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的2020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第80名，比去年下跌七位，不但是史上排名最低，更被歸類為第三級“問題明顯”。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排名下跌原因是在港人要求民主的示威期間記者所遭到的待遇。
兩位跨時代的香港記者回憶了抗議運動期間的親身經歷，其中一位從業十幾年的資深報人說，在香港新聞自由“半死”的狀態下，新老記者要“一步一個腳印去堅持”。
“這個排名其實很可怕，香港作為一個發達地區，但卻擠不進世界前五分之一的排名。”陳朗升是《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也是香港記者協會的執行委員。從業16年，他觀察到香港新聞自由的情況每況愈下。他說，“最嚴重的有三方面：第一，是資訊的接觸；第二，是記者的採訪權利，第三，是受到資金來源的壓力。”
警察暴力、財團壓力阻礙記者採訪
回想起去年開始的社會運動，陳朗升曾經多次被胡椒噴霧噴中，又被催淚彈的碎片射傷。“6月12日當天，我見到有軍裝警員拿著胡椒噴劑，噴射採訪的記者。我們是否做了暴力或違法的行為？沒有，我們只是在拍攝。”他看到記者遭到警員辱罵，被布袋彈槍打中背包以及印尼記者被攻擊致永久失明，陳朗升感慨今天作為記者，需要付出代價，也直言已經做了被捕的心理準備。
陳朗升表示，香港主流傳媒幾乎全部由大財團提供資金，而這些財團往往跟北京政府關係千絲萬縷，為旗下記者報導造成困難。“我認識一位記者，在親北京的傳媒機構工作，他曾撰寫一篇報導，但報導刊出時，他發現內容被大幅刪改，跟原稿完全不同，但沒有人在刊登前通知過他。 ”
學生記者初見證新聞自由困境
除了富有經驗的記者，反送中運動亦為初出茅蘆的學生記者提供了演練的機會。浸會大學的學生記者Chole在6月9日的遊行首次外出採訪，也首次感受到新聞自由的緊縮。“當天第一次採訪示威，我沒有預期過自己會被速龍小隊（特別戰術小隊）持槍追捕。當時我拿著攝影機，很強烈感受到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卻要受這樣的對待。”
Chole從前認為，香港有不同立場的報章，記者可以撰寫有興趣的題材，算是相對自由。然而作為學生記者的經歷，改變了她的想法。“科技大學學生記者被校內高層警告報導題材要小心還擇，說高層有留意他們的立場。作為學生記者應該是最自由的階段，現在連我們也會被刻意阻撓，我沒有辦法想像我兩年後畢業，成為真正的記者，可以寫什麼報導。”
北京政府2019年10月宣布，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參加考試，檢驗對習近平思想的忠誠度。Chole很擔心香港媒體將來也會變成官方喉舌。
Chole有心理準備在示威現場受傷，卻沒有想過即使在校內，編採自由也會受阻。一次她正在採訪中國大陸學生撕下民主牆上的文宣，沒想到在眾目睽睽下遭到這名學生的攻擊。“我當時有佩戴記者協會的記者證，卻仍然在保安在場的情況下被該名學生攻擊。作為記者，我堅持中立客觀，不干擾現場任何事，現在卻反過來被干擾採訪自由。”
一步一腳印捍衛新聞自由
經歷被警察追捕，也見證身邊的同學被拘捕和中彈受傷，Chole坦言也有思考過將來是否要成為記者。“你永遠有預感下一個被捕或受傷的就是自己，但思考過後我仍然希望當一個記者。如果連執法者的行為也沒有足夠的監管，小眾的聲音就會越來越沒有人理會，他們受到的不公也會越來越多。”
“我仍然打算當一輩子的記者。”作為老前輩的陳朗升也這樣說。他認為，香港新聞自由由現在的半死，到將來歸零仍有距離，沒有人知道需要多少時間，但在這期間，公眾利益和市民知情權只有靠前線記者去努力爭取。
他說：“在財團壓力影響下工作的記者，他們可能要為一個字、一個鏡頭去爭取；學生記者年輕力壯，則多跑兩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唯有靠記者一步一腳印去堅持。”
