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會不出意料地宣布同意將人民幣納入其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入籃，北京贏得的是像徵性的勝利，而面臨的卻是真實的挑戰。外間分析認為，對於中國當局和IMF而言，推動人民幣加入儲備貨幣俱樂部，更多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分析普遍認為，IMF接納人民幣入籃所具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上的重要性，更多是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上所具重要地位的認可。
而另一方面，加入IMF的精英貨幣俱樂部，則意味著中國當局需要建立市場化的匯率機制，並深化金融系統的改革。因為那樣，才能令各國央行和市場投資者建立起信心，增持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
在上次，也是就是2010年IMF執董會對SDR貨幣籃子審查時，人民幣是唯一不在SDR籃子內但符合出口“門檻”標準的貨幣。當時人民幣被認為不符合自由使用的標準。
IMF此前表示，此次審查重點關注對人民幣作為可自由使用貨幣的評估。華爾街日報週一的一篇報導提及，今年8月，IMF的經濟學家曾質疑人民幣是否滿足自由使用的標准後，中國當局推出了一些金融業整改方案，以滿足IMF對於該標準的模糊解釋。
華盛頓的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雅各布.克爾凱郭爾（Jacob Kierkegaard）對美國之音說，所謂的“可自由使用”沒有什麼客觀標準可循，也沒有衡量方式。他認為，從根本上講，IMF的決定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他說：“此時我們可以就人民幣是否能夠自由使用進行爭論。但是，我們不妨說，好吧，它能自由使用，因為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政府會令人民幣更具自由使用性。因此，這其實是希望推動人民幣朝正確的方向走，而不是等到一切就緒。因為那將令中國的改革更為困難。”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從技術角度講，人民幣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標準。華盛頓自由派經濟智囊機構加圖研究所貨幣研究副總裁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與當前SDR籃子貨幣發行國家或聯盟不論在個人自由、法治，以及信息自由方面都難以企及，而那些都是一個繁榮的資本市場所需的。他認為目前人民幣不論從何角度都還不能算是一種國際性的貨幣。
多恩認為，IMF內部此前或對如何推動北京當局加快建立市場化匯率機制，並儘快鬆動對資本市場管制存有爭議。他說，從經濟角度看，人民幣不應被納入SDR籃子，但從政治角度講，或許將其納入會推動中國的市場自由化。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克爾凱郭爾還提及其他兩方面頗具代表性的看法。他說：“奧巴馬政府顯然需要對中國融入全球金融體系表示支持，特別是在此之前，它對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反應，在我看來是不當的。”
此外，IMF治理結構改革屢屢在美國國會遇阻，也被一些觀察人士視作是促成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的一個慰藉因素。克爾凱郭爾雖然並不認同這種看法，但他認為，由於國會和行政當局都應對IMF治理機構改革無法得以通過負責，奧巴馬政府支持人民幣入籃也符合自身利益。
宏觀經濟研究機構凱投宏觀的經濟學家安德魯.肯寧漢（Andrew Kenningham）曾在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鑑於人民幣不能完全自由兌換，加之中國的貨幣和債券市場規模較小，並且沒有完全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因而人民幣還不具備SDR“會員”資格。但是他說，政治上的考慮可能終將掩蓋這些爭議。肯寧漢認為，中國急於讓人民幣入籃，僅此一個原因，就能讓許多國家的政府說“是”。
但是，更多意見認為，中國當局推動人民幣入籃背後的政治因素並不只是為了展示其有想要加入就能加入的能力。經濟學家克爾凱郭爾說，中國極力推動人民幣入籃，也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他說：“其背後的主要推動因素是中國的改革派。他們可以照十年前加入世貿組織時的策略，以此推動國內亟需的改革。他們可以說，我們需要這麼做，因為已經在國際上做了承諾，以此應對國內的反對意見。”
克爾凱郭爾還表示，中國希望在明年任20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時，能夠在人民幣入籃方面有實質性進展，否則難以應對國內改革阻力。
華爾街日報在IMF執董會作出決定前夕發表的一篇分析報導將人民幣入籃稱作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及其同僚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報導說，在圍繞人民幣在國際金融界的地位應與中國作為正在崛起中的大國的重要性相匹配這一觀點，他們爭取到了政治支持，在利益集團的反對下，仍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放鬆利率限制，放寬海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的條件等。
不過，外界也注意到，由於擔心經濟減速，中國政府推遲了金融領域的一些關鍵性的改革。華爾街日報報導提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中國當局已經將在今年年底前實現金融市場更加自由化的目標延遲到2020年年底前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