握人的腦袋。他稱此為洗腦的一種進化，或“鄧氏軟件”。
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聿文說：“習要搞極權，可又擔憂領導幹部心裡不服，因而每隔一段時間，找個名目在全黨舉行集中教育活動，以對全體黨員尤其領導幹部統一進行思想洗腦。”
“其實說到底就是要你聽話，要你順從，就是要你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習近平的不准妄議，都是一樣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說。
鄧聿文說，這種學習教育運動暴露了習的不安全感。“對習不滿的官僚，依然會對他不滿；對習懷有二心的，依然會對他有二心。從這個意義說，極權統治者哪怕建立了穩固的極權體制，還是時刻對權力有一種不安，隨時會採取強化權力的舉措。”
習近平統治進入2+2=5時代
習近平在頻繁開展政治學習教育的同時，將中共宣傳大戰略調整為“認知戰”。“因為中國和世界關聯加深，海量信息的存在成為難以改變的現實。於是中共利用人們認知能力在處理海量信息上的無力，把力量用在了強力塑造信息源本身，”吳國光說。其目的是 “著力擾亂、混淆、癱瘓和摧毀人們的基本認知能力。”
前中國經濟體改所研究員、《歷史嬗變關頭中國向何處去？》主編張艾枚說，習近平統治已經進入了2+2=5的時代。2+2=5出自奧威爾的《1984年》。代表黨的老大哥對審訊者說，2+2可以等於4，也可以等於5，有時甚至也會等於3。
“也就是說，2+2等於幾的自由和權利被黨和老大哥剝奪了，老大哥和黨說是幾你就必須承認是幾，”張艾枚說。
吳國光認為，重塑新冠疫情敘事就是習近平認知戰的典型案例。“2022年12月的中國還處於‘疫情海嘯’的大規模人道災難之中，到2023年2月，中共已經把兩個月前十幾億人形成的集體記憶完全改寫！”
吳國光認為，習時代洗腦與毛時代洗腦相比，四大特徵“依然持續”，而暴力因素尤為突出，而且“正在日益擴大其應用範圍”。
張艾枚說，習近平上台後把更多公共知識分子打入了大牢，“高瑜被判了7年，任志強18年，孫大午18年，還有伊利哈木，他在胡溫時期被抓但沒判刑，到了習近平時代不僅判了而且是無期徒刑，沒收所有財產，其迫害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海外兩場洗腦研討會
最近，海外中國民運人權團體針對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兩場討論會。5月底，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研討會後，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和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主編出版了由22篇文章組成的《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一書。
本月初，紐約思想傢俱樂部與《北京之春》雜誌、國際戰略家聯盟、胡耀邦趙紫陽紀念基金會、《當代中國評論》雜誌合作，又在紐約就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討論會。
宋永毅說：“習近平復辟文革2.0後得到一些年輕人和中年人的擁護，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六四和文革，更不知道50年代的思想改造，所以才會造成這個極權主義的一統天下。”
夏明說：“習近平中國對二戰後西方世界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進行全方位挑戰。這個威脅非常大。當下研究討論洗腦、解構洗腦，中共洗腦的策略、方式，同時提出各種防止洗腦的各種應對策略，就變得非常重要。”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洗腦，也稱為強制說服，系統地努力說服非信徒接受某種忠誠、命令或教義。它是一個通俗術語，更普遍地適用於旨在操縱人類思想或行動，違背個人慾望、意志或知識的任何手段。通過控制物質和社會環境，試圖摧毀對任何不喜歡群體或個人的忠誠，向個體證明其態度和思維模式是不正確的，必須改變，並培養對執政黨的忠誠和毫無疑問的服從。”
中國獨立作家趙志彬因2014年在台灣出版了《洗腦的歷史》，被中共當局以“非法經營”罪逮捕並判處一年十個月有期徒刑。
一般認為，“洗腦”最早被引入英文世界始於美國情報人員出身的記者兼作家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1951出版了《紅色中國的洗腦：對人的思想有計劃的破壞》。
洗腦研究不宜擴大化 最終解構得靠共產黨
獨立學者虞平認為，對中共洗腦的研究不應擴大化。他說，洗腦、宣傳、認知構建是三個不同的東西。他傾向於用認知構建來解釋中共對人的思想控制和操控。
“它並不完全通過強制、暴力手段來實現，”虞平說。“它是通過把自己的價值觀隱藏在對事實的描述中來實現的。”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說，中共洗腦是有組織犯罪行為，很難靠外力打破它，“只有兩個情況能改變共產黨的有組織犯罪。第一，當他們發生權力鬥爭的時候（洗腦自然就失效了），因為權力鬥爭時高層就有裂痕了、不一致了，而所有洗腦教育都和嚴密組織紀律教育相聯繫，都建立在高層是正確神聖的基礎上。第二，他們的宣傳出現了災難性破產。”
“我現在接觸的中國年輕人基本上都能翻牆，他翻牆也不看咱們的東西，”王軍濤說。但是 “當共產黨把罪行犯到他頭上的時候，他就覺醒了。”
“共產黨是最大的啟蒙者，” 王軍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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