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在深圳生活。曾在一家商務差旅平台工作的他，今年年初被裁員。王先生告訴美國之音，一切就像高速行駛的列車，突然來了一個急剎，站著的摔倒了，坐著的也是差點撲倒在地上，都懵了。
被失業擊打到暈頭轉向的不是少數。多位受訪者表示，中國經濟踩剎車之猛，失速時間之長，個人受煎熬、家庭被衝擊，他們始料未及。
從草根階層，到藍領、白領甚至是金領，都成為中國經濟衰退的受害者，失業、減薪導致的突發事件、極端事件也正快速增加。分析人士認為，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看上去也拿不出有效辦法，而壓力分分鐘會傳導到社會層面，中共維穩將遭遇更大挑戰，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將面臨更多隱患和危機。
致命的中產返貧三件套
40歲出頭的王先生目前失業在家，在深圳居住的他告訴美國之音，榮光仿若昨日，變化來得太快：「出差商旅軟件這一塊，我們公司無論是研發還是銷售，在中國都是排名前列的，也是中國民企500強。但現在很多企業沒錢了，我們的銷售也是一落千丈，裁員最後終於落到了我們這一批老員工身上。」
他表示人到中年，孩子都快養不起了：「因為原來收入挺高的，所以我把兩個孩子送到泰國的國際學校讀書，孩子的媽媽負責陪讀。那邊的生活費便宜，學費大概是國內同等私立學校的一半。但現在沒工作，怎麼看都覺得學費不便宜。考慮要不要把孩子接回國內讀書，但孩子很喜歡很適應泰國的生活，所以現在很糾結。」
王先生談到，7月初中金女員工降薪後跳樓的消息，讓他觸動很大，感覺同病相憐，「當然跳樓也不至於，我沒上1000多萬人民幣的槓桿去買豪宅，而且之前有些儲蓄和投資，所以先緩一緩」。焦慮之下，他用兩個辦法解憂，「一是喝點小酒，二是和前女友聊天尋找慰藉」。
慶幸未上槓桿，也是廣州劉先生的感慨。過去兩年，做IT工作的他先後被兩家大公司裁員，現在第二個孩子剛滿兩歲，妻子又被確診為乳腺癌早期，生活灰暗了下來：「第一次被裁員時，因為工作年限挺長，我得到了還算不錯的遣散費。後來到一個大公司，結果又被裁了，當時覺得自己運氣挺差的。好在我們沒有太多負債，房子買在廣州郊區，小三房，200多萬。」
中產困窘，目前來看已遠非個案。根據香港媒體對23家中國頂尖公司年度報告的分析，14家公司在2023年裁員。比較突出的是保利地產，在過去一年中裁員16.3%，即1.1萬人；總部位於上海的房地產公司綠地控股的員工數量也減少14.5%，近6萬人；阿裡巴巴在2023財年裁員12.8%，大約兩萬個工作崗位。
2024年，情況仍在持續惡化之中。騰訊員工數量2023年下降了2.8%，大概是3000人，2024年第一季度，該公司又裁員630人。此外，字節跳動、京東、快手、滴滴出行、嗶哩嗶哩和微博都啟動了裁員計劃。
長期分析、研判中國就業形勢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陳穎萱女士，在接受美之音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6月城鎮失業率，相較於去年同期下降0.2%，但中國網民對這些數據似乎不買帳。
她介紹，以往關於中國失業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應屆畢業生與工薪階層，但近期可以發現中產階層或高階經理人也面臨到減薪或裁員，如基金、券商與銀行都傳出員工降薪以「降本增效」，甚至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也將於8月開始降薪。
「中產返貧三件套——房貸過千萬、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國際，成為近期熱門討論話題，茅台價格跌落、鐘薛高跌落神壇，也都印證了中產階級的消費力不再，」陳穎萱說。
「黨媒姓黨 為黨減薪」
過往收入相對穩定的職場「鐵飯碗」人士，在2024年也感受到手裡的飯碗開始鏽蝕了。
在廣東工作的一位黨媒從業者羅女士告訴美國之音，媒體行業減聲一片：
「從省委機關報，到下面的地級市黨委機關報，一般來說都是旱澇保收的，現在也在減薪。一些報業集團下面的子報子刊就更慘了，不管是有編制的還是沒編制的，到手的錢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比比皆是。」
儘管多有不滿，但她介紹，媒體人沒有太多選擇：
「錢少拿了，會可沒少開，思想政治學習更多了，領導怕出亂子。但黨媒姓黨，原來該拿的也拿了，現在少了也沒辦法。我這種有編制的都想著早退休，沒編制的年輕人要麼苦熬、要麼另找出路。現在企業都不好做，企業給記者的車馬費、公關費都很少了。」
多位媒體人告訴美國之音，他們對現狀頗為不滿，中共管得太寬、太嚴，單位領導自我閹割嚴重，他們在重重壓力下工作，薪水本來就不高結果現在還在減。有媒體人特別表示，中國共產黨自認為擅長抓宣傳，那就索性一管到底，把所有媒體人的工資管起來、漲起來。
盼退休的還有銀行職工。在廣州一國有商業銀行工作的張女士介紹，2024年降薪普遍：
「建行、農行這樣的國有行，或者股份制銀行，現在薪水都在減少，不少地方的城市商業銀行就更別說了。去年其實也在降，今年估計只會更多，具體的降幅要到年底再看看，因為要看全年的業績，我估計少二三成是有的。」
她告訴美國之音：「降薪是不會有具體的文件甚至是文字通知的，至少我這個級別的看不到文件。說降就降，說降多少就降多少。我們這種50歲出頭的老職工，談不上有什麼競爭力了，就是熬，熬到退休。」
張女士的煎熬真實而迫切。中國金融行業的大多數領先企業為國有性質，為了應對經濟不景，銀行、券商和基金公司主要是減薪、減福利，而非大規模裁員。根據媒體報道，與去年同期相比，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將其員工相關成本削減了43.4%，基本工資減幅最多達到25%。與此同時，中信證券、中信建投、國泰君安等其他頭部券商的人力成本均有所下降。
公務員也是夾著尾巴過著日子。中共高層要求中央部委和各地黨政機關要習慣過緊日子，不少地方公務員降薪的消息時不時被媒體聚焦。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匯總的信息，截至2024年7月，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都發布了黨政機關「過緊日子」的規定，重點包括縮減預算、減少三公支出等，其中整頓公款旅游、違規配車用車等措施，事實上是擠掉了不少隱性福利。
極端事件頻發 隱患之後是危機
中國的失業和減薪潮正導致越來越多的極端事件。最近的兩例是6月份發生的美國人在吉林遇刺、日本人在蘇州遇刺。根據中國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犯罪嫌疑人都是失業人士。
特別是在蘇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53歲的「近期從外地來蘇州無業人員」，這一信息顯示即便是在經濟富庶的地方，想要短時間找到工作也不是那麼容易。蘇州案中見義勇為的胡友平女士，近幾年工作也不穩定，曾短時間做微商、後來當清潔工，其離世前是第三方勞務公司派遣至校車公司的勞務合同工，每月薪水大約在3500元人民幣左右。
談及這兩起極端案件，陳穎萱女士表示：「近期無差別行凶的凶手大多是50幾歲的中年男性，但詳細背景在官方刻意掩蓋下難有進一步的訊息，很難直接下定論是失業造成的極端行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緊繃的氛圍下，中國社會像是壓力鍋，隨時有可能爆炸，未來的極端事件也將層出不窮。」
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長期關注中國工人的生存狀態。根據這家組織收錄的數據，2024年1-7月，中國工人展開了1196次集體行動，以抗議降薪、欠薪、無預警裁員和補償不公，這一數字較2023年同期增加了52%，同比新冠疫控三年的數據更是成倍提升。
該機構官網強調「所記錄的事件大概只涵蓋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5%至10%」，這意味著2024年1-7月中國工人的維權行動達到了11960-23920次。1-7月的集體行動覆蓋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級行政區，其中廣東、山東、河南、河北、遼寧、浙江的情況非常突出。
亞洲公共文化協會秘書長王維克告訴美國之音：「失業率高肯定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結合台灣的經驗看，也是一樣的。尤其中國大陸人口數量大、失業率高，極端事件的頻繁發生很難避免。不管是藍領，還是白領、甚至金領，經濟上的損失現在都很大。經濟越差，突發事件越多，共產黨就會用高壓態勢打壓。這是惡性循環，人民會更痛苦，而維穩成本也會更高。」
陳穎萱女士表示:「減薪和失業一直都是中共維穩中的重大問題，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人所面臨的減薪與失業問題並沒有將他們逼到牆角，所以多半民眾仍維持在網上抱怨或是選擇接受，這些對經濟與政府的不滿並沒有被訴諸於集體行動。雖然抗議事件有所增加，但仍是相對地域性的零星個案，並沒有大規模串連的事件，也容易被地方政府彌平。因此對中共執政合法性和習近平的第三任期來說，更多是隱患而不是馬上會爆發的危機。」
三中全會辦法不多
圍繞失業、降薪所導致的社會局勢緊張，中國官方看上去沒有好的辦法短時間解決。
7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舉行新聞發布會，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主旨進行介紹和解讀。中共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提到就業時表示，要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他並沒有公布具體的改革或做法有哪些。
7月18日，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發布，僅一次提到就業，表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業優先政策」。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接受新加坡媒體采訪時指出，三中全會如果不在改革深層次上下功夫，可能難以扭轉經濟發展局勢，這畢竟涉及到國家發展方向，以及與世界市場融合的模式。
「企業仍要有艱難經營的思想准備，居民仍要有過苦日子的思想準備，」他說。
陳穎萱女士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源於房市疲軟、消費不振、政府債務高漲、外資撤離與貿易壁壘等原因，若不解決這些根本性因素，單一的挽救失業的做法只是杯水車薪。
她告訴美國之音：「中共花很大的力氣在挽救房市，包含下調住房利率、以購代建等措施。不過，調降利率也意味著會侵蝕銀行獲利，會否造成金融體系的失業率、降薪情況更為嚴重，值得後續關注。」
她介紹，除了持續挽救房地產市場與釋出各項振興措施外，近期中國發改委也加大力度對外資企業釋出善意，前往上海及陝西等地進行交流座談，顯示這可能是中共要解決就業問題的突破口。此外，雖然中國失業率仍高，但實際上藍領工作大缺工，因此，未來中國政府應該會持續並加大力道對中小微企業的補貼，並透過輿論宣傳藍領工作，以吸納白領就業市場過多的勞動力。
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於海呼籲，中國政府應對社會狀況保持敏感，實施穩定企業就業的政策，並停止任何可能損害私營部門信心的政策，「不斷下降的就業和收入預期，正在引發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政府需要認識到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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