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製作的一小時長的紀錄片，探討了自從2009 年起在中國藏區發生的110 多宗自焚背後的原因。這部影片結合了偷帶出境的錄像、 第一手資料、對專家學者和官員的訪談，對於西藏近期的歷史，對於歷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之一的核心動力所在，提供了深入和全面的觀察。本片中某些現場畫面可能令人不安，請收看時注意。
西藏，這篇廣袤、美麗的土地坐落在世界的屋脊之上，其文明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西藏以及周邊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加起來的總面積大約和西歐的總面積相當。佛教在八世紀時傳入西藏，並逐漸成為西藏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其精髓是對眾生的慈悲與尊重。
但是自從2009 年以來，一些藏人選擇往自己身上澆上汽油，常常還吞下幾口汽油，然後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以自焚表示抗議。
藏人自焚
是甚麼導致藏人用這種最可怕和最痛苦的方法赴死，以此表示抗議呢?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藏人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們要以最強烈的方式來表達：我要以獻出自己生命的方式來表示，在中國治下的藏民族，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藏人的大規模抗議、起義，甚至與中國政府發生武裝衝突，這在過去60多年裡時有發生。
1950 年10 月7 日，解放軍攻打西藏的昌都鎮，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兵力弱小且裝備簡陋的藏軍...從而開始了中國對西藏的佔領。
史蒂文 馬歇爾
八個月後，北京和西藏政府簽署了17 點協議，將西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該協定保證西藏仍然控制其文化、經濟和自身的政治事務。這是北京和中國其他民族之間簽署的唯一的這樣的協議。
四天之後的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宣佈西藏“和平解放”。
不到四年，中國就開始摧毀今日之青海、四川、雲南和甘肅等省藏區的社會和宗教體系。
《1959拉薩！ 》一書的作者，居於紐約的李江琳說：沒收財產，包括沒收私人財產包括槍支。收繳民間的槍支，批鬥頭人、喇嘛，等等，因此激發了藏人的強烈反抗。那麼，當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當時最先進武器的解放軍，就動用了軍事能力，對藏人進行了極其慘烈的軍事鎮壓，甚至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圖-4遠程重型轟炸機，轟炸巴塘、理塘和鄉城的著名的寺院。這使得戰鬥進一步擴大，最後演化成為一場戰爭。1958年僅在青海地區，解放軍就動用了400多架、近500架次的飛機空投武器彈藥和軍事物資，並轟炸、掃射逃亡藏人，導致極大傷亡。
戰鬥一直持續，在中國軍隊越來越強大的壓力下， 23歲的達賴喇嘛於1959 年3 月17 日流亡印度。
達賴喇嘛
隨後幾十年，藏人繼續抵抗中國的統治。最近的大規模抗議發生在2008 年，當時藏人再次要求更大的宗教和文化自由，結束一些人所說的對藏人生活的集權式統治。這種近似文革時期才有的、在中國其他地區早已消失的治理方式，在藏區卻依然存在。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說：實際上這幾年來，也就是從2008年一直到現在，藏人的抗議一直沒有停止。剛開始，2008年是一種群體的抗議，引起世界的關注。 2008年的抗議遍及全藏地。當局、中國政府的反應也非常厲害，派大量軍警鎮壓。從08年至今，整個藏區、尤其是像拉薩這些地方，幾乎處於軍管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群體抗議勢必已經很難辦到。因為它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幾乎是當時，很快就把你鎮壓下去。
中國官方媒體對2008 年拉薩抗議活動的報導，對改變漢藏關係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與處理其他大規模街頭抗議不同的是，拉薩抗議剛一爆發，中央電視台便指責抗議是所謂“達賴喇嘛集團”策劃的。雖然在拉薩以外的整個藏區，發生了150 多宗和平抗議活動，但中國官方媒體幾乎沒有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這和它平時處理這些事件的手法完全是不一樣的。平時，境內出現這樣的事件其實很多，類似的群體事件都是封鎖新聞。可是這個新聞，它卻是向全國國民反覆滾動播放。它起到的效果就是極大地煽動了兩個族群、兩個民族之間的對立情緒。所以， 3.14事件我認為是一個分水嶺。從3.14之後，原本兩個民族之間屬於民族的矛盾，變成了種族的矛盾。這個種族矛盾，就是不管甚麼，只要我們血管裡流的血不一樣，一個藏族，一個漢族，這就是對立的。在3.14之後這種情緒遍及整個中國。所有的藏人精英在出差、旅行、機場、住宿時都受到各種各樣的盤查和刁難。極大地傷害了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2008年的事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意味著中國政府失去了居住在青藏高原東部、佔藏族人口半數以上的藏人的支持。這些人在過去30或40年基本沒有舉行過抗議。這對中國決策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我認爲，人們將來會認爲，決策者，或者說中國領導人對2008年抗議活動的反應是一個錯誤。
在2008 年抗議活動發生後, 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包括王力雄和劉曉波，呼籲政府結束帶有種族色彩的宣傳和殘暴鎮壓，並要求中國重新評估其在西藏的政策。其他人，如北京非政府組織“公盟”的許志永，發表了關於導致藏人不滿的社會和經濟根源的研究，希望以此幫助政府調整治藏政策，緩解緊張的民族關係。中國政府無視所有這些呼籲，反而針對這些個人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懲罰。
軍警在西藏開展鎮壓行動
2008 年抗議活動後的鎮壓活動規模巨大，大批的人被拘押，對整個村莊進行突擊搜查；同時加強了管制和再教育運動，許多寺院受到24 小時攝像機監視。僧眾和高級僧侶遭到公開羞辱，被強迫批判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這種做法終於導致一名名叫扎白（Tapey）的年輕僧人自焚。扎白是四川省阿壩州格爾登寺的僧人。 2009年2 月27 日，他獨自走到阿壩的集市點火自焚。
在北京的藏族博客作家唯色說：但是藏人的壓迫和痛苦都在，而且更加厲害，程度越來越深。他勢必要表達他的抗議。但是從09年到現在，我們知道，比如像甘孜縣，就是四川省傳統的康區的甘孜縣。從09年到10年、到去年為止，幾乎年年都有藏人上街喊個口號、撒個傳單。這些藏人甚至會走到軍警面前去撒傳單。有兩個月的時間（去年是，前年也是），天天都有。但是這些藏人一去就被抓。一喊個口號就被抓。抓了以後，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打死，有的救失踪了，沒人關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藏人的個體抗議也就從僅僅是撒個傳單，喊個口號，變成了自焚。
在扎白自焚的阿壩，2008年中國安全部隊在鎮壓抗議示威時，射殺了至少10名和平抗議者，並且派人進駐當地寺廟進行直接控制。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扎白的自焚是第一個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對2008年抗議活動的反應是失敗的，因為這種鎮壓方式催生了一場全新的運動。中國當局發現，對付這場運動比對付2008年的抗議活動更為困難。
年輕藏人
目擊者說，中國安全部隊在扎白的身體仍在燃燒時向他開了數槍，然後將其帶走。扎白所在的寺院被關閉，僧侶們被帶走，整個地區被重兵把守。儘管中國外交部否認扎白抗議事件具有廣泛的影響，這起在西藏發生的第一次自焚深深地觸動了藏人，並開啟了藏人表達不滿的新範例。
在紐約的藏族作家，《卡貢》網站的編輯頓珠扎西說：扎白的自焚或許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次。這次自焚象徵著藏人的抗爭進入了一個超越了抗議或請願的階段。它預示著一個新的關鍵階段的來臨。其次，扎白沒有見過中國人進入西藏，也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這麼年輕的藏人會自焚，顯示新一代正在參與抗爭。第三，扎白的自焚並不只是與2008年的大規模抗議相關，其根源在此之前即已產生。自從1959年佔領西藏到現在，中國一直試圖系統地摧毀西藏文化、宗教，以及政治。所有這一切積累起來，才導致藏人自焚。
在扎白自焚一年之後，阿壩又發生一宗自焚事件。自焚者是紮白所在的同一寺廟的20歲僧人平措(Phuntsok)。目擊者說，他高喊達賴喇嘛萬歲。當火被撲滅後，據稱安全部隊的軍人毆打了這名僧人，直到他被其他僧人救走。不久，平措因傷重不治而死亡。
平措自焚後，該地區加強了戒備和控制。阿壩和其他藏區處於嚴格的戒備封鎖狀態，藏人的活動也受到嚴格限制。截止2011年底，又有11名藏人自焚。
自焚事件使西藏的僧侶界成為重點防備和打擊對象。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從2009到2011年，可以說個個藏族自治州政府都對藏傳佛教寺院的事務實施了具體管理措施，對寺院中僧尼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實行極為細密的管制。
當局對四川的格爾登寺採取了特別嚴厲的整治措施。從1959年就流亡印度的該寺住持被指責為自焚的背後策劃者，並被指控為達賴喇嘛政府保安部長。
印度達蘭薩拉的格爾登寺住持格爾登仁波切說：中國政府指責自焚是由達賴喇嘛和我策劃的。他們還把我說成是保安部長。我從來沒有擔任過保安部長。所有的藏人都知道。我擔任過宗教事務部長。他們指責我是所發生的這一切的幕後主使，但是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自2008年起，西藏地區處於一種實際的戒嚴狀態，並且對作家和藝術家以任何形式表達西藏認同進行打壓。由於外國記者被禁止進入這個地區，外界對這種鎮壓所知甚少。據曾經秘密進入四川藏區的外國記者描述，那裡像是處於軍管狀態，瀰漫著恐懼和緊張的氣氛。隨著越來越多自焚事件發生，他們的共同發出的呼聲也變得更為明確。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我們聽到自焚者呼籲西藏獲得自由。這其中可能包括許多種意涵。我們聽到他們呼籲讓達賴喇嘛回歸故鄉。這是他們想要、但又知道是無法得到的。所以我確信，這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挫折感。在我看來，這很可能是自焚者越來越多的一個原因。
中國政府從未公開承認藏人和達賴喇嘛之間的紐帶，也不承認達賴喇嘛三百多年來作為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領袖所起到的多重作用。這在1959年時得到過驗證。當時，拉薩市民和數千名為躲避戰火和迫害而從其他藏區逃到拉薩的人，圍在達賴喇嘛居住的宮殿周圍，保護他不受中國軍隊的侵害。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達賴喇嘛遠不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教導師。我相信，對藏人來說，達賴喇嘛是悠久、偉大和具有宏大文明的藏文化的象徵。藏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他是藏人的歷史財富和當代認同合為一體的化身。
1959年3月達賴喇嘛離開西藏開始流亡後，藏人仍在誓死保衛拉薩和布達拉宮。
《1959拉薩！ 》一書的作者，在紐約的李江琳說：拉薩戰役是一場非常慘烈的砲戰。這場戰役延續了不到48小時，藏人死傷差不多五千人左右，在拉薩被炮轟的地點多達17處。藥王山上有幾百年傳統的藏醫學院被夷為平地。
一位名叫吉柚權的解放軍中校寫到，有9萬3千藏人被殺、被俘或者受傷。而中國軍隊死亡了1千5百名官兵，還有將近2千人受傷。
達賴喇嘛出走後，中國政府任命西藏位居第二的班禪喇嘛作為藏人領袖。班禪喇嘛花了兩年時間對漢人控制西藏的影響進行了評估，並寫下一部翔實的報告。這部被稱為《班禪七萬言書》的報告是對漢人統治西藏的嚴厲控訴。毛澤東將這份報告稱之為射向中共的毒箭。班禪喇嘛被打成人民公敵，在之後的14年遭囚禁和軟禁。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我認為這是在中國的體制中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大膽、可能也是最長、最有說服力的批評。我們現在知道，他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大約95%的寺院已經被關閉，大多數僧侶被趕走。這發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3、4年。它顯示出中國的政策體系已經轉向幾近盲目地打擊它懷疑持有不同政見，或不忠誠的藏人，在沒有證據加以指控的情況下，逮捕了數十萬藏人。萬言書還透露，有大量被捕藏人死在勞改營內。
有些針對藏人社會的暴行和攻擊，班禪喇嘛無法收錄到他寫給中央政府的報告中。
在美國田納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諾布說： 班禪喇嘛在他寫給毛澤東的《七萬言書》中明確指出，西藏境內的藏人不僅受到解放軍和共產黨的巨大壓迫，還有許多藏人被殺害----實際上，數以千計的藏人被屠殺，數千座西藏寺院被搗毀。而他後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期間提交西藏自治區常務委員會的一份材料中說得更為具體。他在材料中具體地說，在整個安多地區，尤其在果落，藏人在草原上被圍捕，被機關槍打死；當地人埋葬死者的屍體後，又被迫在他們的墳墓上跳舞；而他們接著也被漢人打死，用機關槍打死。當班禪喇嘛發表聲明的時候，和他一起的西藏自治區其他藏人領袖不僅表示同意，甚至也講述了發生在他們所在地區的屠殺事例。
中國軍隊在1959年後為了鞏固對西藏的控制實施了更為嚴厲的措施，致使西藏社會和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壞。其後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在藏區是以激烈和暴力的形式發生的。更多的人因此喪生，西藏文化受到更大的打擊，西藏的宗教機構和民間社會遭到不可估量的損失。
198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了西藏。他公開表示，過去30年中國治藏完全是失敗的。胡耀邦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見，其中包括共產黨應允許該地區全面自治，說藏人應該是他們自己生活的主人。胡耀邦的指示給藏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得以鬆動。這些改變受到藏人的熱烈擁護，也帶來了一段從未有過的社會穩定時期。但是，胡耀邦的西藏政策到了1980年代末期又出現倒退。當中國其他地區清除那些在文革時期升官掌權的官員時，這類人在西藏卻可以繼續當權。強硬路線的回潮導致1987年發生另一次抗議浪潮。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我目睹了1987年10月的示威。我認為，對於藏人還有我本人，那都是非同尋常的一刻。人們對自己能夠走上街頭表達對自由或獨立的願望而顯得極為興奮。而令人震撼的是，藏人並沒有攻擊漢人平民。他們只是對中國政府和警察表達憤怒。很顯然，我認為那次示威對藏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確實讓西藏所有的人，尤其是住在城鎮的人，還有受過教育的人，讓他們都意識到自己過著雙面生活。在公開的生活中，大多數藏人要表示擁護中國政府，而他們內在的生活卻有著真實的感受和想法。
當局以實施戒嚴作為回應。士兵襲擊了建於公元七世紀的拉薩聖地大昭寺。僧侶在寺內遭到毆打並被帶走，一些人被打得無法行走。這次鎮壓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到1980年代末，世界各地出現呼籲西藏自由的聲音。 1989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說，“達賴喇嘛在爭取西藏解放的鬥爭中一貫反對暴力。他倡導在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以保存藏人的歷史和文化傳統。”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說：這一獎項表達了全世界對西藏人民正義鬥爭的表彰和支持。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班禪喇嘛生前鼓勵中國領導人抓住歷史機遇，和藏人展開真正對話，解決抗議活動所暴露出的藏人關切的問題。但2008年後，北京的西藏政策進入了新的階段。當局在關鍵地帶的街道上部署軍隊，這種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動用部隊控制藏人的做法非常過激，並具有歧視性。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當局開始對寺院進行清洗；並安排幹部在寺內常駐。這些幹部按照要求為每一座寺院建立了檔案。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今。藏區的寺院還被要求懸掛中國國旗，並且擺放毛澤東畫像等等。總之就是採取一些中國政府對付不同意見的老套做法。
1988年到1989年間，達賴喇嘛先後在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發表演講。他呼籲藏人和漢人展開對話，以尋找互利的解決方案。達賴喇嘛提議西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但應該享有更多文化和宗教自由。其後不久，北京和達賴喇嘛特使開始了對話，但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當局只願意討論達賴喇嘛一旦返回中國後的個人特權和地位，而不願意討論西藏問題。 2010年，談判終於破裂。中國政府指責達賴喇嘛有關西藏享有真正宗教和文化自治的呼籲是變相鼓吹藏獨。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當對話陷入僵局，停滯不前之後，我想西藏人最終得出結論，達賴喇嘛回到他們中間是毫無希望了。
一位老年婦女表示：我已經60多歲了，對我來說，能夠在我有生之年見他一面，比100匹馬和1000頭牛更有價值。
兩位女孩表示：我們只是牧民，從來沒有上過學。我們想說的話就是，希望達賴喇嘛快點回到西藏。
一位老人指出：我的最大願望是達賴喇嘛能夠回到西藏。但是，看來是看不到這一天。
中國政府拒絕和達賴喇嘛探討解決方案的做法加重了多數藏人的沮喪和絕望感。到2012年春季，有更多藏人自焚。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越來越多的普通信眾參與自焚。也就是說，自焚者當中的大多數不是僧人或尼姑。而且自焚事件也擴大到在四川以外的藏區。青海，尤其甘孜地區，以及西藏自治區都有發生。所以從人員構成上看，自焚已經從僧侶擴展到普通信眾；而從地理範圍來看，則從四川，尤其是阿壩自治州擴展到青藏高原更廣的地區。
但是，普通中國民眾對於2011年和2012年越來越多藏人自焚的情況基本上毫不知情。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對廣大的漢人老百姓來講，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為，基本上這個消息在境內在漢人裡面傳播的管道是被堵塞的。不能簡單地說漢人不關注這些事情。比如，當年成都有一個唐福珍，因為拆遷問題自焚，那時在網上形成鋪天蓋地的討論。就是因為給它空間，至少沒有馬上切斷。但是在藏人自焚的事情上，我們的一個朋友，在新浪微博上不敢轉中文的、用中文來寫，他轉了一個日文推，就是有自焚的消息，當天就被國保來“喝茶”。有的人在推上說了幾句話，馬上半夜12點就來被敲門。這樣的情況使得漢人當中這樣的消息根本傳播不出去。只有少量有翻牆能力的、能夠真正關注這些事情的人，能知道一些。而這些人裡面當然有很多人士同情的。
2011年3月3日，在甘肅省瑪曲縣的一個菜市，一位名叫茨仁吉的女中學生點火自焚死亡。她是為了抗議中國政府在藏族學校中把藏語列為第二語言的政策。有報導說，她曾經對朋友表示，如果“我們不為西藏做些甚麼”，生命就毫無意義。
茨仁吉的姑姑表示：她曾經得過六次三好學生獎，主要是因為她功課好，表現好，積極上進。她特別喜歡學習西藏語言和文學。因為政府對學習藏語設立了新的限制，很多像她一樣的學生都遇到困難。一些人被開除，還有一些人因為抗議而被拘押。校長和一些老師也因為抗拒當局政策而被解職。這些事情讓她非常困擾。她在自焚之前說，眼下的狀況讓她生不如死。
更多的抗議和自焚導致當局對藏人生活實施更嚴厲限制，尤其是對藏人在自己土地上的旅行限制。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說：青藏線有檢查站，第一個檢查站就要檢查我們的身份證等等。警察發現我的身份證寫的我是藏族，他就要進藏許可證明。他說“你是藏族，需要進藏許可證明。”我就非常驚訝，我就說：“我回拉薩，我的家人在拉薩、我的母親在拉薩。”他說：“不行。你得要進藏許可證明。”我們有兩個車，一共八個人，八個人裡面只有我一個是藏人，其他包括我先生都是漢人。那個警察說：“他們可以進，你不能進。”我使我特別感覺到，作為一個藏人，你不能回自己的家鄉，不能回到藏地，這非常諷刺。
事實上，北京對西藏採取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管理方式由來已久。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內地社會它的自由化程度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發展以及沒有民族控制的需要，所以全民控制和全面的壓制是短時間的。但在藏地，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一直持續下去的。這種時候體現出一種文革式的風範就特別明顯。對於中共來講，多少年來在治理西藏方面，一直沒有找到真正有突破性的辦法。
到了2012年春季，自焚幾乎遍及所有藏族地區，並最終出現在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 2012年5月27日，兩名餐館員工，25歲的達吉和19歲的多傑才旦在西藏聖地大昭寺前點火自焚。 1987年，曾經有藏族僧侶在這裡被毆打。達吉的一位朋友這樣回憶他。
達吉的朋友回憶道：我在2002年第一次遇到多傑。當時我們兩人都在格爾登寺修行佛法。我們成了朋友。 2011年，當我在印度的時候，多傑在拉薩自焚。他是個很踏實、很可靠的人。他是個你可以靠得住，可以信賴的人。
北京指責達賴喇嘛煽動自焚事件，或至少沒有盡力阻止自焚發生。達賴喇嘛並沒有公開發表講話鼓勵自焚，而是呼籲中國認真解決這一問題。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說：這些自焚事件是一些內在原因的表象。我感到很悲哀。這些人決定自焚不是因為喝醉了酒，或者是家裡遇到問題，我覺得是因為他們這兩三代人遭受了太多苦難。我要對他們說點甚麼的話，就必須給他們想出一些辦法。可是我拿不出甚麼辦法。我感到非常難過，只能為他們禱告。除此之外，我無能為力。中國政府本來是有辦法的，但是他們總是諉過於人。這無法解決問題。他們應該現在就展開調查，看看自焚事件的原因是甚麼。他們必須更嚴肅地對待這些自焚事件。
2011年11月3日，在四川省以藏族居民為主的道孚縣，35歲的僧尼班旦曲措成為第二名自焚的女性。她在自焚的時候高呼口號，呼籲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並在身陷火焰的時候巋然不動，以此表達自己的意志。
班旦曲措的鄉親洛桑晉巴表示：在她自焚的兩天前，班旦曲措對另外一名尼姑說，中國政府加緊了對我們的壓制，越來越多的自焚事件讓她難過。她不知道達賴喇嘛甚麼時候才能回到西藏。她還說，只有達賴喇嘛回到西藏，這裡才會有和平。她在自焚的時候，帽子裡放著達賴喇嘛和噶瑪巴活佛的照片。她在身上著火的時候仍然雙手合十，不停禱告。這些我們在視頻上都可以看到。
大多數自焚藏人都是普通的僧人、尼姑、農民、學生或者家長。但其中有兩起自焚事件的影響格外深遠。一次是在青海省達日縣發生的。當地一位倍受尊重的宗教導師索帕喇嘛在2012年1月8日自焚。 40多歲的索帕喇嘛生前從事修建學校和其他方面的社會工作。在自焚前，他攀上當地一座山頂焚香並散發傳單。他對人們說，他自焚並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耀，而是為了西藏和藏人的幸福。
另外一起震驚藏區的自焚事件於2012年10月13日發生在甘肅省。這次事件也不符合中國政府關於自焚者年輕、有心理問題、誤入歧途的宣傳。旦丁多吉是西藏地區一位倍受尊敬的年輕轉世喇嘛的祖父。他本人也在西藏享有崇高聲譽，被視為西藏社會的精英。旦丁多吉在抗議中死去。成千上萬名藏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為他禱告，並表達敬意。
在紐約的藏族作家，《卡貢》網站的編輯頓珠扎西說：在西藏，人們對自焚表現出團結一致的立場。這也顯示出對自焚的支持。比如，來自西藏同仁縣的自焚者索南達傑，他去世後不僅來自同仁縣的藏人，來自果洛、青海和阿壩縣安多地區的藏人也來表示支持。他們還給索南達傑的家人捐獻了大量的金錢。除此之外，儘管他是一個普通公民，他的火葬儀式是在一個傳統上只為高僧大德進行火葬的地方舉行的。所有這些都顯示出自焚不是一種只和個人、家庭或者某一地區有關的事件，而是和整個西藏相關聯。
中國當局把自焚日益增多歸咎於“達賴集團”和境外勢力，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和任何反對中國西藏政策的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這一段時期，在中國的有關地區發生了一些藏族人員的自焚事件。從目前偵破的許多宗自焚事件來看，其背後很清楚，是達賴集團在進行唆使、蠱惑和策劃。有關法院今天宣判的這些案子，也充分地表明了這樣一種唆使和策劃的背景。有關人員為了配合達賴集團搞分裂祖國的圖謀，不惜將無辜的人員推向自焚之路，走上不歸之路。這嚴重地違反了中國的有關法律。
洛桑森格博士在2011年被流亡藏人推選為他們的政治領袖，接替了達賴喇嘛下放的政治權力。他對這些指控做出了回應。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表示：由於嚴酷的現實，我們不鼓勵在西藏境內舉行任何抗議活動。只要你參加抗議，你就會被逮捕、被關進監獄，並往往會受到折磨虐待。我明知這樣的後果，怎麼還會鼓勵任何形式的抗議呢？儘管如此，我們的立場是，西藏一出現抗議活動，我們就有責任與他們團結一致、支持抗議者的表達的願望，因這是為西藏和藏人表達的願望。
但是，滿足西藏人的訴求並且謀求地區穩定可能並不符合西藏和擁有藏族自治州的那些省份的執政者的利益。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他們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對他們來講，一方面這個事情出現了，他們把責任推乾淨。同時，他們又要利用這樣的事件，為自己擴大權力找到理由和根據。既然你看，境外勢力如此進行操縱、策劃和破壞，更說明我們的維穩，我們的鎮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中央更多地撥經費，擴大我們的權力，提高我們的地位。這不就成了“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這樣一個官僚集團的邏輯。
至2012年秋，自焚事件急劇增加，僅11月份就有27宗。國際社會呼籲中國政府處理在西藏出現的問題。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敦促北京，解決西藏人民長期的積怨，這種不滿導致抗議和自焚事件升級。她說：西藏社會穩定將永遠無法通過嚴厲的安保措施和壓制人權實現，必須解決深層問題。
歐盟發表強烈的聲明，支持聯合國的立場。
美國敦促中國通過與達賴喇嘛對話來尋找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並調整其在西藏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盧嵐表示：美國希望自焚這類悲劇事件不再發生。中國的一些政策引發緊張關係、威脅了西藏人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認同。我們繼續在公開和私下場合敦促中國各級政府調整在西藏和藏區的政策。
面對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擔憂，中國政府的回應是：西藏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外界干預。中國政府稱，在西藏投資了數十億美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了學校和醫院，極大地改善了西藏高原上的基礎設施。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我們必須要承認並讚揚藏區在過去二、三十年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進步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政治上是失敗的。一部分原因是一味地追求經濟發展。中國人的做法好像是，只有一種發展模式、一種現代化模式，那就是GDP增長和基礎設施發展。於是他們將這種做法強加給藏人。中國人本來不一定要如此。他們本可以把藏區作為一種人力資源來發展，人的潛能增長，更好的教育、技能訓練。這樣做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低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很多問題。但是問題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好像在文化問題上歷來一籌莫展。或者說，無法處理好與中華民族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這尤其體現在宗教上。他們似乎無法有效地理解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在更深程度上珍視文化的人。這可能是共產黨一直引發衝突的深層問題。共產黨一旦被視為進行文化侵略，他們的經濟成就立刻變得一文不值。 1994年西藏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作出的對達賴喇嘛進行人身攻擊的決定與這些都有聯繫。他們在80年代沒有這樣做，文革後也開始一直沒有這樣做。中國人一旦這樣行動了，他們便立刻失去了與西藏人民建立成熟、開放關係的任何可能。他們的經濟政策實質上已經毫無意義。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所以，藏人有時會這樣說：你們給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後一件是要殺了我們，難道我們會感謝你嗎？他說的這個“要殺了我們”就是要扼殺他們的宗教。到底怎麼扼殺他們的宗教呢？再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你每天給我吃、給我喝，但你每天要罵我們的父親，甚至要讓我自己來罵我的父親，我能高興嗎？對於藏人來講，達賴喇嘛是比父母親還要親的人。所以，對他們來講，你想想，不能簡單地只用經濟上的滿足就能使他們感到幸福。
中國官方媒體把自焚者形容為易受影響，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輕人。媒體說他們有社會和家庭問題，很容易受到來自美國之音等的新聞媒體播放的圖像的影響。
中央電視台還提出有人選擇自焚來結束自己生命的另一個原因，並把矛頭指向那些被控鼓勵自焚者的人，說他們意在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
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時事評論員高志凱：我認為最近的這些事件讓人震驚並敲響警鐘。我想最近的報導實際上揭示出這類事件正接連發生。我想那些進行自焚的人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因為他們受到他人的擺佈。這些自焚者失去了他們的生命，但是那些操縱他們的人，那些造成這類事件發生的人卻想活著，想過奢華的生活，他們想讓別人去死。
2012年8月，中國當局在全球發起媒體攻勢，下令宣佈自焚行動為非法，甚至懲罰為死者祈禱和超度的人。數百名藏人被捕並被判重刑，一些人被判死刑。這些嚴厲的懲治行動以及中國政府對歷史上被西藏人民奉為領袖的達賴喇嘛的持續攻擊，進一步影響著藏人如何看待自身在中國的處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有關人員對他們的罪行供認不諱。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些案例的宣判，國際社會應該認清達賴集團在自焚事件後面所採取的這樣一些陰險、惡毒的手段，來譴責他們的罪行。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2月初很具體地說到，西藏問題與人權、文化、語言和宗教沒有關係。而這恰恰是藏人認為的問題所在。我還想說，這也是政治上的癥結所在。一方面，既然中國現在認定了這個立場，認為西藏問題與人權、政治、語言、宗教和文化無關，那它就一定與別的甚麼因素有關。他們就會把這個“別的因素”指向境外，就是他們所謂的“達賴集團”。中國的黨和政府把與達賴喇嘛有關的組織和個人都定性為達賴集團，不一定意味這是達賴喇嘛本人。但是，他們會把這個境外組織定為藏區發生的所有壞事的罪魁禍首。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當局就必須指出嫌疑人，並將他們投進監獄。他們聲稱這些人勾結境外勢力，密謀從事違法活動，這要經過一個指認的過程，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掌握了達賴集團罪責難逃的證據。只要中國當局不願考慮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待這個問題，他們就不會認識到，深層的因素是，藏人如何看待自身的遺產、文化、語言和宗教。
西藏流亡領導人在對待自焚者的願望問題上表現得謹慎和有分寸。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表示：他們在自焚時舉的標語，或留下的遺言，或給親朋好友留的信，從這些信息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項要求和願望，就是：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人民獲得自由。我認為，這是境內藏人的願望，這一點已經得到廣泛的證實，也已經被境內外藏人所普遍接受。
自焚者表達出的痛苦和掙扎讓許多藏人感到深深的挫折。一些藏人把自焚看作是結束中國人統治西藏的呼聲。
在美國田納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諾布說： 西藏自焚者的訴求是絕對清楚的。他們最主要的要求是西藏獨立，這是明確的。藏族尼姑桑傑卓瑪甚至在自焚前寫在手上，還拍了照。她寫的是：西藏是獨立的國家。其他人也留下了這方面的遺言。但我認為，他們許多人總體上所說的要求達賴喇嘛重返西藏的訴求，也必須用這個角度來看待。必須要看到，這個要求不只是要讓一個宗教領袖回到西藏，而是還要讓西藏的主權領袖、藏人的王回到他的獨立祖國。這絕對是西藏人所要求的。他們從一種具有像徵意義的途徑做出要求。這和南非人民要求釋放曼德拉是一回事。非洲人民不只是要求釋放曼德拉，而是要讓南非獲得自由。當西藏人呼籲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時候，他們要求的是讓西藏獲得自由。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現在自焚也在被一些方面解讀為對西藏獨立的一種訴求。如果將來的自焚真正被定義為對西藏獨立的呼喊、一種訴求，給戴上這樣一個符號的話，任何想從獨立的位置上轉向或後退，那都是對死者的一種背叛。所以我覺得，這是未來漢藏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岔路口。能不能把自焚的問題解決好，這對未來漢藏關係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據目擊者的表述，自焚者發出的最多的吶喊，是在被熊熊火焰包圍的時候，喊出：“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和“我們要自由”。有19名自焚者以詩歌、錄音和書面形式留下了較為完整的遺言。
但是，只有青海稱多縣扎多鎮21歲的阿旺諾培，在和友人丹增克珠自焚後，留下一段視頻。
阿旺諾培說：如果我們沒有了自由、文化傳統和語言，這將是我們的恥辱。我們絕對要學習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作為一個民族，自由、語言、宗教傳統是必需的。我的朋友，要是失去了語言，我們藏族還算甚麼？我們該叫自己中國人還是西藏人？謝謝你。我是好不了了。我的心中只有一個願望：我希望我們的民族被人看得起。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求。
阿旺諾培於2012年7月30日死亡。
2009年以來已有超過110名藏人自焚。至少有100多名已被證實死亡。倖存者被收押。他們的命運，大多數仍不得而知。
西藏，這篇廣袤、美麗的土地坐落在世界的屋脊之上，其文明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西藏以及周邊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加起來的總面積大約和西歐的總面積相當。佛教在八世紀時傳入西藏，並逐漸成為西藏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其精髓是對眾生的慈悲與尊重。
但是自從2009 年以來，一些藏人選擇往自己身上澆上汽油，常常還吞下幾口汽油，然後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以自焚表示抗議。
是甚麼導致藏人用這種最可怕和最痛苦的方法赴死，以此表示抗議呢?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藏人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們要以最強烈的方式來表達：我要以獻出自己生命的方式來表示，在中國治下的藏民族，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藏人的大規模抗議、起義，甚至與中國政府發生武裝衝突，這在過去60多年裡時有發生。
1950 年10 月7 日，解放軍攻打西藏的昌都鎮，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兵力弱小且裝備簡陋的藏軍...從而開始了中國對西藏的佔領。
八個月後，北京和西藏政府簽署了17 點協議，將西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該協定保證西藏仍然控制其文化、經濟和自身的政治事務。這是北京和中國其他民族之間簽署的唯一的這樣的協議。
四天之後的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宣佈西藏“和平解放”。
不到四年，中國就開始摧毀今日之青海、四川、雲南和甘肅等省藏區的社會和宗教體系。
《1959拉薩！ 》一書的作者，居於紐約的李江琳說：沒收財產，包括沒收私人財產包括槍支。收繳民間的槍支，批鬥頭人、喇嘛，等等，因此激發了藏人的強烈反抗。那麼，當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當時最先進武器的解放軍，就動用了軍事能力，對藏人進行了極其慘烈的軍事鎮壓，甚至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圖-4遠程重型轟炸機，轟炸巴塘、理塘和鄉城的著名的寺院。這使得戰鬥進一步擴大，最後演化成為一場戰爭。1958年僅在青海地區，解放軍就動用了400多架、近500架次的飛機空投武器彈藥和軍事物資，並轟炸、掃射逃亡藏人，導致極大傷亡。
戰鬥一直持續，在中國軍隊越來越強大的壓力下， 23歲的達賴喇嘛於1959 年3 月17 日流亡印度。
隨後幾十年，藏人繼續抵抗中國的統治。最近的大規模抗議發生在2008 年，當時藏人再次要求更大的宗教和文化自由，結束一些人所說的對藏人生活的集權式統治。這種近似文革時期才有的、在中國其他地區早已消失的治理方式，在藏區卻依然存在。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說：實際上這幾年來，也就是從2008年一直到現在，藏人的抗議一直沒有停止。剛開始，2008年是一種群體的抗議，引起世界的關注。 2008年的抗議遍及全藏地。當局、中國政府的反應也非常厲害，派大量軍警鎮壓。從08年至今，整個藏區、尤其是像拉薩這些地方，幾乎處於軍管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群體抗議勢必已經很難辦到。因為它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幾乎是當時，很快就把你鎮壓下去。
中國官方媒體對2008 年拉薩抗議活動的報導，對改變漢藏關係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與處理其他大規模街頭抗議不同的是，拉薩抗議剛一爆發，中央電視台便指責抗議是所謂“達賴喇嘛集團”策劃的。雖然在拉薩以外的整個藏區，發生了150 多宗和平抗議活動，但中國官方媒體幾乎沒有報導。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這和它平時處理這些事件的手法完全是不一樣的。平時，境內出現這樣的事件其實很多，類似的群體事件都是封鎖新聞。可是這個新聞，它卻是向全國國民反覆滾動播放。它起到的效果就是極大地煽動了兩個族群、兩個民族之間的對立情緒。所以， 3.14事件我認為是一個分水嶺。從3.14之後，原本兩個民族之間屬於民族的矛盾，變成了種族的矛盾。這個種族矛盾，就是不管甚麼，只要我們血管裡流的血不一樣，一個藏族，一個漢族，這就是對立的。在3.14之後這種情緒遍及整個中國。所有的藏人精英在出差、旅行、機場、住宿時都受到各種各樣的盤查和刁難。極大地傷害了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2008年的事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意味著中國政府失去了居住在青藏高原東部、佔藏族人口半數以上的藏人的支持。這些人在過去30或40年基本沒有舉行過抗議。這對中國決策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我認爲，人們將來會認爲，決策者，或者說中國領導人對2008年抗議活動的反應是一個錯誤。
在2008 年抗議活動發生後, 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包括王力雄和劉曉波，呼籲政府結束帶有種族色彩的宣傳和殘暴鎮壓，並要求中國重新評估其在西藏的政策。其他人，如北京非政府組織“公盟”的許志永，發表了關於導致藏人不滿的社會和經濟根源的研究，希望以此幫助政府調整治藏政策，緩解緊張的民族關係。中國政府無視所有這些呼籲，反而針對這些個人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懲罰。
2008 年抗議活動後的鎮壓活動規模巨大，大批的人被拘押，對整個村莊進行突擊搜查；同時加強了管制和再教育運動，許多寺院受到24 小時攝像機監視。僧眾和高級僧侶遭到公開羞辱，被強迫批判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這種做法終於導致一名名叫扎白（Tapey）的年輕僧人自焚。扎白是四川省阿壩州格爾登寺的僧人。 2009年2 月27 日，他獨自走到阿壩的集市點火自焚。
在北京的藏族博客作家唯色說：但是藏人的壓迫和痛苦都在，而且更加厲害，程度越來越深。他勢必要表達他的抗議。但是從09年到現在，我們知道，比如像甘孜縣，就是四川省傳統的康區的甘孜縣。從09年到10年、到去年為止，幾乎年年都有藏人上街喊個口號、撒個傳單。這些藏人甚至會走到軍警面前去撒傳單。有兩個月的時間（去年是，前年也是），天天都有。但是這些藏人一去就被抓。一喊個口號就被抓。抓了以後，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打死，有的救失踪了，沒人關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藏人的個體抗議也就從僅僅是撒個傳單，喊個口號，變成了自焚。
在扎白自焚的阿壩，2008年中國安全部隊在鎮壓抗議示威時，射殺了至少10名和平抗議者，並且派人進駐當地寺廟進行直接控制。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扎白的自焚是第一個跡象，顯示中國政府對2008年抗議活動的反應是失敗的，因為這種鎮壓方式催生了一場全新的運動。中國當局發現，對付這場運動比對付2008年的抗議活動更為困難。
目擊者說，中國安全部隊在扎白的身體仍在燃燒時向他開了數槍，然後將其帶走。扎白所在的寺院被關閉，僧侶們被帶走，整個地區被重兵把守。儘管中國外交部否認扎白抗議事件具有廣泛的影響，這起在西藏發生的第一次自焚深深地觸動了藏人，並開啟了藏人表達不滿的新範例。
在紐約的藏族作家，《卡貢》網站的編輯頓珠扎西說：扎白的自焚或許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次。這次自焚象徵著藏人的抗爭進入了一個超越了抗議或請願的階段。它預示著一個新的關鍵階段的來臨。其次，扎白沒有見過中國人進入西藏，也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這麼年輕的藏人會自焚，顯示新一代正在參與抗爭。第三，扎白的自焚並不只是與2008年的大規模抗議相關，其根源在此之前即已產生。自從1959年佔領西藏到現在，中國一直試圖系統地摧毀西藏文化、宗教，以及政治。所有這一切積累起來，才導致藏人自焚。
在扎白自焚一年之後，阿壩又發生一宗自焚事件。自焚者是紮白所在的同一寺廟的20歲僧人平措(Phuntsok)。目擊者說，他高喊達賴喇嘛萬歲。當火被撲滅後，據稱安全部隊的軍人毆打了這名僧人，直到他被其他僧人救走。不久，平措因傷重不治而死亡。
平措自焚後，該地區加強了戒備和控制。阿壩和其他藏區處於嚴格的戒備封鎖狀態，藏人的活動也受到嚴格限制。截止2011年底，又有11名藏人自焚。
自焚事件使西藏的僧侶界成為重點防備和打擊對象。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從2009到2011年，可以說個個藏族自治州政府都對藏傳佛教寺院的事務實施了具體管理措施，對寺院中僧尼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實行極為細密的管制。
當局對四川的格爾登寺採取了特別嚴厲的整治措施。從1959年就流亡印度的該寺住持被指責為自焚的背後策劃者，並被指控為達賴喇嘛政府保安部長。
印度達蘭薩拉的格爾登寺住持格爾登仁波切說：中國政府指責自焚是由達賴喇嘛和我策劃的。他們還把我說成是保安部長。我從來沒有擔任過保安部長。所有的藏人都知道。我擔任過宗教事務部長。他們指責我是所發生的這一切的幕後主使，但是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自2008年起，西藏地區處於一種實際的戒嚴狀態，並且對作家和藝術家以任何形式表達西藏認同進行打壓。由於外國記者被禁止進入這個地區，外界對這種鎮壓所知甚少。據曾經秘密進入四川藏區的外國記者描述，那裡像是處於軍管狀態，瀰漫著恐懼和緊張的氣氛。隨著越來越多自焚事件發生，他們的共同發出的呼聲也變得更為明確。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我們聽到自焚者呼籲西藏獲得自由。這其中可能包括許多種意涵。我們聽到他們呼籲讓達賴喇嘛回歸故鄉。這是他們想要、但又知道是無法得到的。所以我確信，這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挫折感。在我看來，這很可能是自焚者越來越多的一個原因。
中國政府從未公開承認藏人和達賴喇嘛之間的紐帶，也不承認達賴喇嘛三百多年來作為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領袖所起到的多重作用。這在1959年時得到過驗證。當時，拉薩市民和數千名為躲避戰火和迫害而從其他藏區逃到拉薩的人，圍在達賴喇嘛居住的宮殿周圍，保護他不受中國軍隊的侵害。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達賴喇嘛遠不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教導師。我相信，對藏人來說，達賴喇嘛是悠久、偉大和具有宏大文明的藏文化的象徵。藏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他是藏人的歷史財富和當代認同合為一體的化身。
1959年3月達賴喇嘛離開西藏開始流亡後，藏人仍在誓死保衛拉薩和布達拉宮。
《1959拉薩！ 》一書的作者，在紐約的李江琳說：拉薩戰役是一場非常慘烈的砲戰。這場戰役延續了不到48小時，藏人死傷差不多五千人左右，在拉薩被炮轟的地點多達17處。藥王山上有幾百年傳統的藏醫學院被夷為平地。
一位名叫吉柚權的解放軍中校寫到，有9萬3千藏人被殺、被俘或者受傷。而中國軍隊死亡了1千5百名官兵，還有將近2千人受傷。
達賴喇嘛出走後，中國政府任命西藏位居第二的班禪喇嘛作為藏人領袖。班禪喇嘛花了兩年時間對漢人控制西藏的影響進行了評估，並寫下一部翔實的報告。這部被稱為《班禪七萬言書》的報告是對漢人統治西藏的嚴厲控訴。毛澤東將這份報告稱之為射向中共的毒箭。班禪喇嘛被打成人民公敵，在之後的14年遭囚禁和軟禁。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我認為這是在中國的體制中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大膽、可能也是最長、最有說服力的批評。我們現在知道，他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大約95%的寺院已經被關閉，大多數僧侶被趕走。這發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3、4年。它顯示出中國的政策體系已經轉向幾近盲目地打擊它懷疑持有不同政見，或不忠誠的藏人，在沒有證據加以指控的情況下，逮捕了數十萬藏人。萬言書還透露，有大量被捕藏人死在勞改營內。
有些針對藏人社會的暴行和攻擊，班禪喇嘛無法收錄到他寫給中央政府的報告中。
在美國田納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諾布說： 班禪喇嘛在他寫給毛澤東的《七萬言書》中明確指出，西藏境內的藏人不僅受到解放軍和共產黨的巨大壓迫，還有許多藏人被殺害----實際上，數以千計的藏人被屠殺，數千座西藏寺院被搗毀。而他後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期間提交西藏自治區常務委員會的一份材料中說得更為具體。他在材料中具體地說，在整個安多地區，尤其在果落，藏人在草原上被圍捕，被機關槍打死；當地人埋葬死者的屍體後，又被迫在他們的墳墓上跳舞；而他們接著也被漢人打死，用機關槍打死。當班禪喇嘛發表聲明的時候，和他一起的西藏自治區其他藏人領袖不僅表示同意，甚至也講述了發生在他們所在地區的屠殺事例。
中國軍隊在1959年後為了鞏固對西藏的控制實施了更為嚴厲的措施，致使西藏社會和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壞。其後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在藏區是以激烈和暴力的形式發生的。更多的人因此喪生，西藏文化受到更大的打擊，西藏的宗教機構和民間社會遭到不可估量的損失。
198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了西藏。他公開表示，過去30年中國治藏完全是失敗的。胡耀邦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見，其中包括共產黨應允許該地區全面自治，說藏人應該是他們自己生活的主人。胡耀邦的指示給藏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得以鬆動。這些改變受到藏人的熱烈擁護，也帶來了一段從未有過的社會穩定時期。但是，胡耀邦的西藏政策到了1980年代末期又出現倒退。當中國其他地區清除那些在文革時期升官掌權的官員時，這類人在西藏卻可以繼續當權。強硬路線的回潮導致1987年發生另一次抗議浪潮。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我目睹了1987年10月的示威。我認為，對於藏人還有我本人，那都是非同尋常的一刻。人們對自己能夠走上街頭表達對自由或獨立的願望而顯得極為興奮。而令人震撼的是，藏人並沒有攻擊漢人平民。他們只是對中國政府和警察表達憤怒。很顯然，我認為那次示威對藏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確實讓西藏所有的人，尤其是住在城鎮的人，還有受過教育的人，讓他們都意識到自己過著雙面生活。在公開的生活中，大多數藏人要表示擁護中國政府，而他們內在的生活卻有著真實的感受和想法。
當局以實施戒嚴作為回應。士兵襲擊了建於公元七世紀的拉薩聖地大昭寺。僧侶在寺內遭到毆打並被帶走，一些人被打得無法行走。這次鎮壓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到1980年代末，世界各地出現呼籲西藏自由的聲音。 1989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說，“達賴喇嘛在爭取西藏解放的鬥爭中一貫反對暴力。他倡導在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以保存藏人的歷史和文化傳統。”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說：這一獎項表達了全世界對西藏人民正義鬥爭的表彰和支持。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班禪喇嘛生前鼓勵中國領導人抓住歷史機遇，和藏人展開真正對話，解決抗議活動所暴露出的藏人關切的問題。但2008年後，北京的西藏政策進入了新的階段。當局在關鍵地帶的街道上部署軍隊，這種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動用部隊控制藏人的做法非常過激，並具有歧視性。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當局開始對寺院進行清洗；並安排幹部在寺內常駐。這些幹部按照要求為每一座寺院建立了檔案。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今。藏區的寺院還被要求懸掛中國國旗，並且擺放毛澤東畫像等等。總之就是採取一些中國政府對付不同意見的老套做法。
1988年到1989年間，達賴喇嘛先後在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發表演講。他呼籲藏人和漢人展開對話，以尋找互利的解決方案。達賴喇嘛提議西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但應該享有更多文化和宗教自由。其後不久，北京和達賴喇嘛特使開始了對話，但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當局只願意討論達賴喇嘛一旦返回中國後的個人特權和地位，而不願意討論西藏問題。 2010年，談判終於破裂。中國政府指責達賴喇嘛有關西藏享有真正宗教和文化自治的呼籲是變相鼓吹藏獨。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當對話陷入僵局，停滯不前之後，我想西藏人最終得出結論，達賴喇嘛回到他們中間是毫無希望了。
一位老年婦女表示：我已經60多歲了，對我來說，能夠在我有生之年見他一面，比100匹馬和1000頭牛更有價值。
兩位女孩表示：我們只是牧民，從來沒有上過學。我們想說的話就是，希望達賴喇嘛快點回到西藏。
一位老人指出：我的最大願望是達賴喇嘛能夠回到西藏。但是，看來是看不到這一天。
中國政府拒絕和達賴喇嘛探討解決方案的做法加重了多數藏人的沮喪和絕望感。到2012年春季，有更多藏人自焚。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越來越多的普通信眾參與自焚。也就是說，自焚者當中的大多數不是僧人或尼姑。而且自焚事件也擴大到在四川以外的藏區。青海，尤其甘孜地區，以及西藏自治區都有發生。所以從人員構成上看，自焚已經從僧侶擴展到普通信眾；而從地理範圍來看，則從四川，尤其是阿壩自治州擴展到青藏高原更廣的地區。
但是，普通中國民眾對於2011年和2012年越來越多藏人自焚的情況基本上毫不知情。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對廣大的漢人老百姓來講，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為，基本上這個消息在境內在漢人裡面傳播的管道是被堵塞的。不能簡單地說漢人不關注這些事情。比如，當年成都有一個唐福珍，因為拆遷問題自焚，那時在網上形成鋪天蓋地的討論。就是因為給它空間，至少沒有馬上切斷。但是在藏人自焚的事情上，我們的一個朋友，在新浪微博上不敢轉中文的、用中文來寫，他轉了一個日文推，就是有自焚的消息，當天就被國保來“喝茶”。有的人在推上說了幾句話，馬上半夜12點就來被敲門。這樣的情況使得漢人當中這樣的消息根本傳播不出去。只有少量有翻牆能力的、能夠真正關注這些事情的人，能知道一些。而這些人裡面當然有很多人士同情的。
2011年3月3日，在甘肅省瑪曲縣的一個菜市，一位名叫茨仁吉的女中學生點火自焚死亡。她是為了抗議中國政府在藏族學校中把藏語列為第二語言的政策。有報導說，她曾經對朋友表示，如果“我們不為西藏做些甚麼”，生命就毫無意義。
茨仁吉的姑姑表示：她曾經得過六次三好學生獎，主要是因為她功課好，表現好，積極上進。她特別喜歡學習西藏語言和文學。因為政府對學習藏語設立了新的限制，很多像她一樣的學生都遇到困難。一些人被開除，還有一些人因為抗議而被拘押。校長和一些老師也因為抗拒當局政策而被解職。這些事情讓她非常困擾。她在自焚之前說，眼下的狀況讓她生不如死。
更多的抗議和自焚導致當局對藏人生活實施更嚴厲限制，尤其是對藏人在自己土地上的旅行限制。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說：青藏線有檢查站，第一個檢查站就要檢查我們的身份證等等。警察發現我的身份證寫的我是藏族，他就要進藏許可證明。他說“你是藏族，需要進藏許可證明。”我就非常驚訝，我就說：“我回拉薩，我的家人在拉薩、我的母親在拉薩。”他說：“不行。你得要進藏許可證明。”我們有兩個車，一共八個人，八個人裡面只有我一個是藏人，其他包括我先生都是漢人。那個警察說：“他們可以進，你不能進。”我使我特別感覺到，作為一個藏人，你不能回自己的家鄉，不能回到藏地，這非常諷刺。
事實上，北京對西藏採取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管理方式由來已久。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內地社會它的自由化程度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發展以及沒有民族控制的需要，所以全民控制和全面的壓制是短時間的。但在藏地，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一直持續下去的。這種時候體現出一種文革式的風範就特別明顯。對於中共來講，多少年來在治理西藏方面，一直沒有找到真正有突破性的辦法。
到了2012年春季，自焚幾乎遍及所有藏族地區，並最終出現在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 2012年5月27日，兩名餐館員工，25歲的達吉和19歲的多傑才旦在西藏聖地大昭寺前點火自焚。 1987年，曾經有藏族僧侶在這裡被毆打。達吉的一位朋友這樣回憶他。
達吉的朋友回憶道：我在2002年第一次遇到多傑。當時我們兩人都在格爾登寺修行佛法。我們成了朋友。 2011年，當我在印度的時候，多傑在拉薩自焚。他是個很踏實、很可靠的人。他是個你可以靠得住，可以信賴的人。
北京指責達賴喇嘛煽動自焚事件，或至少沒有盡力阻止自焚發生。達賴喇嘛並沒有公開發表講話鼓勵自焚，而是呼籲中國認真解決這一問題。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說：這些自焚事件是一些內在原因的表象。我感到很悲哀。這些人決定自焚不是因為喝醉了酒，或者是家裡遇到問題，我覺得是因為他們這兩三代人遭受了太多苦難。我要對他們說點甚麼的話，就必須給他們想出一些辦法。可是我拿不出甚麼辦法。我感到非常難過，只能為他們禱告。除此之外，我無能為力。中國政府本來是有辦法的，但是他們總是諉過於人。這無法解決問題。他們應該現在就展開調查，看看自焚事件的原因是甚麼。他們必須更嚴肅地對待這些自焚事件。
2011年11月3日，在四川省以藏族居民為主的道孚縣，35歲的僧尼班旦曲措成為第二名自焚的女性。她在自焚的時候高呼口號，呼籲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並在身陷火焰的時候巋然不動，以此表達自己的意志。
班旦曲措的鄉親洛桑晉巴表示：在她自焚的兩天前，班旦曲措對另外一名尼姑說，中國政府加緊了對我們的壓制，越來越多的自焚事件讓她難過。她不知道達賴喇嘛甚麼時候才能回到西藏。她還說，只有達賴喇嘛回到西藏，這裡才會有和平。她在自焚的時候，帽子裡放著達賴喇嘛和噶瑪巴活佛的照片。她在身上著火的時候仍然雙手合十，不停禱告。這些我們在視頻上都可以看到。
大多數自焚藏人都是普通的僧人、尼姑、農民、學生或者家長。但其中有兩起自焚事件的影響格外深遠。一次是在青海省達日縣發生的。當地一位倍受尊重的宗教導師索帕喇嘛在2012年1月8日自焚。 40多歲的索帕喇嘛生前從事修建學校和其他方面的社會工作。在自焚前，他攀上當地一座山頂焚香並散發傳單。他對人們說，他自焚並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耀，而是為了西藏和藏人的幸福。
另外一起震驚藏區的自焚事件於2012年10月13日發生在甘肅省。這次事件也不符合中國政府關於自焚者年輕、有心理問題、誤入歧途的宣傳。旦丁多吉是西藏地區一位倍受尊敬的年輕轉世喇嘛的祖父。他本人也在西藏享有崇高聲譽，被視為西藏社會的精英。旦丁多吉在抗議中死去。成千上萬名藏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為他禱告，並表達敬意。
在紐約的藏族作家，《卡貢》網站的編輯頓珠扎西說：在西藏，人們對自焚表現出團結一致的立場。這也顯示出對自焚的支持。比如，來自西藏同仁縣的自焚者索南達傑，他去世後不僅來自同仁縣的藏人，來自果洛、青海和阿壩縣安多地區的藏人也來表示支持。他們還給索南達傑的家人捐獻了大量的金錢。除此之外，儘管他是一個普通公民，他的火葬儀式是在一個傳統上只為高僧大德進行火葬的地方舉行的。所有這些都顯示出自焚不是一種只和個人、家庭或者某一地區有關的事件，而是和整個西藏相關聯。
中國當局把自焚日益增多歸咎於“達賴集團”和境外勢力，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和任何反對中國西藏政策的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這一段時期，在中國的有關地區發生了一些藏族人員的自焚事件。從目前偵破的許多宗自焚事件來看，其背後很清楚，是達賴集團在進行唆使、蠱惑和策劃。有關法院今天宣判的這些案子，也充分地表明了這樣一種唆使和策劃的背景。有關人員為了配合達賴集團搞分裂祖國的圖謀，不惜將無辜的人員推向自焚之路，走上不歸之路。這嚴重地違反了中國的有關法律。
洛桑森格博士在2011年被流亡藏人推選為他們的政治領袖，接替了達賴喇嘛下放的政治權力。他對這些指控做出了回應。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表示：由於嚴酷的現實，我們不鼓勵在西藏境內舉行任何抗議活動。只要你參加抗議，你就會被逮捕、被關進監獄，並往往會受到折磨虐待。我明知這樣的後果，怎麼還會鼓勵任何形式的抗議呢？儘管如此，我們的立場是，西藏一出現抗議活動，我們就有責任與他們團結一致、支持抗議者的表達的願望，因這是為西藏和藏人表達的願望。
但是，滿足西藏人的訴求並且謀求地區穩定可能並不符合西藏和擁有藏族自治州的那些省份的執政者的利益。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他們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對他們來講，一方面這個事情出現了，他們把責任推乾淨。同時，他們又要利用這樣的事件，為自己擴大權力找到理由和根據。既然你看，境外勢力如此進行操縱、策劃和破壞，更說明我們的維穩，我們的鎮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中央更多地撥經費，擴大我們的權力，提高我們的地位。這不就成了“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這樣一個官僚集團的邏輯。
至2012年秋，自焚事件急劇增加，僅11月份就有27宗。國際社會呼籲中國政府處理在西藏出現的問題。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敦促北京，解決西藏人民長期的積怨，這種不滿導致抗議和自焚事件升級。她說：西藏社會穩定將永遠無法通過嚴厲的安保措施和壓制人權實現，必須解決深層問題。
歐盟發表強烈的聲明，支持聯合國的立場。
美國敦促中國通過與達賴喇嘛對話來尋找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並調整其在西藏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盧嵐表示：美國希望自焚這類悲劇事件不再發生。中國的一些政策引發緊張關係、威脅了西藏人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認同。我們繼續在公開和私下場合敦促中國各級政府調整在西藏和藏區的政策。
面對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擔憂，中國政府的回應是：西藏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外界干預。中國政府稱，在西藏投資了數十億美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了學校和醫院，極大地改善了西藏高原上的基礎設施。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我們必須要承認並讚揚藏區在過去二、三十年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進步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政治上是失敗的。一部分原因是一味地追求經濟發展。中國人的做法好像是，只有一種發展模式、一種現代化模式，那就是GDP增長和基礎設施發展。於是他們將這種做法強加給藏人。中國人本來不一定要如此。他們本可以把藏區作為一種人力資源來發展，人的潛能增長，更好的教育、技能訓練。這樣做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低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很多問題。但是問題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好像在文化問題上歷來一籌莫展。或者說，無法處理好與中華民族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這尤其體現在宗教上。他們似乎無法有效地理解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在更深程度上珍視文化的人。這可能是共產黨一直引發衝突的深層問題。共產黨一旦被視為進行文化侵略，他們的經濟成就立刻變得一文不值。 1994年西藏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作出的對達賴喇嘛進行人身攻擊的決定與這些都有聯繫。他們在80年代沒有這樣做，文革後也開始一直沒有這樣做。中國人一旦這樣行動了，他們便立刻失去了與西藏人民建立成熟、開放關係的任何可能。他們的經濟政策實質上已經毫無意義。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所以，藏人有時會這樣說：你們給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後一件是要殺了我們，難道我們會感謝你嗎？他說的這個“要殺了我們”就是要扼殺他們的宗教。到底怎麼扼殺他們的宗教呢？再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你每天給我吃、給我喝，但你每天要罵我們的父親，甚至要讓我自己來罵我的父親，我能高興嗎？對於藏人來講，達賴喇嘛是比父母親還要親的人。所以，對他們來講，你想想，不能簡單地只用經濟上的滿足就能使他們感到幸福。
中國官方媒體把自焚者形容為易受影響，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輕人。媒體說他們有社會和家庭問題，很容易受到來自美國之音等的新聞媒體播放的圖像的影響。
中央電視台還提出有人選擇自焚來結束自己生命的另一個原因，並把矛頭指向那些被控鼓勵自焚者的人，說他們意在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
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時事評論員高志凱：我認為最近的這些事件讓人震驚並敲響警鐘。我想最近的報導實際上揭示出這類事件正接連發生。我想那些進行自焚的人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因為他們受到他人的擺佈。這些自焚者失去了他們的生命，但是那些操縱他們的人，那些造成這類事件發生的人卻想活著，想過奢華的生活，他們想讓別人去死。
2012年8月，中國當局在全球發起媒體攻勢，下令宣佈自焚行動為非法，甚至懲罰為死者祈禱和超度的人。數百名藏人被捕並被判重刑，一些人被判死刑。這些嚴厲的懲治行動以及中國政府對歷史上被西藏人民奉為領袖的達賴喇嘛的持續攻擊，進一步影響著藏人如何看待自身在中國的處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有關人員對他們的罪行供認不諱。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些案例的宣判，國際社會應該認清達賴集團在自焚事件後面所採取的這樣一些陰險、惡毒的手段，來譴責他們的罪行。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2月初很具體地說到，西藏問題與人權、文化、語言和宗教沒有關係。而這恰恰是藏人認為的問題所在。我還想說，這也是政治上的癥結所在。一方面，既然中國現在認定了這個立場，認為西藏問題與人權、政治、語言、宗教和文化無關，那它就一定與別的甚麼因素有關。他們就會把這個“別的因素”指向境外，就是他們所謂的“達賴集團”。中國的黨和政府把與達賴喇嘛有關的組織和個人都定性為達賴集團，不一定意味這是達賴喇嘛本人。但是，他們會把這個境外組織定為藏區發生的所有壞事的罪魁禍首。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當局就必須指出嫌疑人，並將他們投進監獄。他們聲稱這些人勾結境外勢力，密謀從事違法活動，這要經過一個指認的過程，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掌握了達賴集團罪責難逃的證據。只要中國當局不願考慮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待這個問題，他們就不會認識到，深層的因素是，藏人如何看待自身的遺產、文化、語言和宗教。
西藏流亡領導人在對待自焚者的願望問題上表現得謹慎和有分寸。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表示：他們在自焚時舉的標語，或留下的遺言，或給親朋好友留的信，從這些信息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項要求和願望，就是：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人民獲得自由。我認為，這是境內藏人的願望，這一點已經得到廣泛的證實，也已經被境內外藏人所普遍接受。
自焚者表達出的痛苦和掙扎讓許多藏人感到深深的挫折。一些藏人把自焚看作是結束中國人統治西藏的呼聲。
在美國田納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諾布說： 西藏自焚者的訴求是絕對清楚的。他們最主要的要求是西藏獨立，這是明確的。藏族尼姑桑傑卓瑪甚至在自焚前寫在手上，還拍了照。她寫的是：西藏是獨立的國家。其他人也留下了這方面的遺言。但我認為，他們許多人總體上所說的要求達賴喇嘛重返西藏的訴求，也必須用這個角度來看待。必須要看到，這個要求不只是要讓一個宗教領袖回到西藏，而是還要讓西藏的主權領袖、藏人的王回到他的獨立祖國。這絕對是西藏人所要求的。他們從一種具有像徵意義的途徑做出要求。這和南非人民要求釋放曼德拉是一回事。非洲人民不只是要求釋放曼德拉，而是要讓南非獲得自由。當西藏人呼籲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時候，他們要求的是讓西藏獲得自由。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現在自焚也在被一些方面解讀為對西藏獨立的一種訴求。如果將來的自焚真正被定義為對西藏獨立的呼喊、一種訴求，給戴上這樣一個符號的話，任何想從獨立的位置上轉向或後退，那都是對死者的一種背叛。所以我覺得，這是未來漢藏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岔路口。能不能把自焚的問題解決好，這對未來漢藏關係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據目擊者的表述，自焚者發出的最多的吶喊，是在被熊熊火焰包圍的時候，喊出：“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和“我們要自由”。有19名自焚者以詩歌、錄音和書面形式留下了較為完整的遺言。
但是，只有青海稱多縣扎多鎮21歲的阿旺諾培，在和友人丹增克珠自焚後，留下一段視頻。
阿旺諾培說：如果我們沒有了自由、文化傳統和語言，這將是我們的恥辱。我們絕對要學習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作為一個民族，自由、語言、宗教傳統是必需的。我的朋友，要是失去了語言，我們藏族還算甚麼？我們該叫自己中國人還是西藏人？謝謝你。我是好不了了。我的心中只有一個願望：我希望我們的民族被人看得起。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求。
阿旺諾培於2012年7月30日死亡。
2009年以來已有超過110名藏人自焚。至少有100多名已被證實死亡。倖存者被收押。他們的命運，大多數仍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