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槍響後，當時任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站長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 在醫院見到了成堆的平民屍體。他說，死難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這位資深媒體人日前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莉雅的專訪，談到了這場鎮壓的殘酷以及他身邊的中國民眾表現出的愛心與勇氣。
記者：六四事件爆發時，您當時在哪？是怎麼得知這個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個英國同事從木樨地打電話告訴我，說他們在那裡開槍了，他並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飯店裡也租了一間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
邵德廉當時手下有好幾個記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決定坐鎮北京飯店，以便於聯絡。
他說：“我還從我在建國門外大街的記者那裡得到消息，說有一名男子被一輛裝甲車碾死了。這是我獲得的有關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個報道，我也知道廣場西邊也發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喬納森的記者會說中文，6月3號晚上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直呆到凌晨1點左右，在裝甲車進入廣場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隨後失蹤了36個小時。邵德廉後來才知道，喬納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毆打後被帶到國安局的一個拘留所，不得不在認罪書上簽字後被扔到距離北京幾英里的一個村子裡，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六四發生後，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並在醫院看到堆積在那里的屍體。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醫院，要求醫生讓我進去，我知道這裡堆了屍體。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開始鎮壓了並下達了不要讓外國人進來的命令，但是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我讓他進去。’我進去後看著死屍堆，我意識到，他們的年齡偏大，不可能是學生，他們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們必須記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學生。”
由於中國當局隱瞞真相，到目前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難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當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數，儘管我有我的估計。我估計至少有7、8百，但是也可能超過了1千5百人。但是我感到很沮喪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
不過他認為，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他還相信，那些被調到北京對民眾開槍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這件事的，而且他們終究有一天會講述這個故事。
報道過越南戰爭、老撾與柬埔寨的衝突以及1971年爆發的印巴戰爭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體驗了一些驚險的場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號，我醒來後發現他們在朝我們的大院開槍，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大院裡不僅有外國記者，還有外交官。”
他後來才搞明白，解放軍部隊在經過這個外交公寓的時候特意開槍，針對的是住在裡面的外國記者和駐華武官，因為他們對這些人利用這個公寓，包括在屋頂、窗戶和陽台，觀察部隊和坦克的動向感到很氣憤。
邵德廉：“我當時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亞外交官家的公寓陽台，因為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國門外的部隊的行動。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時候，一個拿著揚聲器的中國軍官說，‘走開，否則我就朝你開槍了’。”
在這起槍擊事件裡，讓邵德廉特別感動的是一位中國保姆的故事，這位保姆負責照看美國大使館一位安全官員的2個小孩。
邵德廉：“她一聽到樓裡有槍聲後，她就撲到這兩個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讓我感動不已。”
外交公寓遭到槍擊的事件加速了外國人的撤離，而在6月6號，邵德廉的妻子歐慕蓮與6歲的兒子馬修和1歲多的女兒撤到香港。對於馬修來說，中國當局對六四的鎮壓徹底摧毀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離開他所在的北京國際學校，他的很多同學與朋友也都紛紛離開了中國。在6月4號那天，馬修畫了一幅蠟筆畫來表達他的看法。他畫了一隻看起來非常凶惡的暴龍和一只三角恐龍襲擊一隻小翼龍。暴龍和三角恐龍代表的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中國軍隊，而那隻小翼龍代表的是學生。
撤到香港之後，馬修還寫了一首歌，表達他對與朋友分離的沮喪。跟在他媽媽身後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時，他會情不自禁的大聲唱起來，其中針對鄧小平的那部份歌詞是：你讓我的朋友離開了，我不得不說你很自私，因為你在開槍、在殺人。針對他的朋友的那部份歌詞是：當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時候，我開懷大笑。當我知道你已經離開了的時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除了影響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響了這位資深記者和家人對北京人的看法。
邵德廉：“我妻子對我說，這個城市裡沒有人有什麼道德感。這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沒有人對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煩的營業員、很粗魯的人、人們推來擠去等等。天安門事件很偉大的一點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間，出租司機免費搭載學生，學生可以免費坐火車到北京來。我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都要保護學生，他們排成隊，在裝甲車前用肉體形成一道人牆。”
邵德廉認為，這是天安門事件給他留下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印記。而另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當局鎮壓之前的游行抗議是多麼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攝的錄像，你會看到和平的抗議。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點都不擔心她。即使是在6月3號那一天，我妻子還在外面，帶著我女兒，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觀看攔阻軍車的婦女對士兵說，不要對學生開槍，不要對人民開槍，你們就是人民。”
他認為，當局目前對紀念六四的人所進行的打壓證明他們沒有面對歷史的信心，而這是非常悲哀的。不過，這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記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國人一樣，他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邵德廉有關六四事件的報道在1990年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提名。這位獲得過多項新聞獎的美國資深記者駐在亞洲長達18年的時間，被認為是美國最受尊敬的亞洲事務記者之一。從2007年起，他一直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的執行編輯與副台長。
記者：六四事件爆發時，您當時在哪？是怎麼得知這個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個英國同事從木樨地打電話告訴我，說他們在那裡開槍了，他並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飯店裡也租了一間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
邵德廉當時手下有好幾個記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決定坐鎮北京飯店，以便於聯絡。
他說：“我還從我在建國門外大街的記者那裡得到消息，說有一名男子被一輛裝甲車碾死了。這是我獲得的有關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個報道，我也知道廣場西邊也發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喬納森的記者會說中文，6月3號晚上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直呆到凌晨1點左右，在裝甲車進入廣場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隨後失蹤了36個小時。邵德廉後來才知道，喬納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毆打後被帶到國安局的一個拘留所，不得不在認罪書上簽字後被扔到距離北京幾英里的一個村子裡，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六四發生後，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並在醫院看到堆積在那里的屍體。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醫院，要求醫生讓我進去，我知道這裡堆了屍體。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開始鎮壓了並下達了不要讓外國人進來的命令，但是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我讓他進去。’我進去後看著死屍堆，我意識到，他們的年齡偏大，不可能是學生，他們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們必須記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學生。”
由於中國當局隱瞞真相，到目前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難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當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數，儘管我有我的估計。我估計至少有7、8百，但是也可能超過了1千5百人。但是我感到很沮喪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
不過他認為，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他還相信，那些被調到北京對民眾開槍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這件事的，而且他們終究有一天會講述這個故事。
報道過越南戰爭、老撾與柬埔寨的衝突以及1971年爆發的印巴戰爭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體驗了一些驚險的場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號，我醒來後發現他們在朝我們的大院開槍，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大院裡不僅有外國記者，還有外交官。”
他後來才搞明白，解放軍部隊在經過這個外交公寓的時候特意開槍，針對的是住在裡面的外國記者和駐華武官，因為他們對這些人利用這個公寓，包括在屋頂、窗戶和陽台，觀察部隊和坦克的動向感到很氣憤。
邵德廉：“我當時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亞外交官家的公寓陽台，因為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國門外的部隊的行動。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時候，一個拿著揚聲器的中國軍官說，‘走開，否則我就朝你開槍了’。”
在這起槍擊事件裡，讓邵德廉特別感動的是一位中國保姆的故事，這位保姆負責照看美國大使館一位安全官員的2個小孩。
邵德廉：“她一聽到樓裡有槍聲後，她就撲到這兩個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讓我感動不已。”
外交公寓遭到槍擊的事件加速了外國人的撤離，而在6月6號，邵德廉的妻子歐慕蓮與6歲的兒子馬修和1歲多的女兒撤到香港。對於馬修來說，中國當局對六四的鎮壓徹底摧毀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離開他所在的北京國際學校，他的很多同學與朋友也都紛紛離開了中國。在6月4號那天，馬修畫了一幅蠟筆畫來表達他的看法。他畫了一隻看起來非常凶惡的暴龍和一只三角恐龍襲擊一隻小翼龍。暴龍和三角恐龍代表的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中國軍隊，而那隻小翼龍代表的是學生。
撤到香港之後，馬修還寫了一首歌，表達他對與朋友分離的沮喪。跟在他媽媽身後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時，他會情不自禁的大聲唱起來，其中針對鄧小平的那部份歌詞是：你讓我的朋友離開了，我不得不說你很自私，因為你在開槍、在殺人。針對他的朋友的那部份歌詞是：當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時候，我開懷大笑。當我知道你已經離開了的時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除了影響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響了這位資深記者和家人對北京人的看法。
邵德廉：“我妻子對我說，這個城市裡沒有人有什麼道德感。這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前。沒有人對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煩的營業員、很粗魯的人、人們推來擠去等等。天安門事件很偉大的一點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間，出租司機免費搭載學生，學生可以免費坐火車到北京來。我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都要保護學生，他們排成隊，在裝甲車前用肉體形成一道人牆。”
邵德廉認為，這是天安門事件給他留下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印記。而另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當局鎮壓之前的游行抗議是多麼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攝的錄像，你會看到和平的抗議。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點都不擔心她。即使是在6月3號那一天，我妻子還在外面，帶著我女兒，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觀看攔阻軍車的婦女對士兵說，不要對學生開槍，不要對人民開槍，你們就是人民。”
他認為，當局目前對紀念六四的人所進行的打壓證明他們沒有面對歷史的信心，而這是非常悲哀的。不過，這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記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國人一樣，他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邵德廉有關六四事件的報道在1990年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提名。這位獲得過多項新聞獎的美國資深記者駐在亞洲長達18年的時間，被認為是美國最受尊敬的亞洲事務記者之一。從2007年起，他一直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的執行編輯與副台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