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享有『亞洲民主燈塔』之盛譽，而民主體現在人民的生活上，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自由選舉、言論自由和自由媒體，這也是台灣人顯少有爭執的民主底線。
自1988年報禁正式解除以來，台灣不管在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媒體平台上，都有言論和資訊自由流通、以及傳媒自主發展的空間，尤其近年來，隨著網路發達，自媒體更是空前地蓬勃，一個人、一張嘴、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是一家廣播電視台，不再有來自黨政軍的言論審查。
但回首報禁解除這三十多年來，台灣的新聞媒體真的提供了平衡、客觀的真知灼見、並扮演提升社會品質的關鍵角色嗎？普羅大眾對媒體充分信賴嗎？
台北的黃小姐說：『網路新聞的部分，真假有時候我們會需要去質疑一下、需要去求證，那它的八卦的東西會比較多一點，就是，政策的東西會少一些些。電視的真實性會比較高，但是我覺得不同的頻道它可能有不同的色彩。』
台北的薑先生說：『少部分信賴，大部分都不信賴，對親中國的媒體，我都不太信任，因為他們是偏中共的一些言論，都是不實的報導。』
也就是說，假新聞、八卦當道、政治選邊站的所謂藍綠媒體和親中的紅媒是台灣媒體現今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在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的2019年數位新聞報告中，台灣在38個國家之新聞可信度的調查中，排行倒數第五名，而且只有三成閱聽人認為，新聞媒體發揮了監督權勢或維護正義的天職，也就是說，七成的閱聽人對新聞既不信任、也不滿。
即便台灣的媒體已經走出了只能寫官式文章、為當權者服務的困局，為何在閱聽大眾心中的可信度卻是疲弱不振呢？
從剛剛結束的2020年總統大選中整體新聞媒體的表現來看，就可以看出台灣部分媒體仍向政治力低頭、且缺乏獨立調查報導的體質。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陳順孝說：『媒體背後的所有權結構、老闆的政治押注可能都還是有關。第一個，比較黨同伐異，然後，比較缺乏自己去設定議題、或自己去調查報導，就是等於跟著候選人走，候選人拋什麼議題、就跟著報什麼議題。』
部分媒體遭財團把持，再加上，媒體人服膺於報老闆的政治偏好，其結果就是，台灣傳媒逐漸兩極化為支持國民黨的藍媒、和支持民進黨的綠媒，對於這種黨同伐異的偏頗現象，部分媒體人竟還自我合理化為一種平衡，是一墮落。而近年來，還出現了收錢幫中共政權在台宣傳的紅色媒體，這則是另一種墮落。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陳順孝說：『就新聞專業來說，我們不應該依附於某一個黨派、應該就事論事。尤其是[紅媒]，[紅媒]很大一部分跟中共有一些連結，這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因為它涉及到國家安全，它跟藍綠是兩個層次的問題。藍綠是黨派的問題，紅牽涉到國家安全。』
因為中共的滲透，使得台灣在2019年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最新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上，跌落蟬聯兩年的亞洲冠軍地位。
媒體出現顏色立場，也連帶有吸引不同政治立場受眾收視率的商業考量，就和炒作八卦和大噴政治口水、以博取眼球或點閱率的商業媒體一樣，殊途同歸；但種種的偏頗，歸根究底還是媒體人的失職。
例如，2020年總統大選投票前，雖然民調在國民黨候選人的操作下開始失真，但多位資深媒體人除了表態支持民調落後的韓國瑜外、竟還開始預測起他的勝選得票率，讓人不禁質疑，這樣類似賭盤式的押注，到底符合了那一項資深媒體人的報導天職？
資深媒體人陳揮文在選後的第一周就為自己的預測失準公開道歉，他說：『我也要檢討，我說，韓國瑜會贏120[萬張票]，結果輸264[萬張票]，加起來[落差有]384[萬張票]，有比較誇張一點，是真的一點都不准。』
陳揮文公然承認，這樣的預測雖然參酌了收視率和造勢場合的人數，但猜測的成份還是居多，然而，這種相對片面、又不嚴謹的評論在媒體人化身的名嘴圈中，並非少見。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陳順孝說：『這些所謂的名嘴，可能也是在台灣新聞亂像中很嚴重的一環，因為這些名嘴，早期可能是資深記者，當名嘴之後，每一天也許自己主持節目、也許上節目，但大量的發言，很大一部分其實沒有辦法做紮實的查證，所以，也是在黨同伐異的過程裡邊、會不斷地去渲染。』
除了亂象，台灣選舉多年來充斥著政治口水、尤以今年總統大選最為嚴重，除了三大候選人本身少有論述政見，就連媒體也不積極剖析嚴肅的政見或國家政策、讓這場選戰被形容成史上政見能見度最低的一次。
只是，台灣閱聽人因為彼此的政治立場、也各自形成同溫層，對於媒體的種種失序似乎也相對寬容，這對有志於跳脫藍綠政治立場、甚至紅媒滲透、且有深入報導和獨立調查理想的新聞從業人員來說，都是種打擊。
去年6月，前中時集團地方記者廖肇祥就因為報社過分親中、自我審查包括“六四天安門”、“香港送中運動”等新聞議題而選擇離職，他就感嘆，台灣記者所面對現實和理想難兩全。
他說：『以第一線的記者，其實你所掌握到或接收到的真正的民意的取向，其實跟報老闆他們要的不一樣，特別台灣媒體，被國際認為是說，整個境外勢力在新聞操弄來講，是最嚴重的情形，現在，我們的記者很多其實面臨這樣的一個心理上的掙扎。』
廖肇祥期盼，去年底通過的反滲透法，能對受境外勢力資助、而滲透台灣社會和選舉的媒體，有所遏止。
根據反滲透法，任何人在台灣接受境外敵對勢力，例如，中國之指示或資助，來遊說、影響社會或選舉時，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最高1000萬元的罰金。
至於商業媒體的藍綠失衡現象，主管機關NCC也曾於去年做出裁處，中天新聞因過度報導韓國瑜而被處以新台幣120萬元的罰鍰，三立和TVBS台則因明顯帶風向及查證不足而被罰20萬元，然而，電視台除非有廣播執照被吊銷之虞，這樣的罰鍰能發揮多少遏止效果，還有待觀察。
陳順孝認為，對於商業媒體回歸專業的規範，只能透過其本身的自律或觀眾的淘汰，但兩者都有難度。
慶倖的是，台灣仍有少數優質媒體堅守崗位、積極發揮第四權的監督力道，獨立追蹤公共議題、並深度報導，為受眾知的權利把關。
陳順孝副教授就點名，像是公視、端傳媒、報導者或沃草等獨立媒體，就為台灣要一個什麼的媒體環境做了最佳示範，他們不僅做到中立和衡平報導的基本原則，更發揮媒體的使命，深入調查公共議題，實踐社會正義，其中，沃草的議題實驗室就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解析各法案，提高社會討論公共議題的參與度。
而新興媒體讀＋（READr）發起的2020總統候選人事實查核計畫，也獲得不少媒體回應，共同揪出三大候選人公開發言中的真假成分，協助閱聽人破解假資訊和其產出、提升他們的媒體識讀力。
陳順孝說，台灣可以朝壯大公共和獨立媒體的方向努力，來帶動提升整體的新聞品質，不過，身兼公視董事的他也坦承，優質媒體諸如公視新聞，長年可信度第一、但收視率卻敬陪末座，代表優質媒體的市場競爭力堪憂。這其實也反映出，台灣閱聽人不愛看優質報導、且普遍缺乏媒體素養和識讀力的另一個大難題，畢竟有什麼的觀眾、就會養出什麼樣的媒體，也因此，台灣要提升媒體品質，媒體本身、媒體人和觀眾都肩負共同的責任，也才能推動社會改革、並進一步鞏固台灣的民主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