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省吃儉用，很艱難才能湊合兩餐飯菜，只能吃菜，吃魚也只能吃小鹹魚乾，這已是一餐了，”居於香港公共房屋，目前已經八十多歲的王女士告訴美國之音。
王女士是一位獨居長者。她在退休前是清潔工人，最多只能賺取數千港元月薪。雖然她有子女，但都已經成家立室，難以給她高額生活費。所以目前她只能靠積蓄和綜援維生，每天只能節衣縮食勉強渡日，難以擺脫貧困。
然而像王女士這樣的貧困者在香港早已是司空見慣。儘管全球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逐漸復甦，但所謂的“東方之珠”香港經濟仍持續低迷。香港樂施會日前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香港貧窮問題近年來急速加劇，至今已有近140萬人陷入貧窮狀態，貧富差距更擴大至81.9倍。有學者認為，政府施政失誤令香港錯失改善經濟結構良機，甚至連政府本身也因為財困，令香港陷入經濟死局。
樂施會在10月2日發表《香港貧窮狀況報告2024》，以“逆境下的出路：以轉變迎接改變”為題，以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研究今年首季香港整體貧窮狀況。報告指出，住戶月入中位數以十等分計算，最低的第一等人士與最高第十等人士的貧富差距，從2019年疫情前及社會運動發生前的34.3倍，擴大至今年首季的81.9倍。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數更從2019年的3,500港元，減至今年首季的1,600港元，跌幅達54.3%。
另一方面，香港65歲或以上貧窮長者人數超過58萬，較2019年急增42.9%。至於獨老和雙老貧窮住戶在今年首季錄得合共超過26萬，比2019年的17.5萬增加8.5萬。
樂施會港澳台專案總監黃碩紅分析指，香港長者大部份沒有收入，而強積金在2000年才開始實施，一般來說，他們累積的強積金不多，加上沒有太多積蓄，就算有子女也因為整體經濟環境轉差，難以提供經濟支持。
移民潮令遺留長者陷入貧窮
對於香港長者貧窮人口急增，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以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鐘劍華，認為近年香港人移民潮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他告訴美國之音：“選擇移民的人都是有一定經濟條件，他們離開了，留下家中老人留在香港。他們從前是一起居住，薪水算在一起，令大家都不算貧窮人口。但當有賺錢能力的成員離開，剩下獨老或雙老家庭。由於現在國際貧窮線是不計算積蓄和資產，只算收入，長者根本沒收入，於是容易掉進貧窮網。 ”
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葉錦龍，在中西區區議員任內經常接觸區內長者。他認為沒有收入不單令長者難以擺脫貧窮，更令貧窮問題加劇。他表示：“有些老人家可能在1960至70年代已經置業，現在供款完畢準備安享晚年，卻因為有資產、沒收入，令政府將他們視作有資產人士，將他們趕離社會保障網。而且他們居住的地方面臨市區重建或樓宇大維修，這些政府政策本身或是良策，但對於長者來說可能成為負擔，會消滅他們的積蓄。”
樂施會報告的另一個重點，是香港貧窮人口從2019年的127.5萬，上升至今年首季的139.5萬，佔總人口20.2%，是近六年來最高。而且報告顯示，今年錄得4.39萬名失業者屬貧窮人士，當中有54.6%的失業原因是被遣散或解僱。鐘劍華認為消費力整體外移是形成這問題的重要原因，由於香港人近年傾向將錢留在長假期到外國旅遊，令香港內部消費萎縮，形成近年的結業潮，員工就算逃過結業潮，也因為經濟不景而影響收入，令更多人陷入貧窮網。
對於解決貧窮問題，樂施會建議從官民兩邊著手，政府應重新考慮訂立貧窮線，以製定更有效的扶貧政策。不過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本身也陷入財政困境。香港政府近年以賣地為主要收入來源，在高峰期的2017至18財政年度，土地收入曾高達1,648億港元，佔當時政府收入接近三份之一。可是因為各種不同原因，近年來香港政府賣地收入大幅減少，2023至24年財政年度竟只有195億港元土地收入，創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
香港政府陷入財政困境難扶貧
可是由於香港屬於“開放型小型經濟”，政府財政開支有接近六成用於難以削減的開支，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房屋等各方面。於是在收入大減，支出卻無法減少之下，香港政府只能在連續兩個財政年度，推出超過一千億港元的赤字預算案。
於是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逐漸萎縮，從以往的30個月開支，減少至今年初庫務署公佈的6,851億港元，僅夠香港政府的11個月開支。但到了今年8月30日香港政府公佈財務狀況，表示在今年7月31日，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下跌至5,992億港元，不足香港政府的10個月開支。所以香港政府在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計畫未來5年加碼發債達6,000億港元。不過鍾劍華和葉錦龍都認為，政府以發債作開源方案只是“先洗未來錢”，令政府財政更不穩固，將來甚至需要向外賤賣土地及資產，將問題延至下一代。
所以香港政府在疫情期間，推行派發現金或消費劵的扶貧政策，在今天已無法實行。而且目前香港經濟環境轉差，也難以推行有效改善民生的治本措施。鐘劍華表示：“現在香港做甚麼都已經太遲，香港已過了開徵銷售稅的最佳時機。當香港內部消費較暢往，市民口袋較富裕時就應該開徵銷售稅，或者增加長遠供款式社會保障計劃，例如全民保障計劃。可惜政府懶惰，就是不做。現在的情況如果做這些，就會引發很大負面效果，令市民更不願意消費，或用各種方式抵制政府。 ”
學者建議關注“三無”人士
對於目前香港困局，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楨，就有另一套見解。他告訴美國之音：“香港社會需要檢討一下，享有香港最大福利的公共房屋居民，及居屋或綠置居的居民，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是否太慷慨呢﹖三無人士（無綜援、無公屋及無繳稅）才是真正最貧困的人士，政府對他們的資助可以慷慨一些。年內可以不用太慷慨，租賃式公屋住戶則可以按他們逐戶的情況作租金調整，將從公屋及居屋住戶減少的福利，放在三無人士身上。”
另外，許楨也倡議政府應該仿效新加坡，放寬企業大量輸入廉價外勞，填補非技術行業職位空缺，藉此減低香港企業營商成本及壓力，並可運用省下來的資本，以更高條件聘請本地員工，增加本地人才收入。至於因此被市場淘汰的本地勞工，則提供更多福利資助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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