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管理法》五年多後，非營利組織在中國面臨愈發惡劣的生存環境和不斷收縮的自由空間。近日有人權活動人士表示，這些組織應該捍衛道德底線，及時做出有關是否應該撤出中國的成本份析，拒絕充當中共擴張權力和鎮壓人民的走卒。
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總裁阿布拉莫維茨（Mike Abramowitz）星期一（6月27日）在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舉辦的線上討論會上表示，非營利組織如果繼續在中國運行，基本上意味著無法繼續擁有保持開放和批判性態度的能力。
去年年底，人權機構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宣佈關閉在香港的兩間辦事處。該組織的主席指出，香港《國安法》執行以來，已無法在無需擔憂港府報復的情況下自由地工作。
非營利組織在華困境:不聽話就閉嘴
阿布拉莫維茨認為，非營利組織應該自問兩個基本問題：第一，該組織在中國催生改變的理論和目標是什麼？能否帶來積極的教育、社會改變等等？第二，美國公民擁有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但為了繼續和中國打交道，美國機構到底能夠多大程度地放棄批評的權利？
“如果你開辦了一間辦公室，開始以不同於中國政府能接受的方式來談論歷史或事物，你可能會發現自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留下來的代價是對於那些涉及你價值觀核心的問題閉嘴。”阿布拉莫維茨說。
“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一個問題。自由之家支持言論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組織自由，我們有回答這個問題的特定方式。但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目標。”
2020年在香港警方上門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後，北京宣佈對5名美國非政府組織高層實施制裁。自由之家總裁阿布拉莫維茨、人權觀察執行長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都榜上有名。
阿布拉莫維茨在會上指出，美國兩黨愈發認識到來自中國的威脅、人權侵犯和全球範圍的挑釁行為，非營利組織需要在繼續和中國交往的同時考慮如何捍衛美國的核心價值。
他說，“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能在某個時候超過美國。中國對於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全球性挑戰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你如何才能在和中國打交道的同時，維護你的價值觀。我認為可以兩者兼得。美國在冷戰期間展示了我們能夠對俄羅斯、蘇聯帝國做到這一點，今天要考慮如何對中國做到這一點。”
為了留下充當中共棋子，值得嗎？
美國紐約"亞洲協會"刊物中參館（ChinaFile）去年11月發文指出，2016年以來，國際非營利組織在中國的活動遭受一系列新的打壓。《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管理法》在2017年1月實施後，對貿易和產業協會的工作影響微乎其微，但維權團體卻受到很大限制。
“一些非政府組織悄悄地離開了中國，一些非政府組織繼續尋求臨時安排，使他們能夠開展特定項目。而另一些非政府組織則默許北京的偏好，根據中國政府的優先事項調整自己的項目，以保護他們留在中國的前景。”該報導寫道。
“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研究與倡議事務協調員倪偉平（William Nee）去年二月離開了國際特赦組織香港辦公室。他告訴美國之音，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面臨越來越高的行政成本和道德妥協。
“如果要在中國繼續存在，必須意識到你得與中國當局充分合作，讓他們批准活動和預算。你必須與公安局以及主辦單位保持對話，他們或多或少有否決權，來決定你可以做什麼或不可以做什麼。所以我認為你要做出的主要道德妥協是，你無法保持真正的獨立。”
倪偉平批評說，一些非營利組織已經決定，和中國保持對話的工作仍然是值得繼續的，從而為此犧牲言論自由、進行自我審查。
“因此, 他們會投入如此多的資源來維持在中國的辦公室，以至於不願意在某些問題上批評中國政府。尤其是對於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而言，這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損害其言行一致性(integrity)。他們會在一些常見的問題上批評美國政府，但並沒有批評中國，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將撤銷其辦公室。”
對此，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執行主任魏夢欣(Katherine Wilhelm）曾在“中參館”發文指出，任何組織都不應為了維繫中國項目而犧牲其使命，必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確定是在中國境內還是境外能取得更多成就。
“留下的理由，可能包括更好地獲取信息和影響中國同行的機會。在另一方面，可能是要花費大量時間取得活動批准並向贊助商和警方報告。如果贊助者或警察的過分要求威脅到組織自主權，那麼完成任務的希望就渺茫——那也就沒有理由留下來。”
魏夢欣強調，當前的中國政府政策將國內非營利以及營利性組織都視為國家政策的走卒（foot soldiers）, 外國非營利組織絕不能充當這個角色。
中國政府表示，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管理法》是要“依法保障這些組織在中國活動的合法權益，讓他們更好地融入中國經濟社會建設進程。”
倪偉平：商業性非營利組織不能無視中國人權迫害
根據中參館今年五月發佈的數據，目前在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大多集中在經貿、國際關係、教育、健康、脫貧等領域，經政府登記的辦公室大多來自美國、香港和日本。
倪偉平認為，儘管非營利組織不像商業公司擁有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的評價體系, 但是很多人認為,聯合國有關企業責任的相關準則應該適用於這些組織。
“從中參館的數據來看，幾乎有一半的團體與貿易有關。他們有一個非常具體的使命，就是促進兩國之間或某些行業的貿易。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妥協可言。但我要警告的是，我們有《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這是聯合國一致同意的原則：世界各地的所有企業都應該尊重人權。”
他解釋說,“很多人都說過，聯合國關於商業和人權的指導原則可以適用於許多非營利組織，甚至大學。我認為存在這樣的社會期望：人權法規和標準應該適用於非政府組織的行為方式。如果他們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可能會給自身帶來巨大的醜聞。”
自由之家總裁阿布拉莫維茨在週一的座談會上表示，有一些盈利性組織因為懼怕中共報復而對投資“自由之家”這樣的人權組織非常緊張，不過他拒絕點名是哪些機構。
倪偉平提醒說，商業公司也很難置身事外，非營利組織和公民社會的全面萎縮將為國際企業帶來更高的貿易風險。
“香港過去也有一個非常活躍的商業領域，但現在我認為在香港經營的公司的商業風險也上升了，因為它不再可能擁有勞工權利組織、環保組織、社會公義組織。因此，香港的企業需要意識到他們在香港經營的環境已經變得更加危險。”
非營利組織在中國境外能做什麼？
離開中國，並不意味著幫助中國的使命終止。阿布拉莫維茨指出, 雖然”自由之家”被禁止在中國設立辦公室, 該組織仍然致力於向華人提供準確的中文信息，揭露中國對國際組織的滲透、跨國壓迫、塑造他國媒體生態的努力等等。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研究員陳彥廷對美國之音表示, “非營利組織應當嘗試繼續關注中國相關的議題，或者甚至在中國境內運作。”
陳彥廷同時指出, “保護衛士”在境外仍然可以透過研究、培訓、倡議等方式，向中國國內的活動人士提供外援，同時也試圖對中共形成國際壓力, 催生改變。
比如，該組織致力於揭露中國系統性的黑監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留置等）、濫用酷刑、缺乏公平審判權的保障等等，並且在涉及波蘭、瑞典等地的多起引渡案中提供關鍵資料，影響法院做出拒絕將中國公民引渡回國的裁決。
“我們長期關注並揭露中共的‘強迫電視認罪’作法，成功地促成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吊銷CGTN的播放執照，並對CGTN進行後續多次裁罰，也讓多個國家的電視供應商將CGTN下架。”陳彥廷說，這個歷史階段更需要非營利組織為改善中國的壓迫性環境做出貢獻。
“由於中國的人權與法治環境不斷惡化、國內維權人士或團體的生存空間遭到壓縮，這時候更需要我們這樣的國際組織。”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