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美國大選揭曉在即，無論是否連續連任成功，還是拜登成白宮新主，下任美國總統都將面對未來年美中關係走向的新挑戰。
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了六位專家，就美國對中國的定位，經濟貿易，網絡安全，威脅，台灣等5大例外為下任總統提出建議。
中國到底是美國的競爭者（競爭對手），敵手（顧問），還是敵人（敵人），將成為美國對華關係的性質，並預示其未來走向。
定義中國：敵對與合作混合的競爭關係
溫斯頓·洛德（Winton Lord）是近50年前美國打開中國大門外交的參與者；他曾在共和，民主兩黨政府中任駐華大使和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洛德大使告訴美國之音，下任美國總統應繼續現政府對中國的定義，即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戰略重點。他認為美中“所有關係將繼續是一個競爭性混合體，有些敵對的熱因素，還有些有限的合作因素”。
洛德大使認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手，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全面性敵人，不是一個必然導致衝突的敵人”；不過他指出，“儘管美中之間有競爭與合作，無論（中國）在安全，對台灣的威脅，還是對我們社會的滲透，我們都會在這些領域裡反對他們。”
洛德大使代表，美中關係目前的狀況很大程度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造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美中關係中有對抗的成分，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衝突或讓中國徹底成為敵人。這只是意味著可能存在關係存在著緊張，特別是由於中國最近在國內外採取的需要我們整合管理的行動。”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杰榮（Jerome Cohen）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的國際法律啟蒙者，也是為中國的異議和維權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最多的美國法律專家之一。
現年90歲的孔教授認為，下屆美國總統選舉將“與中國關係的複雜挑戰過於簡單化”。“我不認為一個單詞或一句話可以擴展出足夠的考慮的戰略。為了既簡單又足夠，我有個公式，可以達到4個C”。”即合作（Cooperation），競爭（競爭），批評（Criticism），阻止制（Containment）。
雖然孔杰榮也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競爭者和需要阻止制的對象，但他更突出美中合作。他說：“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與中國合作。在氣候變化，環境和經濟領域；還有在那些我們沒有多少經驗的安全領域：太空和網絡，北極和南極，所有這些領域都急需更好的規則，秩序和安全。而要沒有美國與中國，以及其他大國的合作這是不可能達成的。 ”
孔杰榮也認為下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中要有“與蘇聯打交道時所採取的冷戰政策”。因為“美國確實需要抵抗的防禦，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認為必須採取的防禦措施。 ”他認為，“中國也需要阻止制自己。它已經在阻止制美國。中國需要限制其過分積極的軍事名義和政策。因此，雙方都需要，可以叫做相互中斷制。”
孔杰榮認為，“我們需要合作；我們需要競爭，這必須繼續；我們需要批評，雙方都要自由表達，需要更多中國不透明社會的信息；我們需要雙方相互阻止制自己的軍事力量，我希望美國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但是以有限度的方式，因為我們需要將更多資源不是補充軍火替代改進我們自己的社會，幫助其他人群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因此這是很複雜的。我們無法將美中關係的外交政策用一個詞來概括。”
范亞倫（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擔任羅姆尼總統選舉團隊的國家安全顧問。
范亞倫認為，中國是美國的重大，但不是敵手。他認為，下任美國總統很重要的工作是規範中國對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戰，“同時對美國而且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所有挑戰，這種挑戰全面存在於各個領域中，包括經濟，技術，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等。
范亞倫指出，美國下任總統必須正視這些挑戰，在對華政策上不光要防守，還要主動出擊。
“我們必須抵制住（雙向關係）重新啟動的誘惑，想當然認為過去四年中快速湧現的問題只是本屆美國政府的政策使然。我不認為如此。我認為，只有防禦政策將不足以應對。採取行動，讓中共政權對所採取的措施不斷擴大挑釁的政策付出代價。”
范亞倫認為，基於對中共列寧主義政黨本質的認識，美國下任總統的短期目標仍然是回擊中國的挑釁性政策；長期而言，雙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領導層是否改變。
“這是一個列寧主義政權，致力於在內部維持政治權力的主權。其領導人對政治和政治競爭抱持非黑即白和零和的觀點。他們的目的是讓他們自身的權力最大化，在國際體系中讓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力量最大化。”
“由於這個政權的本質及其現任領導人所想要的目標，我們將會經歷一段時期的競爭加劇。我們必須對此有現實的認識。”
胡平是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大學所在的海淀區地方人大代表，《論言論自由》的作者，留學美國後投身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北京之春》雜誌的榮譽主編，民運理論家。
胡平認為，下任美國總統當然應該把中共專制下的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敵手，這“同時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比俄羅斯更危險的挑戰者，它在意識形態上否認普世價值，更因為習近平對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解釋已經揭示了中共政權的擴張野心。
“習近平講得很清楚，說這'符合中華民族歷來來持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諧萬邦的天下觀'。而所謂'天下觀'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句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胡平指出，按照中國的天下觀，天下必須歸為一統，即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就是你的存在阻礙了天下一統，所以就要把你消滅，這還是在中國古代皇帝中以開明著稱的趙匡胤講的。”
胡平表示，過去中國也許認為自己就是文明本身，或者是天下的中心，“因此，一統天下就是要讓自己的中央權力遍及全世界，”“用它的政府和用它的力量造成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而這種世界秩序可能是跟現在的世界秩序不相容的。”
胡平認為，習近平用這種天下觀解釋其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就意味著把侵略和擴張都合理化，而且必然會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而“由於中國比當年的蘇聯擁有更強大的經濟實力，加上中國龐大的體量，所以它確實對美國以及全世界構成極端嚴峻的挑戰。”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1960年17歲時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先讀東亞歷史，後攻政治學，研究中國政治超過半個世紀，有關中國的單獨著述或合著不下15本。
黎安友說，這是兩三年前白宮在諮詢了其他機構後發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概念，“這是個好概念”。黎安友認同美國官方對中國的定義，“同行競爭者”（Peer Competitor）。 。
但黎安友不認為現在的美國政府有一個統一的對華政策，“它很分裂，導致的政策是打貿易戰，蓬佩奧的政策是推翻中國共產黨，而其他一些官員的戰略則是堅持對等。”
黎安友認為，將中國視為百分之百的敵手是錯誤的，“因為在我看來，中國並不想推翻全球體系或取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它確實想與美國競爭其影響力，包括在亞洲因此，如果我們將其視為競爭，我認為重點應該轉移到美國，即更好地加強自身，發展經濟，改善政治體制，殺死我們可以與中國競爭。”
黎安友對中共的看法也不同，“中國領導人跟冷戰時的蘇聯民主黨不同。蘇共致力於社會主義傳播到全世界，他們要推翻其他國家的政府，建立共產主義政府。在我看來，中共沒有這個野心。他們沒有試圖讓歐洲和非洲的其他國家採用中國的意識形態或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認為中共要的就是保持其在中國的政權，使中國成為一個大國，使中國為著自己的利益被全世界接受。但它並沒有要推翻其他政府。”
章家敦（Gordon Chang）是對華採取強硬立場的時事評論家和專欄作家，2001年因《中國即將走向崩潰》一書聞名。
章家敦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因為他們一直在惡意襲擊美國。現在，我們有22萬6千美國人被北京隨意釋放的病毒殺死。我們不知道這種病毒是如何開始的，，但是，我們知道習近平在12月和1月採取了措施，他知道其結果必然是這種疾病會傳播到中國境外。因此，這是惡意傳播這一疾病。 ”
對華貿易政策-關鍵領域脫鉤已成定局
今天一月美中雙方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新冠大流行重創美中乃至全球經濟，協議能否最終完全執行前景不明。但貿易戰加速了美中供應鏈的脫鉤。下任美國總統應採取什麼樣的對華貿易政策？
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肯定達成政府對華貿易政策所針對的替代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中國一直在採取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利用違反世貿組織格局，獲得不正當優勢，竊取版權，入侵美國公司轉讓技術等，所以我認為確實存在著問題，現政府已經正確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我認為其應對並不有效。”
“我不會取消目前的（貿易）協議，但我會嘗試在知識產權，對中國公司的補充，以及網絡盜竊經濟秘密等”上初步取得成果進展。”
關於美中經貿脫鉤問題，洛德認為，應該是有選擇的而不是全面脫鉤，“不是公認政府正在實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他領域公認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我原則上是同意的，但那是使用砍刀而不是手術刀。”
他表示，美國應該非常小心，有些對中國供應物品的依賴必須打破，“如關鍵的安全物品，未來大流行中需要的關鍵物品，藥物，稀土等礦物，像這些有選擇的領域；還要與我們的盟友合作，加強我們自己的國內生產，或者至少要依靠我們自己的計劃而不是中國的。”
洛德認為，發動全面貿易戰，全面脫鉤最終會造成對許多美國工人，美國出口和一些行業的不利影響。他認為，選擇性脫鉤正在發生，集中在精準領域，而不是全面鋪開。
“它並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任何根本性變化，也沒有改變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而說，中國為關稅”，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認為，重組對華貿易戰是失敗的。付了代價，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的消費者為關稅買了單。我認為貿易戰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太大損害，因此是完全失敗的。我也不認為貿易戰應該繼續下去，或者應該加強它。我認為這行不通。”
黎安友認為，美中經貿脫鉤是個複雜的問題，關乎安全的領域放置地將會脫鉤，“高科技領域無論是否發生貿易戰，都將發生脫鉤”。但在製造業，原材料等多個其他領域，不會完全脫鉤。以iPhone製造商為例，“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蘋果公司製造出這麼多替代的iPhone。而是放置很多事情中的一個例子，美國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別無選擇。”
“如果存在安全隱患，包括間諜，技術盜竊，那麼政府應採取乾預措施，以防止美國被利用。舉個例子，當一些中國時”黎安友認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在貿易上將安全考慮與經濟考慮分開。公司想在美國投資購買一家公司，剎車從該公司獲得技術時，如果該技術對安全至關重要，那麼美國政府應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實際上，黎安友認為，應重返“烏克蘭政府達成，退出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這樣的多邊安排（TPP），與中國周邊其他國家建立穩固的貿易關係，並製定了促進中國遵守這些規定的規則，我們應該還以類似的方式使用現有的規則，使用法治，外交手段，敦促中國在其經濟不公平的地方做出改變。”
“我們必須像通常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與中國進行貿易，並且不要使用關稅試圖對中國施加壓力，因為它不動機。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范亞倫則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替代將中國視為正常貿易國。“我們必須重新調整我們與中國經貿關係當中的許多方面，部分是由於中國一直採用的那些政策，部分是由於中共政權的本質。在我看來，我們不能繼續將中國祇是少數另一個正常的貿易夥伴，因為中國不是。”
但他在安全考量和關稅問題上與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范亞倫認為，應繼續現有的一些政策，從而加強審查中國公司對美國高科技領域的投資，對某些敏感技術的對華出口需要申請但他不認為應該繼續對一些來自中國的消費品加徵高額關稅，對於某些間不涉及戰略敏感的貿易沒有理由去改變。
《偏向像中國這樣的專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風險優勢，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競爭力。”
胡平說，固然過去20年美中經貿交往的結果雙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樣。“在美國，得利的是跨國資本，而一般勞工的利益受到損害；在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也會得到好處，但最大的附加者是專制政府，強化了專制政府的力量。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因此他平指出，美國採取必要的保護主義在所難免。但他認為，貿易戰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認為，甚至是要實現涉及國家安全的高科技產業與中國脫鉤，要做到的必然是跟其他自由民主國家聯手，“因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同盟之後，脫鉤才能達到目的。否則沒跟對方脫開反而把自己隔絕起來了，結果更糟糕。”
一向尖銳批評中共的時事評論家章家頓認為，無論誰贏得2020大選，美中貿易協議可能都將無法繼續下去。他認為，如果拜登當選，他會結束貿易戰，“拜登已經明確表示，他不喜歡先前總統根據特別301條款對中國施加關稅...拜登總統將重新嘗試與中國進行談判的失敗政策。”
章家敦認為美中貿易協議不會繼續，“因為中國沒有遵守第一階段的貿易義務……對中國而言實際上只買東西是最容易做到的……。我認為可以會意識到不可能與中國進行談判，他們沒有誠意。因此，我認為他將結束協議。”
章家敦表示，下任美國總統要實行的對華貿易政策是雙方完全分開，“切斷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切斷對中國市場的投資，切斷與中國建立研究夥伴關係的對美投資，在最大狹窄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科技與安全-對華為的制裁非常必要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頂尖科技公司華為的制裁被幾乎所有西方國家排除在5G網絡建設之外。但針對TikTok和微信的禁令均在美國法庭遇阻。在高科技和網絡安全方面，下任美國總統應採取的政策？
幾乎所有所有人-任何立場自由還是保守，都認為值得政府制裁中國高科技巨頭華為非常必要。
洛德大使說，華為以及其他中國的應用程序構成了對美國的普遍性安全挑戰：“關於網絡安全，我們不應該模糊，應該盡一切可能反擊，並保護我們的利益。特別是在涉及竊取經濟信息或安全技術信息時。”
孔杰榮說：“我一分鐘也不會相信我們應該輸入並採用華為或中興這種技術。這很危險。無論華為怎麼說，它都是中國政府的工具，對於我們很多了解情況的人而言，這是黑人的。”
黎安友說：“我們不應該使用華為設備，因為我相信華為聽命中中國政府的指令，即使他們說沒有這樣做，其設備可以在發生網絡衝突的情況下使用監視或傷害美國。”
洛德大使說，要區別網絡間諜跟每個國家都在做的情報蒐集，在這方面也應該“用手術刀而不是大砍刀。”
他還認為，要與美國的盟友緊密合作，“提出一個聯合陣線，制定一致的政策，一個能區分實際安全措施與維護美中兩個社會間通常是積極方式聯繫的政策。”
孔杰榮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我們可以在多大引用引用國家安全措施來制止與中國合作的現實問題，也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用一般原則只能走到這裡，我們必須研究每個單獨案例，那將是對新政府的挑戰。”
范亞倫表示，應在高科技領域實行對等原則，“如果中國禁止西方企業在中國市場運營他們的應用，為什麼西方國家允許允許中國企業在西方市場運營他們的應用。這是公平的問題。”
章家敦為此表達得普遍中斷然，“我認為下一任總統就應立即禁止微信和TikTok以及所有其他中文應用程序。如果聯邦法院不喜歡，那我們就根據《 1917年對敵貿易法》的規定來認定中國，因為這意味著聯邦法院更難推翻禁令。”
章家敦說，“我們應該讓中國為盜竊美國知識產權付出最大代價。他們每年竊取數千億美元，因此我們對中國的製裁應為每年數十億美元。”
對華財務政策-如何讓北京付出代價？
面對政府對中共在新疆，香港的人權侵犯施加了極為嚴厲的制裁措施，對抗中共的侵犯侵犯也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因此，下屆美國總統應採取某種更有效的對華財務政策？
洛德大使認為，下任美國總統必須繼續公開和私下就中國愛滋病問題大聲疾呼，並在制裁或言辭批評方面獲得更多國際聲援。
洛德大使認為：“在財務努力上既存在政府又過去的政府都始終處於巨大困難之中，因為中國參與政治政治和政治制度高於一切，為了維護這一點，他們願意付出代價。在習近平的統治下情況更輕巧，在國內，對新疆實行野蠻政策，破壞香港的自治使之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以及鎮壓中國人民等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使習近平變得越來越鎮壓性。”
洛德認為，下任美國總統的對華財務政策必須現實，財務問題不能完全駕馭美中關係，並安排議程。“我們有安全，外交和經濟利益等必須推動的替代，我們不能把所有這些替代都讓歸因財務問題。如果中國財務需要改善，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首先必須來自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本身。我們應該維持我們在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因為這既反映了我們的價值觀，也有助於維持美國國內公眾和國會對中國政策的支持，它也給中國的改革者帶來一些鼓勵。”
洛德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財務政策還必須以美國社會自己的榜樣為基礎，他批評公認的總統，“正在樹立一個非常糟糕的民主模式，使我們在某些同樣問題上向中國的施壓變得虛偽。”
洛德大使希望新一屆美國政府能夠在國內恢復民主，法治，規範和監管，在全球範圍內就證券大型聲疾呼，他認為只有這種才能“使我們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可以傳遞更有效的信息。”
“我不會說這沒有任何作用，因為自從今年7月1日新國安法生效後，中國沒有試圖將孔杰榮教授說，變成總統在國會支持下採取了制裁中國預防違反的措施是有效的。製造更多擔心。”“即使對12名香港人在中國進行指控也沒有根據港版國安法。因此，我認為中國正在努力地不要讓人們感到太不安。”
孔杰榮認為，下屆美國總統對北京當局侵犯的態度有所不同會影響港版國安法在香港的執行力度。“儘管他們認為，對世界上任何人，只要他們認為有對香港和中國有害的行動和言論，他們都可以行使司法權，但他們尚未採取行動。……。我認為他們在等待，觀察下屆美國政府的態度和行為。”
范亞倫議員，下屆美國總統的財政政策必須確保北京在人權侵犯上付出代價。“下任總統立即面對的一個問題會是，美國是否可以參加北京冬奧會。由於中共在新疆被揭露的行為，美國國內會有巨大壓力，國會，人權團體會反對抵制。然後問題是其他民主國家是否會參加。”
他指出，令人擔憂的是中共現在在應對風險問題時已經過去或者其他威權政府所沒有的傲慢，因為他們相信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
范亞倫表示，美國表明施壓的意圖非常重要，“既是希望引發北京改變，更是教育本國民眾有關中共及其造成所為的本質。”
黎安友為下任美國總統提出了促進中國人權的三個槓桿：“首先，我們應該重新加入聯合國財務解決，我們應該做很多聯合國財務系統中還沒有做的事情，以保持壓力，繼續關注中國，並聯合我們的盟友和朋友，也就是多邊外交。”
“第二，很重要的槓桿是我們自己的榜樣，美國在世界上的存在。人權和法治的概念，讓包括中國內部的世界各地有人都看到這種理想的存在。”
“第三，是中國人民本身，他們是促進中國人權的主要力量，不是我們。因此，我們應該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幫助他們，無論是通過言辭還是通過政治庇護……我相信，如果中國人民想要財務，那最終會發生。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他們。”
“這些罪行與大屠殺前的第三帝國的犯罪一樣嚴重。這太可怕了。70年來，世界都還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有義務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他認為，光是實施對中國的製裁是不夠的，“這是個大一統政權。我們不能小打小鬧地考慮問題。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正在跟一個惡性政權打交道。”
對台灣政策-戰略模糊還是清晰？
先前政府為提升美台非正式關係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內閣官員訪台，加大對台軍售，涉台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等。台灣內部和美國國會已經出現要求美國同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呼聲。而且同時，北京武力統一台灣的言論和行動也罕見地密集出現。下任美國總統應秉持怎樣的對台政策？
洛德大使肯定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他說， “其中一個好的方面就是提升對台非官方關係，派高級別官員訪問，但不是挑釁地派國防部長，而是高級別經濟和其他內閣官員訪問台灣；繼續賣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但敦促台灣購買並發展自己的武器預算以應對中國的威脅，如導彈，提高跟台灣軍方幕後協調，避免對中國挑釁。”
但他認為，美國應繼續維持 “一個中國”的模糊政策。 “過去7、8任美國政府實行的這一政策，保留著與中國的基本關係，起到了保護台灣、並使之成為不僅有繁榮的經濟力量，而且具有中國血統的民主制度的典範。如果朝著正式關係變化，或是宣布正式的安全條約，消除戰略模糊，這樣做極具挑釁性，並有可能導致與中國的衝突，當然會損害更穩定關係的任何機會。因此我們不應該作根本性改變。”
黎安友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重申基於三個公報和《台灣關係法》的美國傳統的對華政策，“即除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在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不設立場。我認為，下一任總統應維持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換句話說，我不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對台灣政策。”
范亞倫也認為，一個中國政策很長時間以來發揮了作用，他不確定嘗試改變是否有利，但不利的是“可能會給予中國藉口，施加更多壓力。” 他認為現實很清楚，“台灣是個獨立的主權實體，一個自治的民主國家，台灣有權保持這個地位。”
洛德大使表示，下任美國總統應該恢復美國對盟國的信譽，特別是亞洲盟國，而不是試圖讓中國測試美國的威懾能力。洛德大使說，還有一項緊迫事務是繼續為台灣在國際組織中取得代表權施壓。
孔杰榮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一百週年。 “好以強勢領導人出現的習近平為要能有理由高調紀念這一偉大活動承受著巨大壓力。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他實現台灣和祖國統一更重要的了。因此我認為，未來幾年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
他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採取的進一步加強台灣的步驟應適度。 “必須注意不要走得太遠。我們必須保持在現有的與中國達成協議的範圍內，如果沒有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協議，現狀不應有任何改變。”
黎安友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沒有在不久的將來對台灣進行軍事進攻的打算。 “因此，我們不應採取任何行動來觸發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攻擊。更改政策名稱只會增加對習近平使用軍事力量的壓力。我們不想引發戰爭。”
范亞倫認為，美國不應放棄戰略模糊，但美國應當幫助台灣發展防禦政策，並且明確表明，如果中國使用武力，美國會協助台灣。 “我們必須幫助台灣抵禦中國。我們同時也必須採取步驟，發出明確信號，如果中國使用武力或試圖脅迫台灣，我們會履行《台灣關係法》下的義務，施援台灣。”
他表示，“我們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們的決心，低估我們的伙伴和盟友在台灣遭到攻擊時施援台灣的決心。”
章家敦認為，要想避免台灣海峽戰爭，美國就應該明確聲明捍衛台灣。 “要記住，在1950年，我們向金日成明確表示我們不會捍衛韓國，結果發生了什麼？他就攻擊了韓國。我們明確告訴薩達姆·侯賽因，我們不會捍衛科威特，結果怎麼樣？他就襲擊了科威特。相同的態勢，我們本可以避免朝鮮戰爭，我們本可以通過非常簡單的聲明來避免海灣戰爭，我們可以說會捍衛韓國，我們可以說將捍衛科威特，然後就不會有朝鮮戰爭，也不會有海灣戰爭。因此，我們不應再犯同樣錯誤。是的，如果我們想與中國開戰，那就不要說我們會捍衛台灣。這是與中國交戰的最簡單方法。但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的最簡單方法，就是明確我們會捍衛堅實民主的意圖。”
章家敦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致力於承認台灣為合法政府。 “如果台灣想與美國達成共同防禦條約，我們應該對此持開放態度。應該讓台灣成為像北約這樣的條約夥伴。”
胡平也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早日實現和中華民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一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那麼對於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不消說有很大的意義，另外也有力地解決了美國台灣的戰略清晰還是模糊這麼一個兩難的問題，它對台灣的安全就提供了一個更有力的保障。”
胡平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和美國建交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困難。如果美國跟台灣建立正式邦交，中國大陸其實找不出理由來反對。
胡平指出，中共從2000年起就已經悄悄修改了它的一個中國原則，“原來它的一個中國原則要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以及它還要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可是自2000年之後，它就只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不再反對一中兩府了。”
胡平說，如果美國在不改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情況下和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那實際上就是實行了一中兩府，因為其前提依然是一個中國，所以中共方面沒有任何理由來抗議。”
胡平問道：“中國既然可以既承認北韓政府又承認南韓政府，那麼美國為什麼不可以既承認北京政府又承認台北政府呢？道理是一樣的嘛。”
胡平表示：“如果美國跟台灣建交了，第一，它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得到了提升，另外它也使得兩岸關係、台灣的安全得到進一步的保障，對兩岸關係比較長久地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有極大好處，所以這不但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